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由全球化所开启，它以相互依赖为基础，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以大国协调和国际合作为主要路径选择，是推动时代变迁的重要力量来源。每一次全球治理危机的爆发与应对，都是国际秩序变革的契机，也往往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契机。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双刃剑效应的进一步显现，世界迎来全球治理变革的新时代。新一波全球治理变革以危机应对为主线，其中不仅涉及国际权力、国际利益、国际责任的再分配，也涉及不同全球观念的折冲，大国激烈竞争势在必然。全球治理由局部性向全局性扩展，加之新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既有全球治理领域内的国际规则和制度安排受到严峻挑战，新问题领域的治理迫切需要制定规则和进行制度安排，全球治理危机与转型、发展并行，给各国战略调整均带来巨大挑战与难得机遇，推动着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全球治理危机应对与转型发展，为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与重要条件。随着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日益深化，中国在全球性事务、地区性问题的解决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理念、中国思路、中国方案举世瞩目。当前，各国所秉持的全球治理思想、模式偏好差距甚大且竞争激烈；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世界仍将处于不同治理模式的激烈竞争中。基于此，中国全球治理战略的核心目标应是，抓住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契机，促进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良性互动，成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倡导者、设计者、塑造者和引领者，积极承担推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理论探索
全球治理是一种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机制，为应对共同的问题与挑战、寻求共同利益而进行制度化合作，共克时艰，共享权益，共同管理、规范我们生存的世界。【1】由于国际社会缺乏统一的权威，全球治理从本质上不同于国内治理，它一方面是一个多样性主体参与的多层次体系，另一方面又是以主权国家相互合作与竞争为主导的权力与权威框架。全球治理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是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一概念的提出不啻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挑战。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肇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并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2】全球治理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和全球治理危机应对而发展，前者催生了战争与殖民的全球化以及国际体系从欧洲到全球的扩展，后者则催生了全球性的国际制度，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制度化安排，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体系开始出现。
然而，全球治理的开篇之作却是霸权政治，尤其是美苏争霸体系。这实际上是一种局部全球治理，只有部分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只有部分问题领域纳入全球治理，参与者和问题领域均受制于霸权政治，西方国家、霸权国家藉此在规则制定、资源分配等方面占得先机。20世纪60年代，西方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昔日的边缘地带纷纷走向独立，第三世界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改变了既有的两极霸权格局，也使得全球性问题激增。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联合国越来越沦为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工具，美国经济主导力下降导致的全球经济治理危机频发，国际事务的处理需要新的国际机制，七国集团应运而生。20世纪90年代开始，七国集团逐渐从维持和受制于两极霸权结构，转变为推动和塑造国际体系新结构成型，并通过扩大成员、增设议程和深化机制的方式进行制度改革，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商机制的建设，力求转型为有效的全球治理中心。与此同时，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渐成气候，加上地区主义勃兴，国际格局酝酿巨大变革，联合国改革被推上日程。伴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既有国际制度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的作用捉襟见肘，【3】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提上日程。这些变革为新全球治理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全球治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它表明，既有国际体系和治理机制无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也无法破解全球化快速发展引发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全球性问题和全球风险的出现，对国家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挑战，全球治理体系日益体现出碎片化和多元中心的特征，全球治理的整体性方案难以落到实处。传统发达国家陷入低迷，新兴大国持续高增长，这一历史进程带来了现行全球治理结构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危机，意味着完全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旧模式无法延续，这是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困境。同时，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主要应对国家间维持和平稳定等治理议题的传统全球治理机制捉襟见肘，从而产生了传统治理体系的进程性困境。其间，必然伴随着全球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和全球治理价值日益分散化，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的观念性困境凸显。以此为指向，全球治理困境逐步钝化，既有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不能应对全球性挑战，致使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出现世界秩序失调的状态，全球化本身遭受质疑和挑战。
全球治理需要探索新思路、新路径、新方略。2008年首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开启了全球治理转型与发展的先河。中国等新兴大国进入全球治理核心决策圈，各国在全球发展合作、经济治理改革、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领域达成重要共识，开始确立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定规则、定重点、定风向的主要平台作用。以此为基础，全球治理危机应对取得重要进展，为全球治理转型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与发展，各大国既有深度合作，也存在着激烈的博弈，在全球治理的理念、思路和方略上存在激烈竞争，不同的利益和观点可能导致世界政坛更加严重的分裂。面对质疑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汹涌浪潮，全球治理危机尚未完全消除，新型全球治理范式尚未形成。全球治理危机四伏的现状和新型治理模式的前景，给了我们反思既有理论解释、构建新理论模式的契机。
首先，全球治理危机频发，尤其是美欧危机的爆发，促使我们重新解读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首倡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指出，“要稳定世界经济，就需要稳定者，一个稳定者”，【4】霸权领导国的无私和远见是确保世界利益的核心条件。【5】霸权稳定论的基本主张是：霸权国家建立其自己的霸权体系，并制定该体系的基本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霸权国的实力与威望是其他国家接受这些国际制度的重要前提；霸权国利用这些机制维持霸权体系，最大限度地获得自己的利益；为了维持该体系，它愿意向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容忍搭便车行为；霸权国衰落或急剧变化导致该体系的国际制度发生相应变化。【6】霸权稳定理论主要基于权力的物质资源，未能解释更多的权力维度，故而经常受到批判。【7】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深受霸权政治的困扰，也常常为霸权国家所绑架，这是联合国全球治理地位弱化和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的主要原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与意愿大大降低，对参与大国协调、共同应对挑战三心二意。霸权自身的不稳定影响全球的不稳定，该情势困扰着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全球治理难以摆脱彻底危机的核心根源。
