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当局在2018年提出要实行利率并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实际利率水平。”利率市场化最后一公里怎么走？利率并轨的实质是什么？当前的货币政策环境是否有利于利率并轨？走这最后一公里需要重点关注什么风险？如何稳步实现利率并轨？等等问题将是本文想要讨论的内容。
作为金融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利率市场化也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课题，意义十分重大。2013年取消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限制。2015年又取消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下浮的限制。有一种观点认为，至此利率市场化的任务完成了。而我们却坚持认为，在货币当局依然公布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的情形下，利率市场化还远未实现。基本取消了利率上浮下浮限制只是实现了存贷款利率浮动的市场化。
关于利率并轨，市场上有一种理解，即是存贷款基准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并轨。存贷款基准利率属于政策利率，而货币市场利率的市场化程度已相当高，似乎存贷款基准利率逐渐向货币市场利率靠拢应是市场化的方向。然而，货币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利率毕竟是两个不同类型金融市场的利率体系，前者是同业交易的市场，后者是金融机构与客户交易的市场。两个性质不同市场的利率显然难以合二为一。再者，由于货币市场利率对于银行来说是负债端资金的价格，说存款基准利率逐渐向货币市场利率靠拢是有可能的。而贷款的利率则是资产端的定价，贷款利率与负债端利率若并轨，则银行的“生存”就成了问题，因为其中不会再有存贷利差。可见，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是两个不同的利率体系。从两个金融市场的功能来看，这两种利率体系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并轨。因此，利率并轨问题不能机械地加以理解；从其内涵看，应该指的是非市场化利率与市场化利率并轨。
前不久，货币当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的记者会议上谈及利率并轨话题，明确表示要推动基准利率和存贷款市场利率两轨合一。如此，下一步利率市场化的目标就十分明确了。迄今为止，中央银行还在发布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化的原则不符。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金融机构自主经营中的定价行为，由货币当局的行政方式来替代，显然应该成为下一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利率并轨的实质应该是逐渐取消官方确定的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应在市场的供求关系影响下和货币政策的引导下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这应该是利率市场化最后一公里要完成的任务。
利率并轨的风险需要引起重视
虽然利率市场化的大部分任务均已完成，但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存贷款市场利率的并轨仍然存在值得关注的风险。国际经验表明，大多数国家在实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或者在利率市场化完成后的五到十年里，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金融动荡甚至危机，并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增长。比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利率市场化以及市场化完成后的五年里，银行机构倒闭数量急剧上升，其中储蓄机构倒闭更为显著，半数银行被兼并重组，这就是“储贷危机”。日本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和完成后的五年，出现了众所周知的1990年的资产价格泡沫崩盘和1997年的系统性银行危机。韩国第一次利率市场化之后由于市场利率大幅上升严重损害宏观经济的稳定，导致利率市场化失败。第二次利率市场化之后则是东亚金融危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台湾的银行业发生危机，根源则是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业准入门槛过低两大因素。尽管这些金融动荡的发生不都是因为利率市场化，影响因素包括宏观经济本身恶化、资本账户开放过快、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等，但利率市场化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原因之一。因此，对利率市场化可能带来的宏观金融风险绝不可掉以轻心，需要认真绸缪未雨。
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推进可能在五个方面带来风险，应引起高度重视。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金融创新加快形成的监管滞后风险、金融开放程度提高带来的开放性和流动性风险、房地产行业的信用风险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风等。而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可能形成的风险首当其冲是银行业，鉴于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利率市场化最后一公里的风险不能不引起关注。
