古希腊人对悲剧的态度相当严肃认真。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城邦的鼎盛时期，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民主政体的公民们每年都会相聚一堂，在剧院共同欣赏一部优秀的悲剧作品。
那一时期，在公共财政的资助下，众多优秀的悲剧作品相继被搬上舞台呈献给整个城邦。尽管人物对话和情节线索迥然相异，但这些戏剧作品的表现形式和道德训诫却一以贯之：杰出人士总会因自身的无知、傲慢或疏忽而跌入人生谷底。
这些悲剧作品向人们发出了明确的警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不完美的人类手中，而人类会犯各种错误——无论多么成功、多么辉煌的文明，随时都可能滑向悲剧性的失败深渊。
这种深刻的危机感（或称之为“悲剧意识”）深深融入了雅典文明之中。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悲剧会催生遗憾和恐惧，并产生情感宣泄的效应。而情感宣泄正是促使观众意识到他们所目睹的这些悲剧性后果完全有可能避免的关键。
通过直面悲剧，目睹并理解事态将如何不受控制地向最坏的方向发展，雅典人渐渐开始鼓起勇气并尝试构建某种集体责任感，城邦的执政官和公民们开始共同克服艰险，试图避免自身悲剧命运的到来。
美国人的悲剧意识
美国人对悲剧作品也同样颇有鉴赏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惨记忆使美国人凭直觉意识到，世界秩序的崩塌将导致灾难性后果；而苏联构成的潜在威胁也在不断提醒美国，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和平是难得的、珍贵的，绝不应被视作理所当然。
因此，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内，美国在地缘政治领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以确保世界秩序不会出现再次崩塌，而这一努力也收获了虽不完美却也可以令人接受的结局：二战后的国际体系虽然没有实现绝对稳定，但颠覆者却受到了有效压制并被最终打败，民主体制和民主观念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美国和整个世界也因此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高峰。是危机感促使美国人付出了踏实的努力，创造了伟大的时代，而这一危机感正是来自对悲剧的认识。
正如人们常说的，美国人是健忘的民族。在享受70多年的和平和四分之一世纪的全球霸权之后，如今的美国人早已不知危机感为何物。长期以来，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美国人已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了。但他们已经忘记当前这种秩序当初是为了抵抗什么而构建起来的了：为了防止国际秩序的彻底崩溃，为了阻止暴力活动和大国战争的爆发——这些可怕的事情曾如此频繁并贯穿了人类的历史。
当美国国力和国际秩序正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时，这种健忘症的害处表现得更加明显，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如今，美国及其费尽心力维持的世界秩序正眼睁睁看着悲剧在孕育成形，美国人早已忘记了陷入悲剧是何种感受。
作为常态的悲剧
我们总习惯于认为，以国际暴力和大国战争为特点的世界秩序的全面崩溃只存在于遥远的历史当中，绝无可能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但这样的观点是完全不顾史实的，因为历史上国际关系的崩溃绝非个例，而是一再重复的常态。
事实上，古典现实主义者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以及他们在20世纪的志同道合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都清楚，国际关系的历史经常重复此类悲剧。即使希腊人曾倾尽全力培养公民的悲剧敏感性或危机感，悲剧性的结局还是无可避免地降临了。
公元前5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古希腊最强大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陷入了冲突。这场战争并非始料未及，因为在此之前两个城邦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数年，但战争开始的时间点和突然性却是人们始料未及的，毕竟斯巴达和雅典曾签署了一份30年的和平协定，双方一致同意通过仲裁来解决争端，并在之前的15年里多次有效避免了危机的升级，通过这些程序性的手段，两个城邦维持了长时间的和平。然而，仅仅因为雅典对其邻邦墨伽拉的经济制裁——一起涉及到斯巴达盟国的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争端，希腊人便决定发动战争。