其次，全球治理危机的爆发及其应对，凸显了以个体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彰显了大国协调的战略价值和国际制度重塑的必要。罗伯特·吉尔平指出，霸权衰落和和新兴国家成长导致决定性的权力再分配。为防止霸权转移，主导大国可以采取如下战略：首先是消除产生问题的根源，即发动预防性战争消灭或削弱新兴的挑战者；其次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张来寻求减少保持其地位的成本；再次是减少承担的外交义务，包括直接放弃承担的某些义务、与威胁性较小的国家结盟或寻求和睦关系、对新兴大国退让从而寻求对其野心进行绥靖。【8】他进一步提出霸权与大国政策协调并存的理论，强调多边管理与政策协调的价值。【9】罗伯特·基欧汉则强调，如果国际制度适应，合作并不需要一个霸权领导，后霸权合作也是可能的。【10】他提出的国际制度稳定论认为，国际制度拥有自己的独立生命，随着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国际制度将不断发展，其发展并不完全依赖霸权国的意愿。【11】基欧汉深刻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指出局部全球化世界的有效治理需要更为广泛的国际制度，防止全球化的停滞或逆转，需要发展促进合作、有助于解决冲突的治理安排。他开出的药方是，将理性战略行为与信念和价值观相结合。【12】
再次，全球治理危机的应对呼唤新的理念和规则，为新理论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一方面，现有的全球治理规则严重滞后于全球化的现实，不能适应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大量涌现；【13】另一方面，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并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核心动力，但在国际体系尚未获得应有的地位与影响力。上述因素加上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经验积累，一种基于全新理念的国际合作理论呼之欲出。它建立在近年来国际协调和全球治理重塑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人类共同利益和风雨同舟的现实，强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与共，强调共克时艰、共享前景的可能。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和塑造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堪称时代杰作，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中国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全球治理转型发展同步，这既是中国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也是中国影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20世纪90年代亚洲治理危机和2008年以来全球治理危机的应对，为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提供了难得的战略空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被视为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必由之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仅着眼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更将中国发展放到全球视野中，就世界和平发展的诸多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中国方案”。【14】以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为核心目标，以伙伴关系网络为全球视野，以东亚和中国周边为地区重点，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核心抓手的“中国方案”，深刻把握了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相辅相成造就的新格局，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核心位置，为开辟新全球化时代贡献了中国智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更美好世界的密钥。【15】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前总干事卡洛斯·马格里诺斯就此指出，“中国俨然已成为推进全球治理的负责任的贡献者，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摆脱危机的积极主力。”【16】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大力推进国际合作是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必然战略选择，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理论呼之欲出。
在中国迅猛崛起与世界快速转型并行的时刻，中国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全球战略定位：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受益者、建设者、贡献者，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治理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等诸方面推出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正在实现由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向积极引领者的历史性转变。中国高度重视全球治理议题。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建设，主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深化新兴国家治理合作，重视发挥区域治理作用。习近平强调，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明确提出中国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定位和责任。2015年10月12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要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2016年9月27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2016年10月16日，习近平出席印度果阿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并发表讲话指出，“继续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继续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继续做国际和平事业的捍卫者，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提出打造世界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题演讲，指出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呼吁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提出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的战略主张。【17】以上述战略判断为基础，中国确立了推动全球治理走出困境、转型发展的基本定位：理念引领者、智慧贡献者、方案提供者和积极行动者。
对新全球化的深刻认识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走出困境、转型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投资陷入低迷，复苏动力不足，增长分化加剧，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浪潮汹涌，民粹主义彰显。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发源地，并波及世界。在此危急时刻，中国挺身而出，主动倡导包容、公平、可持续的新全球化，积极承担起主导推动新全球化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指出，“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18】习近平强调，新全球化的目的是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9】