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迄今已走过了25个年头。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等金融市场的利率基本上已经市场化。但最为重要的金融领域即存贷款市场的利率市场化尚未实现。中国是较为典型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至2018年底，银行业拥有存款近180万亿元，贷款近140万亿，是所有其他金融形态加在一起也难以比拟的。再考虑到影子银行，可以想象存贷款基准利率对中国的资金价格和融资成本的影响力之大。在这种情况下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必须考虑到此举对整个金融体系带来的压力。其实长期以来存贷款基准利率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给出了主要金融机构资金价格的两个锚，一个是负债端的定价基准，另一个则是资产端的定价基准。
多少年来货币政策的调整，很少有存贷款基准利率不同步的情况，基本是同上同下；即以基准利率上给整个金融体系规定了一个利差，并且尽量不去过度地缩小利差。当然现在的利差已经不太大了。2016年银行业净息差已降为2.35%，2018年多次降准和公开市场调节之后进一步降为2.18%，已经小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但不管怎么说，这“两个锚”的存在，基本上把存贷利差的空间划定了。这对于金融体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保护，在这个环境当中开展经营，不至于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银行业总体上较为稳定的基础和保障。那么现在利率要并轨，金融机构长期依赖的两个锚将退出历史舞台，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将由市场供求关系在一定的货币政策指导下决定。这意味着这艘船的锚没有了，那么一旦有风浪，就可能出现较大颠簸。
供求关系决定市场定价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假定货币政策环境基本不变，那么竞争中贷款利率通常会有下降压力，这是因为不同的银行之间展开了竞争，银行贷款的定价涉及负债端和经营能力、资产负债结构和期限匹配、资金成本、流动性、客户基础等许多问题。银行放贷款必须要有存款，为获得存款，竞争中就会逐渐提高存款利率。如此久而久之，基准利率取消后存贷利差就会趋于收窄，从而就给金融体系带来一种压力，部分银行遇到风浪之后可能引发市场出现较大的调整，或者说利率市场化最终可能会淘汰一批经营不善的银行。由于中小银行在定价方面能力较弱，在竞争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是利率市场化中应引起关注的薄弱环节。外资银行在定价方面进行严格的管控，存贷款定价都要精细测算成本和收益，进行精准定价，目的就是从总体上控制经营风险。
综上所述，利率并轨并不是件轻松的任务，因为涉及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而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最近国家高层明确提出，金融必须稳，金融稳经济才能稳。利率市场化要避免问题从金融系统爆发，一旦出现负面效应则会伤害实体经济。西方经济危机的历史告诉世人，一旦银行体系爆发危机，整个金融体系就会面临很大的冲击。只要金融体系稳住，实体经济的危机就难以深入。为此，利率市场化的最后攻坚要以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滞后性。
未来利率市场化攻坚需要积极审慎地展开。首先需要按部就班地做出安排，有序实施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并轨。起步时可以先对基准利率进行简化。即并不贸然就把存贷款基准利率都取消，而是把存贷款基准利率的档次做一些简化。即将多档次的基准利率简化为一个档次，只公布一年期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其他期限的利率则由商业银行自行确定。这实际上是取消了部分存贷款基准利率，但依然还有可参照的基准利率。这样先走出并轨的第一步。这个过程其实也在考验银行经营能力，同时也在培育银行的定价能力。接下来第二步，可以先取消贷款基准利率。因为贷款定价对于银行来说比较主动。相对于存款来说，资产端对银行的压力相对较小。2013年下半年，央行也是先取消贷款利率下浮的限制，而后再取消存款利率上浮的限制。第三步则是取消存款基准利率。长期以来，中国的商业银行通常都是“存款立行”，存款是银行经营的基础，存款的定价银行主动性相对较弱，客观上较为被动。
在有序、逐步取消基准利率的同时，应培育和完善市场利率体系和政策利率体系。政策利率首先是影响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和金融机构资金成本。从多国的实践来看，政策利率都是通过影响金融机构成本来传导货币政策的意图。目前中国的政策利率主要有两个体系，即公开市场操作工工具利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前者主要影响货币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进而对金融机构资金成本和各发债主体的融资成本形成影响。而存贷款基准利率则是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资金定价和负债定价，进而影响影子银行相关定价。在存贷款基准利率取消之后，为避免市场波动太大和有利于管控市场风险，促使政策利率对金融机构资金成本和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形成有效影响，政策利率似应是个体系为好，但可以某种利率为主。以后可以在多种利率的基础上逐步调整，突出某种工具利率。
与此同时，应加快培育市场利率体系。鉴于货币市场利率对银行业负债定价具有重要影响，市场存款利率可能定价相对容易，问题是贷款定价。贷款基础利率（LPR）是五六年前推出来的，目前来说对于商业银行影响十分有限，因为它与贷款基准利率变化基本一致。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贷款基准利率继续发挥明确作用的同时，和它差不多的市场利率要培育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后者一定会受到前者的影响和抑制。只有逐步淡化基准利率作用，市场利率才能逐步建立起来，这的确需要一个过程。贷款基础利率是各家大银行给优质客户的平均贷款利率，中小银行可以以此为参考按照自己的能力来适当加点，从而逐步形成一个贷款利率的市场化体系。为使贷款基准利率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未来在基准利率逐渐退出的过程中，可由行业协会牵头大型银行来完善贷款基础利率的定价机制，使之更加贴合市场，更加合理和完善，从而形成市场化的贷款利率基准。
