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引发广泛争议。1-8月统计局公布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为16.2%,显示企业利润情况尚处于不错的水平。然而，如果通过工业企业数据名义额计算得出的同比增速，却是截然相反。1-8月全国工业企业利润名义值为4.4万亿，比去年同期的4.9万亿的水平同比回落10%。这一正一反，相差高达26%的差距，给理解当前企业运行的真实情况增加了难度。
如何理解工业企业数据背后的差异？是数据质量问题还是另有原因？如何透过数据背后的讯号洞察企业运行的真相，并为决策提供依据？
“工业利润”数据异常是统计造假吗？
今年工业利润数据异常引发了市场对统计数据质量的质疑。实际上，从历史情况来看，两种不同方法计算得出的工业利润增速差距并不大，2013-2016年，统计局公布的利润增速与根据名义利润值计算得到的工业增速高度吻合，四年间差距最大的情况不足1%。而进入2017年下半年这一差距被明显放大，2018年两者背离程度不仅明显高于20%，且有逐步上升之势，差距之巨在8月为最甚。
对此，国家统计局曾回应，两组数据的差距主要是企业统计数量发生变化、加强统计执法、剔除重复计算和非工业生产经营活动剥离所致。统计制度规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统计范围是年主营业务收入为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而企业数量由于企业经营状况的变化总是在变动中，有新建的、有注销的、有合并的，还有规模变大进入2000万元统计门槛的，也有规模变小退出2000万元门槛的。因此，工业统计的企业数量是在变动的。过去一年，由于多种原因，规上工业企业数量是减少的。
对于这一回应，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徐高的观点颇具有典型性，他提出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样本量变化幅度在最近十多年中较小，仅减少1.8%，但两组利润增速差距却在今年异常明显，那么顺利成章的推测是退出统计的企业利润较高，以至于其退出会对整体样本造成巨大影响，但这又与常理不合，如果退出企业利润较好，本应该符合规模以上企业的统计要求，又怎么会被剔除规上统计呢？逻辑上难以自恰。
这个质疑直指数据造假嫌疑。但笔者认为，这样的判断是草率的，同样得不到其他与工业企业运行高度相关的指标的支持。
例如，今年1-8月发电量累计增速为7.7%，高于去年同期6.5%的情况；工业增加值增速是6.5%，去年同期是6.7%，相差不大；铁路货运量累计同比增速是7.7%，比去年同期15.3%明显回落，但仍旧正增长；财政数据应该更可靠，1-8月企业所得税增速为12.9%，似乎显示当前企业盈利情况还是可以的，绝对没有整体利润负增长这么差。
同样，上市公司利润也不差。9月份即将结束，上市公司三季报业绩预告披露步伐加快，根据《证券日报》统计，截止9月24日，沪深两市共有1186家上市公司发布三季报业绩预告，其中，795家公司业绩预喜，占比达67%。有131只个股在中报净利润实现翻番的同时，三季报业绩也预计有望翻番。
“幸存者偏差”凸显民营经济困境
如果沿着“幸存者偏差”的思路深入分析，即认为在统计数据不存在人为修饰的前提下，寻找差距扩大的原因，又可以看到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8月国有企业利润偏差较小，统计局发布的累计增速为26.7%，而累计值同比增速24.3%，相差仅2个百分点；而私营企业的累计同比与累计值同比数据的偏离巨大，前者为10%，后者为-29.7%，不仅增速相反，而且相差39.7个百分点，凸显私营企业经营困境。而丁安华等人的研究也提到，规模以上统计样本中消失的企业，主要是受供给侧改革冲击的私营企业。
除了数据支持以外，在近期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有关民营经济运行困境，与民营经济地位边缘的话题也引发了激辩。学者李扬提到，当前“国进民退”的现象比较突出，经济下行阶段，民企已开始主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 马建堂提到，当前民营企业对公平竞争、产权保护的担心削弱了民营企业的信心；而企业家段永基则提到，其接触到的民营企业感到形势日益严重，信心大减，四个字“哀鸿遍野”。
而这也使得始于民间的“私营经济逐渐立场”一文，一经发表便引发民营经济的恐慌，在笔者看来，该文虽然内容逻辑不清，但主题一定程度上戳中了当下不少民营企业的痛点。实际上，在中国，民营企业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群体，既有新经济高科技的代表企业，如BATJ、华为、小米、联想等，也有规模较小、广泛分布于各行各业的中型企业，小微企业，甚至从数量来说，中小企业是民营企业最主要的主体。
对于大部分中小民营企业来说，生存环境可以说一直是比较艰难的，比如相对于国有企业，运行风险大，缺乏担保物，又没有国有企业那样的缺乏隐形担保，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情况一贯有之。当下期限为1年的温州地区民间综合利率高达14%，远高于同期银行基准利率4.35%；民营企业的平均存活率不足3年，便是民企生存困境的真实写照。
