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2019年新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加大，国际上对中国的担忧集中爆发了出来。
英国《金融时报》分别发表“中国经济放缓影响全球”的社评和报道，认为其影响已经从资本市场扩展到实体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华尔街日报》担心，中国经济急剧放缓不仅给中国消费者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且还“可能加剧目前正在动荡的全球市场经济低迷”；《纽约时报》也刊出“中国经济会撞上‘万里长城’吗？”的文章，在担心中国会发生“多恩布什定律”所说的危机的“发生时又比你预想要快的多”的同时，还把它形容为比特朗普和英国脱欧更可怕的事。就连苹果公司的手机销量下滑和下调业绩预期，国际各主要奢侈品集团股价集体跳水，以及全球一些高档品牌汽车销量的锐减，也都纷纷归之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减缓和需求下降。
来自世界银行的一份新的报告中，世行下调了今明两年的全球增长预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担忧中国的经济放缓并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增长。而国际权威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更是断言，2018中国经济增长仅4.1%，中国经济增长减缓的情形要比官方数据表述的严重得多。这家被视为世界顶级经济研究机构和企业会员制的组织甚至警告，面对外部的冲击，中国的抵御能力很脆弱。
新年伊始，来自世界的舆论对中国经济一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狂轰滥炸，不仅使人担忧中国经济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在今后十年甚至几十年的发展中，中国还能不能找到“再造下一个现代化”的空间和动能，就成为全球高度关注的焦点。
其实，早在经历了这几年一轮轮“黑天鹅”和“灰犀牛”后，不少中国人就已经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未来的现代化发展中，中国还能否继续保持过去40年里所呈现的那样高速度的发展后劲和动能，如期实现执政党在十九大所提出的“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大蓝图。
如果说，这个问题在前几年的答案还相对比较乐观的话，那么，经历了这几年尤其是2018年的风风雨雨，随着国内外消极的因素越来越多，人们也越来越难以做出肯定乐观的回答。
前几年对中国未来发展最著名的乐观判断，莫过于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了。这两年他在多个论坛上一再强调：只要抓好机会，中国经济可以维持6.5%以上的增长。直到在去年6月份的一次论坛上，他还再次强调：“只要把国内的有利的条件用好，未来十年中国保持6.5%左右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与林先生年中的乐观预言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到了2018年底，在中国无论是顶层还是基层、商界还是学界，几乎都弥漫着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浓郁的担忧态势。这几年被顶层担忧并一再提醒要慎防和规避的“三大陷阱”，似乎也越来越近，甚至越陷越深。
去年3月开始的、数以万亿元为计的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面影响之大之深，以至于有人担心“会否将中国推向失落的二十年”；而众多民企的关停并转、经济下滑的压力和消费降级的态势，也使人深感“中等收入陷阱”，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逼近。尤其是去年底那篇2018年“中国GDP的增长数据为1.67%”著名的演讲，更是让人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担忧。与过去的充满信心相比，今天的人们似乎更加迷茫，对未来发展的预期和前进的方向，平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有海外研究机构断言：中国极其优异的表现也许很快就会结束。中国政府的治国理政，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空前严峻的考验。
中国的决策者对此也有基本的认识。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增强忧患意识”代替了前年的“稳中求进总基调”，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也突出了“ 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在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用“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来形容未来会面临的风险挑战。
似乎还有一系列的事态，在一步步佐证这样的担忧：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中国汽车市场，去年出现了28年以来的首次下滑（据统计，2018年中国大陆广义乘用车累积销量2272万辆，同比下滑6%，其中12月售销量更是同比下滑达19%）；同样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2018年的中国国内手机市场总出货量同比下降15.6%（4.14亿部）。所有这些问题的指向，也在归之于中国经济的减缓。
对全球经济增长举足轻重的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动能和势头究竟会如何发展，现在不仅成了中国上下和各界聚焦的中心，更是成为全球各国关注的焦点。毕竟中国在全球的发展中，贡献了三分之一的增量。未来中国经济向何发展，已不仅只是中国自己的顶天大事，而且对全球市场也至关重要。
那么，如何破解当今中国发展迟缓的困局，更从容的跳出“三大陷阱”？如何才能在发展的方向和范式上寻找崭新的路径，为未来现代化发展的可持续之路开辟“康庄大道”？如何才能找到新的最大的增长点，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两步走、再造下一个现代化找到最大的空间和基石？以上种种问题，已成为摆在当今中国发展之路上迫在眉睫的根本大事。
