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 言
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视野里，教育既是个体地位获得的最主要渠道，也是实现社会公平和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制度设置。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关乎国家进步与民族复兴，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更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一个历史阶段。回顾和总结近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对开启新时代全面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新征程有较重要的意义。
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事业不断做出新的指示和部署，先后启动实施“211工程”、“985工程”和“2011协同创新计划”，并从2016年开始部署高等教育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简称“双一流”建设）。通过这一系列推动高等教育规模和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的高等教育实现了量和质的飞跃。同时我们也已经深刻认识到，高等教育在近几十年取得巨大发展成绩的同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或挑战。首先，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和均衡发展是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其次，提高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也迫在眉睫。虽然在规模上我国已经实现了人力资源大国的目标，但是我们离人力资源强国仍有一定的距离，高等教育在科研创新能力以及人才培养的质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本文将简要回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走过的历程，重点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并对社会学领域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文献进行综述。文章的最后对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研究提出展望和建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作高等教育的奠基阶段，起点是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初具规模。但由于历史原因，高等教育曾一度陷于停顿。1977年开始，我国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邓小平指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在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他提出教育应优先发展的思想，把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放在现代化建设的首位。
第二阶段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阶段。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了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211工程”是面向21世纪，中国政府集中力量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争取有若干所高等学校在21世纪初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学术水平，共有112所高校被纳入该工程。1998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在“211工程”的基础上，做出了将39所国内知名高校列入国家跨世纪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名单的重大举措。“211工程”和“985工程”以国家财政经费支持的方式提高中国高校办学水平，对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很大帮助，一批重点高校、重点实验室迅速发展壮大，培养了大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人才，成为贯彻落实党的“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举措。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起点是1999年的大规模高等教育扩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仅为108.4万，而1999年招生人数达159.7万，较上年增长47.3%。在1999年至2005年间，高等教育每年扩招速度在20%以上。到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6.7%，全国高等教育机构3613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442所，普通高校学校的数量和比例持续增加。除了高等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之外，2012年5月，继“211工程”和“985工程”之后，我国正式实施高等教育领域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计划”）。“2011计划”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以创新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通过构建面向科学前沿、文化传承创新、行业产业以及区域发展重大需求的四类协同创新模式，必将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发展。
第四个阶段是高等教育内涵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我国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多次对教育发展和改革事业进行指示和部署，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完善以章程为统领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全国普通本科高校章程制定核准工作基本完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把“建设教育强国”确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并将“双一流”建设作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内容。“双一流”即“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党和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双一流”的建设以学科为基础，通过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来强化高校的内涵建设，带动整体高等教育内涵发展。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高等教育在规模、质量、公平和国际影响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首先是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1990—201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高中升学率呈现大幅的上升趋势，各层次在校生规模显著提高。
从学科建设情况来看，2012—2016年，我国内地进入世界大学四大排行榜前500名的高校从31所增加至98所，进入基本科学指标（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排名前1%的学科数从279个增加到770个，有学科进入ESI前1%的高校从91所增加到192所。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也取得重要进展。
再次，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机会的民族差异、性别差异和地区差异逐渐缩小，教育机会均等有较明显改善。一是高等教育机会的民族差异逐渐缩小。二是各层次高等教育的女性毕业生不断增加，不同性别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渐趋均衡。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公平取得新进展。我国实施的“一省一校”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面向中西部高校教师学历提升的优惠政策、对口支援西部高校工作、国家农村和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和少数民族骨干招生计划等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大大缩小了高等教育的地区、城乡、民族、阶层和性别差异。
最后，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中国出国留学生居世界第一，而来华留学生数也大幅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16年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同时我国也是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和合作也日益广泛深入，截至2017年6月，我国已在1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12所孔子学院和1074个中小学孔子课堂（教育部，2017f）。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发展不均衡和“大而不强”的问题。在教育领域，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广受关注，促进和实现均衡发展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高等教育的不均衡是客观必然的存在，但如果资源分配差异超过了社会良性运转的限度，势必会带来“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不利于社会人力资本的均衡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首先是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历史、经济和社会发展多方面的原因，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
