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1日，亚洲开发银行发布《2018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指出，2017年世界经济仍未从全球金融危机所造成的衰退中恢复过来，但由于外部需求依然保持强劲，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依然乐观。保护主义措施以及相应的反制措施会破坏近期贸易增长的回升势头。技术变革造成部分工作岗位的流失，但新技术和经济增长又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产业。所以，我们依然有理由对亚洲未来的就业前景保持乐观。
2017年，亚洲经济经历了不平凡的一年。经济加速增长，多数大型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好过预期，这一不俗的表现得益于来自发达经济体和区域内部的稳定出口需求。贸易增长尤为强劲，并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在大型和小型经济体中，国内需求，特别是家庭消费都实现了稳定且强劲的增长。201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贡献了全球增长的60%以上，占2016年全球收入的四分之一。总体来看，2017年亚洲经济增长持续增速，达到6.1％，比2016年上涨0.2个百分点，区域增长创三年来新高。这一强劲表现反映了稳定的出口需求和快速扩张的国内需求。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增长动力来自于外部需求的大幅增长。随着全球需求回升，亚洲的出口加速增长，为满足复苏的国内需求，进口需求也增长得更快，这导致2017年亚洲实际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低于2016年。工业生产扩张支撑了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强劲增长。在东亚，中国的工业生产上涨了6.5%。韩国工业生产波动较大，增长幅度在2017年上半年处于上涨态势，下半年开始下滑。在东南亚，除了菲律宾，其他国家的工业生产也实现了加速增长。
个人消费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另一动力源。在中国、印度及韩国等11个大型区域经济体中，一半以上国家的主要增长来源仍是个人消费。在经历了2016年的下滑之后，消费者信心开始复苏。消费者信心在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和菲律宾的提升幅度最大，而在印度则有所下降，这主要缘于印度的非货币化举措和它征收的商品和劳务税。随着对就业前景和个人财务状况乐观情绪的快速提升，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达到二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在中国香港地区，旅游业的复苏重振了消费者信心。
中国国内需求推动了东亚经济的回暖。随着中国国内需求外溢至东亚其他国家，东亚的经济增长在2016年下滑至15年来的低位6.0%之后，又回升至2017年的6.3％。由于国内外需求强劲，中国经济增长加速。在国内需求的推动之下，服务业增长8％，净出口因中间产品贸易回升而扩大。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6.9％，进一步促进了趋向消费和服务的经济再平衡。印度因受非货币化政策、商品和劳务税的影响，增长率由2016年的7.1%下滑至2017年的6.6%。2017年，中国与印度贡献了全球增长的50%，约占亚洲经济总量的70%，它们对亚太地区有着决定性影响。
谨慎乐观看待技术对就业的影响
技术变革既是历史上人类进步的根本驱动因素，也是造成人们忧虑就业前景的根源。新职业往往会伴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而出现，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加重了人们关于自动化的焦虑。经验证据表明，人们对自动化的焦虑有所夸大，而且声称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工作岗位可能会因自动化而流失的预测也是毫无根据的。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统计数据，应用新技术，特别是机器人，对就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不是普遍性的。在亚洲制造业中，使用机器人最多的是电子电气产品和汽车工业，其次是金属加工业，再次是塑料和化学制品行业。这类使用大量工业机器人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并没有雇佣很多工人，而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使用机器人的比例相当低，这主要是因为自动化在经济上不可行。例如，餐饮业使用了亚洲工业机器人的1.3％，但雇佣工人的数量占亚洲制造业工人总量的12.3％；纺织品、服装和皮革行业使用了亚洲工业机器人的0.1％，但雇佣工人的比例却占19.2％。
全球价值链对参与其中的经济体的就业也有着显著影响。尽管全球价值链使发展中经济体更易采用新技术，但它也给发展中经济体带来了两个难题。首先，极端自动化会对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诸如数字化制造之类的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并具有成本效益。如果制造业重新回流至发达经济体，那么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可能会流失许多工作岗位。其次，由于技术升级具有技术偏向性，它使得岗位需求由低技能工人转向高技能工人，从而加剧了不平等，但研究结果表明，由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提升所带来的需求上涨已远远抵消了技术所造成的就业岗位流失。制造业重新回流发达经济体，可能不会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形势构成主要威胁。
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创造了新职业和新行业。根据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珀的研究，自1980年至2007年，美国就业增长的一半要归功于不断增长的新工作任务和新职务。现代生产越来越复杂，对卫生保健、教育和金融等领域个人服务需求不断增长。新的工作类型不断被创造出来以应对新技术。20世纪90年代，随着印度有线电视的普及，对有限电视安装工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大。根据杰弗里·林的研究，新出现的职业中有43%-57%与信息和通讯技术相关。在印度，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业务与用户支持技术人员职位有40%是在2004年至 2015年创造出来的。印度的很大一部分新职位出现在发展最快的职业类别之中：手艺及有关行业工人。这主要是由对能够操作计算机控制机器的专业技术工人的需求所推动的，这种趋势将持续推进。