这场争端不可避免地升级为某种意义上的“世界大战”，因为多数当时已知的国家都被卷入其中并持续了将近30年之久。这场冲突葬送了无数的生命和财富，战争的赢家和输家都毫无例外地陷入了困境，这加速了雅典城邦大规模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分裂，并最终导致分崩离析，再也无力抵抗来自外部的攻击。在战前几乎没有人会预料到，由一个附庸国引发的争端竟会终结希腊的黄金时代，并最终让希腊这个世界舞台上独立而强大的演员黯然退场。
最近几个世纪，人们几乎总是毫无缘由地相信，国际关系的本质已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曾占据世界体系中心地位近400年的欧洲也曾一再陷入毁灭性战争，从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到18世纪后期19世纪早期的法国大革命，再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每一次的战火都由日益激烈的争端点燃，而且都导致了当时国际秩序的迅速崩溃，随后也都引发了骇人听闻的暴力和毁灭。
三十年战争开始于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之间的争端，而战火最终扩散到了整个欧洲。仅仅在德国，战争就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最保守的估计是四分之一的德国人死于这场战争，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美国失去8000万人口。
法国大革命持续了二十多年，变革了欧洲政治，并进而引发了人类历史上在规模和激烈程度上都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战争。
经历这些动荡之后，世界各主要大国都冷静下来，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局面，那段时间里爆发了几次局部冲突，包括克里米亚战争和德国统一战争。但这段相对的平静在20世纪初被彻底打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又是一场由一个小火星点燃的波及范围极大的战争。在21年短暂的休整后，紧接着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些战事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世界：数以亿计的生命被吞噬，而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因此崛起，并最终终结了欧洲在全球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任何对现代历史的研究都表明，国际秩序的崩溃将彻底破坏原有的历史面貌。这些秩序崩溃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和实力均衡格局中的权力交替有关，有些和对立的意识形态有关，有些和某些国家的治国纲领有关。但无论起因如何，却总是滑向相似的灾难性结局。
在一个以国家间激烈竞争为特色的无政府主义世界里，悲剧才是这个时代政治经济生活的常态。
悲剧提供的启示
事实上，这些崩溃造成的后遗症影响深远，一系列规则和权力关系组成的用以规范国际关系的现代国际秩序体系，大体上正是在这些悲剧结束之后才被设计成形的，如此可以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当然，国际秩序的形成不仅依赖于那些受伤的历史记忆，还依赖于在全球范围内对主要国家有利的权力配置，以及主导国家间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但总体而言，这一秩序体系的确吸取了历史悲剧的教训，抱着防止悲剧再次发生的希望，主要国家和领导人调动了他们所有的创造力，共同构建并维持了这一秩序的稳定运行。
下面让我们梳理一下现代国际秩序的形成过程。
在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们签署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以此来约束那些曾经煽动冲突对抗的力量。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一场外交革命，它首创了禁止干涉他国内政的国际政治秩序，开始将世俗权威而非宗教权威视为国家主权的基础，并试图通过维持国家间权力的平衡来防止外国入侵和战争的爆发。此外，它还依赖于主要国家间达成的共识：曾降临在欧洲大陆、折磨这片土地30年之久的毁灭性灾难，永远也不该再次出现。
同样地，在法国大革命后，经过精心设计的、从1815年开始由英国领导的议会制度成功地维持了欧洲将近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有效地防止了欧洲内战的爆发和国际秩序的崩溃。这一体系成功的关键在于将欧洲主要的5个国家都吸纳进来，使它们至少都有内在的动力去维护和平稳定的局面。该体系由英国和俄罗斯奠定基础，并以1815年后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保守主义政治价值观作为理念保障推行开来。