其次是高等教育学校发展不平衡。“985”和“211”工程对提升我国整体高等教育水平，培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加快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点可以获得更多国家投资和建设，从而形成累积优势，同时却也带来了不同学校之间悬殊的差距。“985”和“211”工程建设存在的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阻碍了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此外，中西部的普通高校不仅缺乏政府投入和资源配置，而且高等教育的市场动力机制缺少活力，从而导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不断扩大的教育资源差距。
最后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平衡。入学机会的地域差异、户籍差异和阶层差异深刻地影响着学生能否享有同等的竞争机会、公正的应试过程和公平的录取结果。另外，除地域差异外，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较显著的差距还体现在城乡之间的差距上。很多研究表明，教育机会获得的劣势具有累积性，农家子弟“上好大学难”肇始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城乡分化。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重要进展。与此同时，不同学科尤其是社会学领域对于高等教育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高质量数据资料的公开以及量化研究方法的日益普及，涌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探讨中国高等教育获得的研究成果。已有的研究关注影响个体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因素及其历史演变，尤其关注教育扩招对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的影响。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高等教育的学校过程。
长期以来，教育被视为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尤其是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后，“谁获得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主要议题。针对高等教育的扩招到底使是教育机会分配变得更加平等，还是扩大了教育不平等，大多数学者都从教育政策和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考察社会历史发展和政策设计如何影响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一个普遍的结论是：改革开放前的教育机会分配呈现“去分层化”状态，改革后尤其是1999年高校扩张以来，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呈上升趋势。
除了从宏观层面如教育政策、制度变迁考察高等教育扩招与教育分层的关系，也有学者从微观层面探讨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现有文献涉及的微观机制主要包括：阶层文化、教育策略、教育期望和教育分流机制。从阶层文化这一视角出发的学者强调在阶层结构之外，阶层文化在教育的代际传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关注教育期望的学者大多沿袭威斯康星学派的观点，强调父母的教育期望、职业热忱和价值取向等会逐渐灌输给子代，并与学业表现、重要他人等社会心理因素一起，作为家庭背景的中介变量，对子代的教育期望和教育成就产生直接、微妙的影响。最后，教育分流机制。从教育分流机制出发的学者关注教育经历和升学路径选择对个体教育获得的影响。以上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我国教育不平等的研究。
高等教育获得的代际流动是社会分层和流动的重要机制。关于高等教育获得差异的解释，主要有精英流动和社会再生产两种理论取向。前者强调现代教育制度的绩效主义原则，即以个人努力和能力为基础的自致性因素在个体教育获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换言之，高等教育“择优录取”的筛选机制促进了社会流动。
社会再生产的取向则强调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获得的重要作用，高等教育扩招并没有缩小不同阶层升学结果的差距，恰恰相反，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是父辈优势地位整体性社会再生产的结果。优势阶层不仅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总量上占据优势，甚至获得优质教育（精英教育）的机会也越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分割不仅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结构的资源配置，也形塑着不同社会分层体系中个体的人生际遇。目前关于城乡出身与高等教育获得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展开的。
高等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是教育分层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学者们普遍发现，从总体上看，男女受教育差距逐渐缩小，但某些女性弱势群体的教育获得远远处于劣势状态。因此，研究中国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的学者主要沿着三条脉络展开。其一是探讨中国教育机会性别差异的演变趋势。其二是探讨高等教育获得性别平等化的原因。其三是检验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是否存在群体差异。
除了探讨高等教育获得和升学机会外，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不同群体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和生活经历，阐明学校过程如何形塑或改造了不同阶层整体的际遇。现有研究从不同议题出发试图揭示“大学的效应”，呈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归纳而言，关注大学生群体在校表现的研究者指出，大学教育促进了社会流动；与之相反，关注科类专业、升学结果的研究者，发现大学四年的教育过程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
五、总结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映在高等教育领域，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与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新时代高等教育应把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促进教育公平。
在新时代的起点上，随着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迈进，高等教育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维度将进一步扩展，同样，研究内容和研究主题也将进一步深化。如何突破既有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框架，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发掘有深度的经验性研究，需要学术共同体的长久努力。基于此，涉及高等教育获得或教育过程的若干议题值得关注。
首先，变迁中的大学及其对社会公平的效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等教育究竟是缩小阶层差异、实现社会平等的主要机制，抑或是日益拉大的经济、政治、社会差距的起点？高等教育究竟是带来了不同阶层、群体的分化，抑或是对不同群体进行了同化，还是同时保持了分化与同化的平衡？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基于针对性较强的经验研究进行深入的探讨。
其次，家庭、学校结构与高等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在分析高等教育分层与不平等时，有必要关注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间的联系与社会再生产的微观结构和中间过程。微观结构包括学生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场所：家庭和学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迁，高等学校办学体制改革也不断推进，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更显突出，微观家庭和学校结构的变迁都将给个体升学路径产生一定的冲击。
再次，学生在校求学过程的微观过程和机制。每一个学生都以其个体所处的阶层文化逻辑并依其特有的实践和目标，采取他们对待学业梯度和制度化知识的态度和决策。因此，关于影响学生在校表现的微观机制，尤其是师生互动、社团参与、社会关系网络和同辈群体对个体的社会行动和主观社会认同的影响，应予以更多关注。
又次，关注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价值观是连接个体经验和社会认同的重要环节，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范畴。青少年时期是价值观形成或多变的阶段，探讨和研究大学生的价值观念现状、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对理解青少年群体或社会变迁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最后，关注大学生从学校到进入社会的转变过程。大学是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是为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广阔社会做准备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探讨从“学子”转变为“社会人”的微观过程和机制对完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制度有重要的意义。
要深入探究以上议题，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加强高等教育的数据库建设。不仅要积极收集以高校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为主体的数据，尤其是追踪调查数据，还要利用大数据的方法和技术获取与高等教育有关的资料。把抽样调查数据与大数据有机结合，充分利用不同类型的数据的优点，将有利于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探讨与高等教育有关的各种议题。
（因篇幅限制，本文有删减。原文刊发于《社会发展研究》2018年第2期。）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