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发展援助到底有无效果的问题直到现在也争论不休。林毅夫先生和王燕女士最近出版了一本《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的书，这本书涉及到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借助外部支持启动增长的问题，他们的观点突破了传统援助机制局限于援助--发展的困境。实际上，西方学术界对于援助一直都有着深刻的批判。后现代解构主义社会科学家往往把援助看成是资本主义和西方维持其霸权的工具，这样的批判显得有些极端，但却是深刻和尖锐的。大家可以参照Arturo Escobar的《Encountering Development》和James Ferguson的《The Anti-Politics Machine》等著作。Angus Deaton在他的《The Great Escape》一书中说，“2008年，世界上的贫困人口大约8亿，如果按照1美元贫困线，那么，美国人加上英国德国和日本的成年人每人每天捐0.15美元，世界的贫困就解决了，这应该说是容易做到的，为什么没做呢？但是就算我们捐了这0.15美元，贫困问题也就此不会被消灭。”他没有从解构主义的角度看，他认为按照这样的算法产生了“援助的错觉”，援助绝非消除贫困的良方，相反却是穷人改善生活的绊脚石。当然也有很多人都在说援助是有效的，他们说，研究显示非洲这么多年教育和医疗的进步主要是援助的功劳，如坦桑尼亚的人均寿命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的50多岁提高了现在的77岁。但是由于对照数据的缺乏，很多人质疑这不是援助的成就。很显然对于这个问题很难用有效和无效做简单的说明。从现代发展援助开始的那天起，客观地说，援助的动机并不是一个坏的想法。殖民时代，财富从穷国流向富国，在贫富差异的结构关系中，穷国很难通过出口原材料致富。所以富裕的国家希望通过援助这种财富的反流到穷国而帮助穷国发展。如果我们不从解构主义的视角看得话，那么，援助的初衷和目标就是帮助穷国发展，问题是为什么这样一个看起来良好的愿望会引起长达几十年的争论？如果说援助是有效的，那么为什么今天那些接受了援助的穷国依然贫困？如果说援助没有效果，那么为什么援助又不会停止反而，联合国还在敦促富国提高他们的援助份额？
我一直相信援助的道德含义。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讲过，“即使是一个腐败堕落至极的世界也绝对不会存在这样以他人之苦为乐的恶棍”。他的意思是人类有义务对于需要援助的人施与援助。对于活跃在战乱中的红十字会，对于在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中的援助，以及对于处于疾病灾难中的国家施与援助，我们都一直予以支持。人们排着长队捐款的情景反映了人类超越距离和民族所呈现的道德感和行动显然问题不在我们有没有义务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在于现在的援助有没有可能达到帮助他人的目的。很多人道主义援助是可以，但是主流发展援助的效果则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当把援助作为手段去帮助穷国消除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时，其效果是值得质疑的。
穷国能不能摆脱贫困和救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发生灾害时，物质和资金的援助可以免除受灾人民因为物资和资金缺乏而出现的灾难可以拯救生命也有利于灾后的恢复。现代援助的成功案例马歇尔计划实际上是战后的重建计划。真正使马歇尔计划成功的并不是资金和物质本身，接受马歇尔计划的国家战前都是发达的国家。把马歇尔计划作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样板显然是有问题。每一个国家的减贫和发展都需要内生的机制和动力。就像一个零件不全或者一部有毛病的机器，无论如何加油，它都不会启动一样一个国家如果不具备发展的内生动力，援助是不起作用的。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具备了内生的发展条件，只是缺乏资金和技术，那么援助就会发生作用。当援助从人道主义领域延伸到发展领域的时候，援助者开始认识到了援助的尴尬。但是他们不是减少或者停止援助，而是继续探讨援助如何能发挥作用。作为自己辛苦的工作，他们不会承认援助不起作用，相反会不断地告诉大家，不是援助不起作用而是我们以前做的不对。大家就这样不断地相信这样的托词，也就不断重复着不起作用的援助。按照这样的假设，要想使援助在发展中发挥作用就得让援助与改革挂上钩。然而，改革是个系统的工程，通过外部的援助促进一个国家内部的改革则会让改革和援助都变得非常复杂。这也正是援助不能很好地促进减贫和发展的原因。显然质疑发展援助的效果不是否认人类的道德义务，恰恰相反是严肃地思考人类的道德责任。将人道主义援助延伸到发展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了人类普世性的道德义务。