然而，据反映，近一段时间，民营企业的运行越加困难，信心明显不足。笔者归纳了如下原因：
一是去杠杆背景下，民企当下融资难融资贵的情况更加突出。资金可得性问题一直是民营企业的痛点，由于民营企业没有国有企业的隐形担保，且大多民企以中小企业为主，存在着缺少担保物、运营风险大的问题，其始终不是银行信贷的青睐对象。而近年来，伴随着去杠杆与严监管，影子银行被得到极大限制，股权质押新规的出台又对场内场外质押业务的收紧，原本可以通过多元化信贷渠道获得外部融资支持的民营企业，运营更加艰难。
二是去产能挤压了不少民营企业的市场份额和生存空间。去产能的动因是化解困扰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困境，但行政化去产能却遭受质疑，即在去产能过程中，受益者大多是国有企业，通过淘汰落后、退出过剩、推动兼并重组等，诸多国企趁机做大做强，而产能落后的中小民营企业被关闭与淘汰的居多，行业集中度提升，资源与利润更多地向国有企业倾斜。
原冶金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冶金商会原名誉主席赵喜子曾提到，河北省承担全国钢铁去产能任务的三分之一，而其中97%任务是由民营企业完成的。
三是环保监管从严也推升了私营企业的经营成本。与去产能政策类似，加强环保约束本无可厚非，但一般来讲，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环保相对规范，环保督察治理“散乱污”企业，限产、停产，中小民营企业的影响最大。
结合笔者6月到访欧洲的经历来看，所言不虚，根据与欧洲50家大企业交流，笔者发现，由于欧洲企业历来环保严格，资金来源多元化，今年其在中国的业务受去杠杆、环保规范的影响非常小，业绩增长是多年来的最快一年，这与当前民企利润下滑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四是企业综合税负成本高，中小企业社保规范化对民企影响更大。实际上，中国企业税负较高需要加大减税已有所共识，前期营改增，由于税收征管力度趋严，抵扣链条不完整等原因，不少企业存在实际税负增加的情况，缺少抵押品的中小企业尤甚。同时，此前为节省成本，中小企业在社保缴纳的规范性方面比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大型上市公司会明显欠缺，规范社保缴纳之后，中小民企受到的冲击会更加明显。
如何应对“企业利润”引发的激辩？
针对统计数据本身的质疑，其实并不难解决。工业企业利润数据的差异虽不足以判断数据失真，但终究是增加了政府、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了解经济运行真实情况的难度。为此，进一步完善统计制度，对公众关注的数据问题提供更为详尽的解释都是有必要的。
而对于“幸存者偏差”背后反映出民营经济运转困难的事实，结合去杠杆、去产能、加强环保与规范税负缴纳对于民营经济的冲击，防范民营经济低位边缘化，让民营经济发挥活力，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十分重要。
毕竟中国民营经济对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创新发展、稳定就业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六七八九”突出表明了民营经济的重要意义，即民营经济创造了60%以上GDP、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以及占据90%以上的市场主体。在当前外部中美贸易战风险加大，内部稳就业、稳投资、稳金融、稳信心等压力不减的背景下，支持民营经济更是意义非常。
从这个角度来说，找到民营企业新困境的原因，并寻找应对措施具有重要意义。在笔者看来，民营经济运行困境一方面与自身因素有关，即对于一些管理薄弱、风险偏好较高的民营企业，适当的出清是合理的，也是市场化进程中，优胜劣汰，推陈出新的重要一环，无可厚非。
另一方面，也恰如上文所提，是制度性原因，突出体现在行政一刀切、民企与国企差别化待遇、市场准入公平性、产权保护的问题等等。而未来进一步加强政策的协调，在落实去杠杆、去产能、环保加强与规范社保征收等政策的同时，更加注重民营企业的合理诉求，防止民营经济过度低迷也是在当前内外部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需要重点考虑的。
近期李克强总理在天津达沃斯论坛发言表达了中国高层对待民营经济地位的态度，即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展望未来，在去杠杆，严监管的同时，建议应鼓励更多普惠金融创新，提供多渠道的资本市场以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在去产能与环保规范的同时，给予民营企业整改的空间和时间，用市场化手段而非行政干预化解风险；而在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的当下，正视企业税负较高的事实，做到减税与规范征收并行，确保民企税负切实下降等，都是重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走出民营经济新困境的可行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