提出并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走出困境、转型发展的理论创新和战略依托。中国素有世界理想，天下思想一脉不绝，和谐世界承继在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其后。十八大报告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3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以“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为主题，习近平发表《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演讲，阐释命运共同体的四大内涵：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在于行动，国际社会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中央在洞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演变大趋势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大潮流的前瞻性思考，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一脉相承、互为补充。【20】
塑造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走出困境、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标签。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对中国丰富外交实践的提炼升华，指明了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崭新思路，代表了中国对未来世界的理想与愿望，体现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可以说，塑造新型国家关系代表着中国对自身与世界互动关系认识的新高度，是推动全球治理转型的密钥。
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基础性举措。中国与世界密切互动，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占世界1/5人口的国家治理好本身就是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因此，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全球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治理的状况。面对世情、国情的巨大变化，中国积极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指明了破解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的根本路径，【21】吹响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号角。
同时注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担当发展中世界和发达国家的桥梁，在全球层面推动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落实，是中国应对治理危机与变革的全球方略。中国一方面强调塑造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致力于通过增进互信、聚同化异、避免对抗、互利合作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历史宿命，避免并克服旧有大国关系中互不信任、相互敌视、相互排斥、相互为敌的消极因素，增强相互信任、相互尊重，追求合作共赢，建立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健全风险管理机制，为国际关系发展输入正能量；以正确义利观为引领创新发展中国家关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22】
中国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提出新型国际关系的塑造，并通过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和参与G20机制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迄今，中国与80多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中国伙伴关系战略以实现共同利益为基准，以促进互利共赢的目标，以国际合作为路径，代表了中国和平、合作、共赢的发展路径。作为一项基于双边而遍及全球的战略部署，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对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进程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大国与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互动的范例，发展这种双赢乃至多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对世界政治和国际秩序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克时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坚定帮助欧洲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应邀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增资，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需要必要的国际制度保障，完善确保和平发展的国际制度，是中国外交重要的价值追求，中国在G20的积极作为体现了上述意愿，“一带一路”建设体现了中国塑造国际经济关系的制度化努力，并成为以地区为基础、以全球为视野的重要战略部署。
中国深刻认识到所在地区的治理对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示范性意义，致力于促进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推动东亚地区秩序建设。中美日等大国竞争围绕东亚展开，地区治理出现“九龙治水”的博弈格局。中国积极推进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中国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积极提升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是中国拓展对外开放的重点、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目的地、资源能源的重要来源地。“一带”着眼于加快西进战略的实施，“一路”着眼于海洋强国建设，二者构成了中国对外开放新布局的先手棋。
致力于从区域层面、周边角度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一则着眼于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二则着眼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的广大腹地国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一带”着眼于加快西进战略的实施，“一路”着眼于海洋强国建设，二者构成了中国对外开放新布局的先手棋。中国抓住既有国际金融秩序坍塌、亟需重建的机遇，回应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的诉求，主导亚投行（AIIB）的创设和实践，以有效弥补现有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缺口，在减轻现有金融体系负担的同时推动国际金融休系改革，使其更有效地服务于各国的金融需求。在东亚秩序建设上，中国深刻认识到东亚地区机制的复杂性主要来自于中、美、日、东盟四股力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中国必须充分认识中国崛起的地区效应，完善东亚共同体的中国论述，推动地区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以汇聚共同利益为基础进行开放的东亚共同体建设，奉行开放地区主义，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坚持循序渐进原则，抱持战略耐心。
概言之，中国抓住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契机，大力推进国家战略体系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推动国际战略思想创新，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经济治理层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发动机作用，成为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重要引领者。
未来5—10年是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实现全面崛起的关键时期，我们应秉持知行合一的思想，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深化对新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研究，在全球治理理念、理论、战略设计等方面形成完整的“中国方案”，并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东亚地区治理、全球治理和某些有优势的领域治理上重点发力，成为新全球化时代的理论旗手和实践引领者，为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有鉴于此，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主要战略取向是：