这一体系同样也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影响深远的制度创新——该制度的特点包括进行定期磋商以遏制国家间争端和外交敌对情绪，另外还要求成员国在一定程度上以放弃单边优势为代价获取相对和平。
正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一样，该体系也是回望过去而非面向未来的制度创新，因为设计的目的是在根源上杜绝冲突的发生，这些冲突曾在1789年后使欧洲生灵涂炭。事实上，最终使该体系得以长时期维持的却是各国经过艰难挣扎才接受的一项认知——这一体系并非什么坚固的壁垒，剧烈的动荡随时可能重现。
人们甚至无需回溯过于久远的历史，就能理解悲剧是如何激励人们付出如此艰苦的努力来重建国际秩序并维护世界和平的。挺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人受到悲剧性战争的启示，开始改变对美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态度。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尊称为“智者”的美国领导人和精英阶层（虽然如今名声不太好）有意识地拒绝了20世纪30年代曾流行一时的孤立主义观点，他们致力于努力稳定战后国际秩序，以防“二战”成为一场更具毁灭性的全球战争的序幕。
他们达成这一目的的方式是确立美国的全球霸权、巩固美国在全球安全联盟体系中的地位、积极参与多边机构、并大力推广民主人权自由贸易等观念、宣扬对法律和规则的尊重等等。
他们致力于尽可能在早期就对威胁势力实施压制，在威胁势力扰乱关键地区或对国际和平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之前就将其打败。他们意识到并接受了这一事实：美国再也不可能回归“常态”（指一战前的孤立主义政策），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唯一有能力承担这一责任的国家，美国必须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任。
他们付出的这些努力是基于几个世代以来一直指导着美国决策者的那些基本原则：维护国际秩序要比等到它被摧毁以后重建的代价要小得多；现在做出些局部的牺牲要好过将来再付出巨大的代价；全球的常态和稳定并不能自我维持，需要某些寻求秩序并促进稳定的国家主动付出长期的努力。
与1815年后的局面类似，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既受到过去战争教训的影响，也受到鼓舞人心的未来愿景的启示，当然同时还受到20世纪30年代孤立主义带来的一系列恶性失败的警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痛苦经历过后，美国领导人得出结论：如果美国不能在友好国家面临外敌入侵时提供援助、不能代表遭受抨击的民主价值观发出声音、不能阻止由保护主义引发的贸易战、不能继续通过物质援助的方式支持某些国际组织的话，世界领导国家的位置将会出现空缺，世界秩序将陷入混乱。
事实上，对上述这些“不能”的拒绝直接促成了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大成功：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实施在其后数十年里遏制了苏联侵略意图的一系列政策，美国创造了全球经济的“正和秩序”（指各方利益都有所增加的国际秩序——观察者网注），打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盟国体系，美国得以在全球的关键区域维护稳定、平息争端。
如今在我们眼中极为成功的战后国际秩序，正是对之前反复出现的悲剧的有效回应。而扩张主义的苏联在威胁着美国国家安全的同时，也在不断提醒着人们：如果美国走上另一条道路，悲剧可能随时再次上演。
事实上，美国领导人非常清楚世界和平有多么脆弱，正是这种认知使他们战后在面对危机时始终保持镇定和果断。1950年1月，杜鲁门政府曾宣布朝鲜半岛将不再被纳入美国全球防御范围，因为他们判断，这个地区光凭自身的能力无法对全球权力平衡构成威胁。而当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很快就做出了决定——抵抗。他后来写道，这一决策的依据是他本人在二战前黑暗年代的早期经历。
在我这代人的记忆里，这已经不是强大国家侵犯弱小国家的第一个案例了。我能很快回忆起一些被侵略的更早期例子：中国东北、埃塞俄比亚、奥地利。我记得每一次民主政体的陷落是如何鼓励入侵者们继续得寸进尺的。我能肯定，如果眼睁睁看着韩国被占领，东方阵营领导人将受到鼓舞，进一步控制更接近我们的国家。如果这一势头不能得到遏制，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一触即发，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曾经也只是被一个类似事件触发一样。
杜鲁门很清楚，在受到挑战时，国际秩序必须得到强化；而现在运用武力就能够消除今后不得不陷入更大规模争端的可能性。对于那个时代曾亲眼目睹国际秩序可能如何迅速崩溃的政治家而言，教训是清晰而深刻的：保持危机感是维持长期和平稳定的必要条件。