发展援助的基本理论基础是经济增长和投资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关系。经济增长和投资越高，国民收入就越高；当投资不足时，经济增长就缓慢，国民收入就低。因此，当一个国家缺乏投资时，想要提高国民收入就需要外部的援助。按照这个理论，发展政策和实践领域都一直立足于如何改善政策环境来吸引投资和提高投资的效率。这些观点也不能说是错的。但是围绕这个理论而形成的通过投资来促进穷国发展和减贫的一套发展知识体系则是值得质疑的。首先，应用于穷国的发展知识是外生性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是在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在后殖民时代由西方的知识精英在发展中国家逐步构建而成的。这一体系虽然也包含了穷国的一些经验，但更主要的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如强调市场、法制等构建。这个知识体系的建设主体不是穷国的知识精英，无法植根于穷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说是知识霸权过于极端，但至少是这个知识的构建中缺乏本土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视角。在这个知识体系中，只能看到本土的参与和依附，而不是本土主导性吸纳外部知识。因此，就造成了所谓的知识主客体关系的错位。由于知识的生产由外部主导，而外部的投资又需要这个知识体系提供其运行的合法性依据。西方发展知识生产体系建构出的发展知识是高度提炼和抽象的虽然这些知识有西方的发展经验和要素，但既不是西方发展过程中真实的实践形态，也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化形态，如自由化，市场化，参与式发展，性别与发展知识等。因此，知识的生产和应用就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得援助出现了异化。
西方发展援助的高度专业化和体制化是西方援助的重要特色。援助由专门训练的人员和组织来实施。援助客观上需要专业化和制度化，但是高度的专业化和制度化诱发援助人员和体制的自身利益追求。援助人员和机构在本质上很难接受援助是失败的这一事实。即使有所谓的独立评估,但是评估者与援助人员和机构都依赖援助生存，他们之间的主体利益是一致的。西方倡导的独立专业主义精神与援助实践之间形成了极大的悖论。援助专业化导致从知识生产到传播的一个利益链条的形成，在这个利益链上除了不断将援助资源投入到所谓改进后的项目中以外，除了学者在援助体系中很难有人能正视援助的问题，即使有像伊斯特利这样的专家，他最后也不得不从世行辞职。这种情况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更是如此。西方发展知识的生产和援助的执行在自由化和市场化之后均实行了自负盈亏的体制设置，盈利性驱动了各种发展咨询公司和自由工作者大量出现，援助的公共使命与私有化公司和自由职业者的牟利动机产生冲突。由于援助成为了这些机构和个人的生计来源，这就使得改革援助的努力变得十分困难。不仅如此，专业化和制度化也导致了援助成本的不断增加。据估计，西方真实援助的比例很低，有的援助预算的50%以上都是管理成本。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的人格化是政府低效率的主要原因，但是，自由化后使用公共资源的各种市场主体同样是人格化的。市场化的援助体制非但没有改善援助的效果，反倒使得援助陷入了更加尴尬的状态。援助的产业化，市场化给援助这个公共产品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希望通过专业化、制度化来推动援助的努力最后由被这样的机制所异化的现实实在需要我们深思。
发展援助深陷困境是不争的事实。在地缘政治利益的驱动下，各国还在争相增加发展援助，但是好在很多受援国已经认识到了援助的问题。很多非洲国家都在力图减少接受援助，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许多非洲国家都逐年减少对援助的依赖。实际上，传统的援助--发展路径正在受到挑战，而发展援助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消失则取决于能否发育出新的发展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