实事求是的说，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到了一个新的瓶颈期。在这40年里，政府和民间在积累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实力和财富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也积聚了了空前大量的社会矛盾。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改革和发展的空间愈趋饱和，空间也越来越小。最高领导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讲的“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的论断，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现有“根本尺度”的局限。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探索和寻找出一个能“再造中国现代化”、为现代化两步走找到能提供天量的潜力、势能和空间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就成为一个异常艰巨和必须攻克的使命和任务。
如此能为中国现代化可持续高速发展提供无穷动力的发展模式，梳理下来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首先，它的发展空间，必须足够大到能支撑未来几十年现代化可持续高速发展的所需要的足够能量和空间；第二，它必须是另辟蹊径，因为以往的路已被实践证明很难再“大踏步继续迈进”了；第三，发展的路径和方向，必须和执政党的思路和既定方针高度吻合。只有市场潜在的积极因素和政府的治国理政的理念合拍，双方才能产生强大的共鸣，在各方共赢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宏大的奋斗目标。
那么，撬动中国下一步现代化的最大支点和现代化可持续性告诉发展的“康庄大道”又在哪里呢？
不久前，笔者来到欧洲顺便想了解一下“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和现状，想借此从中能得到一些感悟，给今天处在瓶颈期的我们，找到一些启示。
在法国瑞士德国荷兰和比利时西班牙等国转了一圈后，我有一大深刻的感受，就是无论从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还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甚至是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等等，中国在这些方面都不比欧洲这些发达国家要差。甚至和这些注重传统和历史遗迹保护的欧洲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大中城市看上去更有现代化的气息，基建尤其是高铁和高速公路，也并不在这些西方发达国家之下。
如果要说差别，中国最大的落后还是在乡村。在欧洲这些国家，很少看到城乡之间的贫富和发展差别，很多乡村比城市更宜居更舒适更富裕。国人习惯的城乡贫富差别和城乡二元结构，似乎在这些国家早已不见踪影。
这种城乡同步一体的现代化发展，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实，却不禁给人以极大的启示：没有任何国家，能在未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同样，也没有任何的国家，能在没有农民收入的现代化情况下，能实现全民的财富现代化。中国的任何现代化进程，绕不开乡村的现代化。
再进一步推论，人们就更不难发现，如果中国把今后现代化可持续高速发展中心，立足于广袤的中国乡村，中国“再造又一个现代化”、实现现代化两步走的宏伟战略，何愁没有足够宏大的市场空间来支撑。
回顾中国4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中国的乡村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已然成了相当普遍现象：每年上万个村落在消失，上亿亩面积村庄空心化，数亿人在城镇化的大潮下离开乡村。最早实施“农村改革”的中国乡村，几十年来居民的收入水平，平均只有城市居民村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都不到。中国乡村的空心化、贫穷化和边缘化，已经到了严重拖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迫在眉睫必须倾注全力立刻加以解决的地步。
从中国农村的危局中究竟应该看到些什么？套用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段话，就是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机遇中，“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从这些“反面的事实”来说，中国的乡村，由空心化、贫穷化和边缘化，恰恰为中国下一步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发展的潜力。中国的乡村实现基本现代化和全面小康，能给国家整体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带来的空间之大之广，我们不妨从广度和深度上做个分析。
从广度上来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2017年末，在中国大陆139008万的总人口中，城镇常住人口虽然占到了58.52%（81347万人），但如果按照户籍计算，乡村的户籍人口反而高达57.65%。也就是说，中国乡村的户籍人口总数高达80138万人。
这里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这八亿中国乡民都拥有城市居民那样的收入水平，即人均收入达到36396元（2017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那么，当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就一下子暴增40%以上。如果当年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8800美元）也据此同幅度暴涨，那么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一下子就可高达12320美元，一脚就可踏进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下限为人均国民收入1.2万美元）门槛，在全球的排名也可提升10位左右，提前五六年迈入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
而从深度上来说，曾被学者称为“世界第一”的中国城乡差距（城乡收入比），既是悲哀的现实，更是发展的空间所在。
各国的现代化发展规律大都证明，现代化发展的最终的结果，是实现城乡均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别就越低，甚至一些国家的乡村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还要明显的超过城市。笔者在欧洲游访时，对这点印象至深。无论是瑞士德国这些一流富国，还是在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西班牙这些“老牌的资本主义”，无论是居住水平和环境，还是生活适宜和富足，乡村似乎比城市更“富态”。在这些国家，中国人传统的城乡概念已不复存在，城市和乡村早已融合一体。乡中有城，城中有乡，除了乡村的环境更优美、居住更宜人外，根本就看不出什么城乡发展水平的区别。