除了培育市场利率体系和政策利率体系之外，未来十分重要的任务是加大力度培育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的定价能力。在长期执行基准利率的情况下，银行业普遍缺乏量化定价模型和系统的支持，定价的精细化程度不高。在存贷款基准利率取消进程中，金融机构应建立量化模型，综合考量成本、收益和监管要求，形成科学的定价机制。一方面，通过专业精准的风险识别和风险防控机制来提升风险定价能力。商业银行可以借助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提升对风险研判的准确性，通过提高对不同风险类别客户定价的精准性，进而打造专业化、精细化和精准化的风险定价能力。另一方面，以动态优化的管理机制来提升定价管理能力。充分利用FTP等利率定价管理工具，通过多层次多角度地分析数据，根据不同产品、客户、业务等多维度来进行差异化、精细化的定价管理。
利率并轨过程中货币政策应稳健偏松
利率市场化离不开货币政策环境，不同的货币政策会对利率市场化带来不同的效应。利率市场化意味着利率基本上由市场供求关系来确定。那么在货币政策宽松情况下，存贷款市场利率可能趋于下降，利率市场化对实体经济就不会带来压力。反之，在货币政策紧缩条件下，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则存贷款利率可能升高，对实体经济会带来压力。
从国际环境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周期运行呈现了趋弱的走势，美欧日经济都在不同程度放缓。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在2015年后出现分化，美联储加息周期推进，而欧日则只是逐步退出量化宽松，但并没有加息。主要发达国家的这种货币政策不同步并不多见，反映了经济增长周期运行的分化。随着201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逐步放缓，美联储本轮加息已近尾声。外部环境的变化减轻了原本存在的对中国经济的压力。从内部看，受潜在增长水平下降的影响，中国经济未来仍有一定的下行压力。而负外部性在未来一个时期仍会持续存在，中国的宏观政策逆向调节的方向难以根本改变。尤其是近年来经历了去杠杆、强监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和PPP整治所形成的紧缩效应叠加的过程，未来政策的方向性变动会较为谨慎。正如《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情况下，出台政策和工作举措要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调结构，防控风险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防止紧缩效应叠加放大”。因此，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偏松的格局可能性比较大，这有利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当前，应该抓住这一良好的时机来完成利率市场化最后一公里的攻坚任务。
为了配合利率市场化推进，存准率下调可能是重要举措之一。当然存准率调整受很多因素影响，未来会有一系列因素会推动存准率进一步下调。《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大银行给小微企业提供的贷款增速要达到30%。要实现这一目标，商业银行必须要有充足的贷款能力，存准率适当的下调来加以匹配是完全有必要的。目前经济仍有不小的下行压力，逆周期调节政策要求银行信贷保持不低的增速。而银行的负债端仍存在一定的缺口。近年来银行的存款增速一直低于贷款增速3至5个百分点，这种情形也要求降准。可见，在未来利率市场化攻坚过程中，会持续存在进一步下调存准率的需求。
近期，市场上出现一些存贷款基准利率调降的呼声和预判。在利率市场化推进最后一公里的过程中，不断地加强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作用，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显然是不相吻合的。既然存贷款基准利率本身是非市场化的，趋势是逐渐取消，那就不应该再强化它的作用。这一点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货币当局最近一系列政策表述中已经涉及。“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实际利率水平。”这句话背后暗含的逻辑很清楚，即通过市场化改革淡化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作用并最终取消之；市场实际利率的降低应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来实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必要降息吗？近日货币当局负责人在记者会上明确指出货币政策要注意内外平衡。经过多次加息，美国利率水平已总体上接近我国的利率水平。中美之间有些产品的利率已经倒挂。为在资本流动和货币汇率等方面做好内外平衡，存贷款基准利率已不再适合进一步下调。尤其是在当下，降息可能会引发促进本币贬值的嫌疑，可能是得不偿失的。除非出现外部很大冲击的特殊情况，否则无论从逻辑上看还是从现实看，都没有再度调降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必要了。
在未来的两季度内，如果经济运行逐步企稳，就没有必要再通过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来刺激经济，降息的可能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小。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用不了太久，就可以看到存贷款基准利率作为一种长期使用的政策工具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最终寿终正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