当然，这一原则同样会因其被滥用而导致悲剧的发生，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美国发动的那场昂贵且导致社会动荡的越南战争。这是一次典型的过激干预，而美国为了上这一课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总体而言，美国政策制定者在战后的行为原则是少有争议的。如今，冷战时期会被视为一段“长期和平”的时期，而战后时代被公认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进入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繁荣的黄金时代，民主成为全球政治舞台的主流。所有这些成就的基础，正是美国在二战后数十年内以独特且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全球部署的无可匹敌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力量。所有这些努力同样也都受到了已经发生的历史悲剧的启示和鼓舞。
我们这个时代的健忘症
这种战后秩序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美国人如今似乎已失去了曾经带领他们走向繁荣的那种危机感。美国上一次遭遇国际秩序崩溃至今，谢天谢地，已经近乎四分之三个世纪了。冷战结束也有25年了，这让很多观察者们得出结论：地缘政治竞争本身已经成为过去的遗迹了。这种思想倾向自然地导致美国人曾经孜孜不倦维护稳定和安全的意识出现了松懈。
1961年，约翰·肯尼迪总统曾自信地宣告，为了支持和维护有利世界各国的国际秩序，美国人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重任、迎接任何挑战、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而如今看来，这种意愿正引发人们越来越多的疑虑。
再让我们看看美国的国防预算。在和平时期，强大而资金充裕的国防体系已成为二战以来支撑起美国秩序大厦的关键。自冷战结束以来，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已成为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基石。如今，美国的军事控制力已在减弱，并且美国阻止这种衰落趋势的意愿还不明确。俄罗斯和中国正大量投资国防军事能力建设，期待着能在东欧和东亚施展各自的影响力，削弱美国军事力量的优势地位。而同一时期美国的军事预算已从2010年的7,680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5,950亿美元。按当前趋势发展下去，国防开支占GDP比重将下降到二战以来的历史最低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试图以有意义的方式——而非像特朗普总统提出的魔术般的“造墙运动”——强化美国军事威慑的努力都将成为政治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此同时，福利开支仍旧是不可侵犯的领域，任何增税措施都让人无法接受。
美国人和他们选出的政治家似乎忘了，世界上还有比改革社会保障金制度和另外再多付3到5个百分点个人所得税更糟糕的事情；他们也忘了，美国的军事优势才是防止这些更糟糕情况发生的有力保障。
我们再看看美国公众舆论在对外事务上的观点。过去几年，情绪化的声音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人们认为美国应该多管管自己家里的花园，而不是去世界各地瞎操心。2013年，52%的美国人都赞成美国应该“在国际上少管闲事，让其他国家去争取他们靠自己能够过上的好生活”。3年以后，赞同这一观点的人口比例上升到57%。这是越南战争以来最能反映人们“反国际主义”情绪的证据之一，这同时也反映出美国人不再那么愿意承担长期以来的全球领导责任。
美国公众不应受到指责。这些年来，美国领导人一直在频繁煽动这种情绪。巴拉克·奥巴马曾反复强调，是时候放弃海外的意识形态推动工作了，美国应该专注于国内的建设，他还宣称宇宙的规律总会不可避免地趋向于公正，他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无需再费力维持这种公正了。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曾不屑地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肢解定性为“明显具有19世纪和20世纪风格的决策”，而不承认这次军事行动标志着死灰复燃的超级大国修正主义，并且将对21世纪的世界构成越来越不容忽视的威胁。
还有更近的例子，特朗普反复将美国的盟约和其他承诺斥为让其他国家能够在美国大赚一笔的“傻瓜赌注”；他甚至还复活了有关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优先“原则的相关话语乃至部分政策。