通过对比亚洲与发达经济体的就业机会，可以发现亚洲许多部门就业增长的空间很大。医疗保健和教育领域提供的就业机会仅占美国的15％，而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其他商业服务提供的就业机会则仅占美国的19％。在中低收入亚洲发展中国家，医疗保健和教育领域只提供了3.5％-6.0％的就业机会，商业服务仅提供了1.5％-6.0％的就业机会，这表明这些服务领域有很大的就业增长空间。技术也会转变现有的就业结构。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方，非正规零售商正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吸引顾客。研究表明，使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不仅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收入，也使就业机会大幅提升。
发展前景缓中向好
虽然2017年亚洲国家总体表现优异，但受内外环境影响，每个国家取得的成绩各不相同，发展前景也有所差异。大部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在经历2017年的回升后将会有所停顿。预计在亚洲45个经济体中，只有14个会在2018年出现加速增长，因此大多数次区域的整体增长率会在2018年保持不变或有所下降，但南亚不属此列。印度的经济回升会使其增长率提升至7％以上，这使得南亚成为亚洲发展最快的次区域。中亚和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将在2019年恢复活力。
2017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三分之一。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由2016年的6.7％攀升至2017年的6.9％，扭转了2011年以来的下降趋势。尽管2017年底货币和财政政策有所收紧，但强劲的国内消费和外部需求支撑了经济增长。从供给方面看，服务业仍然是增长的主要动力，为GDP增长贡献4个百分点。工业对增长的贡献率下降至2.5个百分点。出口、消费和高科技行业表现依然良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提高至77％，为五年来最高水平，已接近国际标准的80％，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政府的供给侧改革。在需求方面，消费量增长了约8.0％，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1个百分点，再次超过了投资。农村家庭连续九年实际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在经历了2017年经济提振之后，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趋于缓和。在有利的全球经济环境支持下，预计2017年第四季度 6.8%的增长势头将外溢至2018年，将增长率推升至6.6％，高于6.5％的官方目标。
在南亚，印度经济将在未来两年持续回升。随着税收改革的推进，印度2017财年的增长率降至6.6%，但随着农村消费的增加和私人投资的增长，预计印度2018财年的增长率将回升至7.3％，并在2019财年攀升至7.6％。在东南亚，在出口增长、投资和个人消费的驱动之下，印度尼西亚的增长率由2016年的5.0%上升至2017年的5.1％。预计2018年至2019年的增长率将上涨至5.3％。2017年，出口反弹和强劲的国内需求将马来西亚的增长率推升至5.9%。预计2018年马来西亚的增长率将放缓至5.3%，并在2019年进一步下降至5.0%。通过实施强化劳动力技能和技术能力的战略，马来西亚可以向价值链上游移动，并成为高科技经济体。
尽管亚洲经济实现了强劲复苏，但风险仍然存在。贸易摩擦、资本外流和私人债务的增长都可能会削弱经济增长。亚洲贸易复苏加强了其内部的贸易联系，为许多亚洲经济体构筑了金融缓冲器。良好的财政和金融状况也使得很多国家可以管控风险，但经济前景的下行风险不容忽视。对亚洲国家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当前的经济繁荣深化结构改革，这将有助于亚洲国家抵御风险。
专家点评
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这次新技术革命对就业的影响。就业的背后是日益重要的收入分配问题。以机器替代人，无疑会加剧原本就很严重的贫富差距，而且这还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问题，更是国家间的收入分配问题。因为人工智能如机器人是没有国籍的，它们本质上代表资本的力量，其带来的经济增长成果只能被发达国家的资本所有者获取，工业再也不需要转移到劳动力便宜的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来，诸如南亚、非洲等地区的欠发达国家，又该如何应对这次技术革命的到来？所以，我们需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以全球格局和眼光看待这一问题。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
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新技术会通过催生新的就业岗位和扩大经济总量创造就业；第二，新技术通过对传统技术产业的改造，对旧技术的就业岗位产生冲击，从而减少就业。此次新技术革命的最大特点是互联网平台对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的渗透。这极大地解决了人类社会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大大扩展了中国市场的经济总量，从而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同时，由于新的岗位在一开始一定是就业不足的，会逐步随着新技术的扩散而增长。此外，新技术革命正在催动中国新的就业形态飞速发展，导致了就业的弹性化、个体化趋势。这也对国家管理部门如何对劳动市场和工作场所创新监管与制定规范提出了新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易定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