前几年德国经济研究所（DIW）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对此也有佐证。根据该调查报告，德国科隆、多特蒙德和柏林等大城市的贫穷人口比例要高于偏僻的乡村。
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最有参考意义的日本和韩国的发展，也证明了越是现代化，城乡收入比的差距就越小，甚至是乡村的收入要高于城市。
根据前几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日本非农业与农业家庭收入之比最高时还是在1930年（3.13倍），到了20世纪50年代下降到1.4倍.而六七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收入比也大幅下降。1961年还是1.44倍, 到了1969 年就大幅降低到1.07倍。在1972年更是达到标志性的0.97倍，从此日本乡村居民的收入超过了城里人。从70年代中期以后 ，日本的城乡收入比就一直在 0. 86—0. 97倍的区间波动，自此开启了“农富城穷 ”的新时期。在此之后，韩国的城乡收入比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70年他们的城乡家庭收入比还为1.49倍，到了1987年就下降到1.03倍。80年代末以后，部分年份的农民收入开始超过城市居民 ,如1988年城乡家庭收入 比就一下降到0.86倍。根据该项报告，从二次大战之后，发达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呈现出长期缩小的趋势，从21世纪开始，欧洲发达国家的农民的平均收入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整体出现了超过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态势（本段资料引自曾国安、胡晶晶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一文）。
各国现代化发展的国际惯例再次证明：不断减少和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大幅度提升乡村村民的收入水平，既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对于头顶城乡收入差距“全球之冠”中国来说，既是绕不过去的坎，更是再造现代化的最大基石。
在笔者过去的文章中（《中国农村改革失败了吗？》），曾专门对中国城乡收入比做过分析。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乡收入比经历了一个“U”字形发展路径。在2007年达到3.33倍的顶峰后逐步降低，但下降的速度有限。根据去年的统计公报，我国的城乡收入比，按照人均计算依然还在2.71倍的高位，而按照中位数计算，更是高达2.83倍。
而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多年前年发表的36个国家的资料，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倍。相关数据表明，无论东西方，当今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3倍以内，日本韩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农村甚至比城市还富。城乡收入比超过2倍的，只有包括中国在内的3个国家。
在城乡收入比上和发达国家一倍的距离，反过来恰恰反映了乡村现代化能给中国整体现代化的发展及再造下一个现代化，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因为中国的城乡收入比每下降0.1，就会为乡村居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提升。毕竟加上各种权重，我国实实在在的村民大约占人口一半，大约7亿人左右（以2017年数据计算）。
假如2017年中国的城乡收入比由2.71减少到2.61，就意味着平均每个农村居民年收入增加513元左右（由统计局公布的13432元增加到13945元），7亿农民一年就增收3590亿元。按照2017年我国人均GDP（约为595502元）和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的2.29倍的比例，推算出来多增的GDP就有8221.1亿元，相当于可使当年的全国GDP（）827122亿元）增加了一个百分点。
“纸上谈兵”的计算，只是使人能更加清晰的认识到城乡收入比每减少一个单位数，可能会给中国的乡村居民的生活和国家发展带来怎样的提高。有了这样明确的目标，再梳理乡村现代化整体的发展空间和可实现的路径，就为今后的操作提供了科学系统决策的基础。
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中国要实现乡村现代化，科学准确的制定“合理的城乡收入比”至关重要。在2016年2月份官方新华社的一篇为全国两会预热的“权威报道”中，借用官方学者的话，把5年内城乡收入比降到2.3倍就视为“相对合理的水平”。
比较当今现代化国家的水平，参照日韩这样同是东亚国家的经验，考虑目前处在发展瓶颈期的空前压力，以及未来15-20年全球各国现代化发展的动态进程，再加上打破空间拘束的信息时代的爆发式增长的特点，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过于保守了。而且，再像以往那样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每年降缩小0.02就沾沾自喜的做派，更加远远跟不上时代的需要。
笔者认为，把中国城乡收入比的现代化目标定在1.2倍，把每年降低城乡收入差别的指标定为0.1，这既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更和国家到2035年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时间点相吻合。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把乡村现代化作为扛起再造下一个中国现代化的最大的基石，也和执政党乡村振兴的战略高度对标。在这几年一系列重要的红头文件中，乡村振兴战略都被放在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这些都为乡村现代化的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现实基础。
当然，以举全国之力大力实施以降低城乡收入比为突破口的乡村现代化，和目前大张旗鼓实施的精准扶贫有着较大的区别。后者面对的是全国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目标是温饱和小康。而乡村现代化，则是针对占全国一半人口的农民，目标是使过去被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现代化所边缘甚至遗忘的七八亿人的整体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