第一，深化对新全球化的研究，丰富和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推进新全球化，中国既要和世界诸大国协调合作，联合进行顶层设计，又要勇于承担起推进新全球化的历史使命，自觉高举新全球化大旗，强化中国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服务便利化，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谋发展，以发展赢繁荣。在推动全球治理的实践中，中国致力于推动战略思想创新，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理论框架，这就是：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理想指引；以和平发展为战略选择，恪守和平发展的理念，创新和平发展的思想，夯实和平发展的基础；以塑造新型国际关系为战略目标，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理想，以合作共赢为战略路径，强调发展和安全两手同时抓、两手都要硬，以健康稳定为引领寻求新型大国关系的突破，以亲诚惠容理念为引领重塑周边关系，以正确义利观为引领创新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等为引领推动多边合作。上述思想创新可视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路线图，要将其落实到实处，真正形成关乎全局的全球治理方案，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
第二，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夯实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基础。中国高度重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是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基础条件。当前中国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和平发展道路为主线，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上述国家发展战略思想的提出和落实，为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
第三，确定中国推进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全球战略定位，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能力。中国应着力构建一个与自身综合实力相适应、权力和责任基本对称、发展共同利益和促进本国利益相结合的战略框架，确立与其他国家实现在全球治理议程上的合作共赢目标。在推进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进程中，中国要积极倚重联合国、G20这两个居于优势地位的全球治理平台，通过菜单式合作、议题式结盟等方式积极构建国际统一战线。中国要加强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明确落实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目标管理，注重推进大国在全球治理议程的协调合作，也要着重加强与新兴大国的沟通、协调与合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使之朝着公正、均衡、有效的方向发展。当前，全球性问题激增，国际议程愈加丰富，中国发挥积极作用的国际舞台在扩大，中国可以根据议题组织或参与不同形式的国际合作，进一步锤炼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
第四，稳定东亚诉求，稳步推进东亚治理，提出并落实东亚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要深刻认识到东亚开放性高、渗透性强的现实，以及经济、安全既有所分离又高度相关的矛盾存在，以经济合作和发展战略对接为抓手推进地区治理的深化。深化对地区公共物品的认识，与各国一道确立地区和平发展的目标，客观评估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诉求，既能够做到雪中送炭，又能够实现共享繁荣，从而深化东亚命运共同体意识，实现东亚秩序的重塑。
第五，抓住重点，在中国熟悉、有优势的经济、金融领域深耕，以此为抓手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全球治理转型发展涉及方方面面，中国应有其侧重点。中国在G20这一全球经济治理平台拥有核心地位，而经济金融治理仍然是最重要的全球治理任务，中国应大力推进G20从危机应对平台向长效治理机制转移、从侧重短期政策向与中长期政策并重转型，确保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主动权和主导权。中国抓住国际金融秩序亟需重建的机遇，主导筹建和运营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应在国际金融领域继续深化耕耘，积累经验，为新全球化时代打下坚实的战略基础。
【本文注释】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改革开放40周年研究”系列课题“对外开放与中国大战略的展开”的阶段性成果。
[1]何亚非：《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3]约翰·J·柯顿：《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85—486页。
[4]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73, p.305.
[5] Arthur A. Stein, “The Hegemon’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8, no.2, Spring 1984, pp.355-386.
[6] 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86.
[7] G. John Ikenberry, “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Hegemon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04, Fall
1989,
pp.375-400.
[8]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9页、第146页、第158—191页。
[9]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05—411页。
[10]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0.
[11]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p.130-131.
[12] Robert O. Keohane,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2001,
pp.1-13.
[13]蔡拓：《全球治理的反思与展望》，《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14]周文、包炜杰：《中国方案：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当代回应》，《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3期。
[15]中国的国际合作思想以变革自身为基础，以融入国际社会为路径，以渐进为核心方式，以内外兼修推动国际合作的展开与深入，体现出后来者应有的谨慎和大国应有的气度。中国国际合作理论以命运共同体为指向、以共同利益为前提、以共赢为目标、以积极承担大国责任为重要条件。中国深刻认识到中国崛起的全球震动，申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意愿，提出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列车的倡议，致力于发展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强调合作者的地位平等，并致力于分享发展红利，适当让渡非战略性利益，积极承担大国责任。
[16]卡洛斯·马格里诺斯：《G20的未来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17]《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5月15日，第1版。
[18]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第1版。
[19]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9日，第1版。
[20]王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之年》，《国际问题研究》2016第1期。
[21]胡鞍钢等：《中国新理念：五大发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10页。
[22]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人民日报》2013年9月10日，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