在这些观念里（尤其在特朗普的世界观里），我们找不到任何的危机感，人们根本意识不到，包括美国自身在内的国际体系，之所以能在过去70年里有效避免悲剧发生并取得如此巨大进展，正是因为美国曾非常努力地维持这种秩序；人们同样意识不到，对自由贸易的攻击，对专断领导人的崇拜，以及对美国联盟体系的质疑，都对维持当前秩序、继续美国所取得的成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事实上，如果美国人对承担国际领导责任感到越来越疲惫，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忘了这种领导责任在当初为何值得承担。为什么我们要在全球部署军事力量？为什么我们要在全球建立广泛的同盟体系？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关心发生在乌克兰和南中国海这样遥远地区的事务？为什么即使明知这会对美国的特定产业和就业形势构成短期威胁，我们仍然要追求自由贸易？针对这些问题，将来总有一天会有人给出优秀的历史性回答，而这些答案总会无一例外地提及，在美国承担起雄心勃勃的全球角色之前，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一系列悲剧性事件。
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都遗忘了那段历史，部分是因为时间流逝使遗忘难以避免，而更多地是因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取得的成就早已冲淡了那段黑暗的历史记忆。美国人的危机感已然逐渐流失，并正被一种幼稚、危险且脱离历史的世界观所代替，而这一过程目前仍在加速当中。
愈加黑暗的世界图景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国际社会再一次被威胁美国的大小势力所充斥，这种遗忘症依然在折磨着人们。在东亚和东欧，修正主义的专制力量正在威胁他们的邻国，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被一点点蚕食殆尽。
在中东，伊朗宣告了该国在这一地区的野心，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则在缓慢推进他的种族灭绝计划，伊斯兰国和其他圣战组织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大肆破坏——即使他们的军事力量已遭到削弱。朝鲜正公然违反国际社会准则，继续推进其核武器和导弹项目，这对韩国同时也对美国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在全世界各个地区，曾经在冷战后有效维持了世界稳定的规则和秩序正遭到越来越强烈的挑战和侵犯。互不侵犯领土、和平解决争端、各国不受胁迫地选择其经济和政治盟友的自由以及在世界关键航道的航行自由——所有这些规范如今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当下的世界，威胁因素多种多样，但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征——都代表着仪表盘上闪烁的警示灯，这表明长期以来有效而稳定运行的国际体系正从边缘开始崩溃。超级大国之间的竞赛正在复活，这尤其令人忧虑：大国的欲望难以满足，这些国家的地缘政治修正主义一直以来都预示着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尽管很难想象，但你可以设想一下——未来某一天，当我们回顾今天国际体系遇到的挑战和分裂时，这些都会被视为日后悲剧事件的先兆。
悲剧是普遍存在的，也却并非不可避免。只要美国及盟友齐心协力，暗淡的未来就完全可以避免。是的，世界主导力量的交替正在不容置疑地发生着，而且再也不会像1945年或1991年那样有利于美国了，全球政治领域的某些转变也因此变得不可避免。
至少在当前，美国还不是过气的霸主，它仍然拥有无与伦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华盛顿及其盟友仍然把持着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和经济主导权。当下的国际秩序的确面临挑战，但这些挑战并非不可抵御。只要与美国结盟的国家能够坚定不移，一直以来巩固着该秩序的各类盟约、协定和组织机构将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固。
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实力，还在于意志。那些在历史上曾经维护了国际秩序的国家，如今是否能重新聚拢勇气、凝聚力和资源来继续维护这种秩序呢？他们能否意识到，在过去成功遏制大国战争和灾难性动荡的并不是什么历史必然性或是什么“人性中的善良”，而是他们的坚定意志和不懈努力？他们是否还清楚记得，当国际秩序分崩离析之际，一切都会多么迅速地坠入恐怖的深渊？美国及其盟国曾经从悲剧中拾起了创造美丽新世界的决心，如今他们是否能恢复这样的决心让美好的事物继续美好下去？
在书写19世纪议会制度的成败时，基辛格观察到，“在享受长期和平的时代，危机感消失了；人们不再意识到国家也可能消亡，而动乱一旦发生就再也无法挽回”。
如今，美国人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最终重新获得他们应有的危机感：要么是自己主动认识到危机感的重要性，要么在真实世界里经历真实的悲剧——如果他们的遗忘症得不到治疗的话，这一结局将难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