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增长、贫困与多维贫困
世界银行发布的《2000 /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贫困除了物质上的匮乏、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外，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影响力。Sen ( 1999)认为，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家庭或个人能力( capability) 缺失，如受教育水平低、身体健康状况不良等。然而，在个人能力转化为好生活的过程中，制度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乌德亚.瓦格尔、刘亚秋，2003）。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绝大多数城乡人民处于贫困状态。根据世界银行关于贫困的定义标准，中国当时76%的农村人口和55%的城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Ravallion & Chen, 2007）。然而，中国政府在普及基本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Sen（1999）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国在人力资本上的积累，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重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实施为中国的工业化准备好了基本条件，包括强有力的国家治理和架构、统一市场、电力能源设施、重工业生产能力、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国家经济管理经验、工程师以及数以亿计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队伍等。改革开放就是把新中国成立后储备的巨大能量发挥出来，其中，市场因素的引入尤为关键。另外，只有广大民众大规模参与的工业化才有利于推动大规模快速减贫。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人力资本扶贫，主要讨论教育、医疗、性别平等、妇幼健康、碘缺乏防治等领域的扶贫，第三部分是基础设施建设扶贫，主要包括交通、电力、信息化及安全饮用水方面的扶贫，第四部分为人居环境扶贫，包括厕所卫生、改炉改灶、易地搬迁方面的扶贫，第五部分为农村社会保障扶贫，主要包括五保供养、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养老保险、自然灾害救助及农业保险方面的扶贫，第六部分为结语及展望。
二、人力资本扶贫
（一）教育扶贫
早在抗战初期，为改变晋察冀边区农民文化程度低、文盲半文盲占多数的落后现象，边区政府开始扫盲教育（郑立柱，2011）；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改变农村文盲率高达95%以上、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的落后局面，中国政府在教育上一手抓扫盲运动，一手抓义务教育（李德成，201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文化扫盲和义务教育的推广。1978年，《关于扫盲工作的指示》指出，“必须总结建国以来强调扫、忽视堵的教训。完成扫盲任务，必须努力做到一堵、二扫、三提高”[1]（蒋华，2005）。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出台，将实施义务教育纳入法制化管理。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中国政府组织实施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1995-2000年）、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助学金制度、“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项目，支持贫困落后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儿童完成义务教育。
21世纪以来，教育扶贫的重心放到西部和农村贫困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一阶段，义务教育沿着三条线前行，一是由“基本普及”到“全面普及”；二是由“一费制”到“完全免费”；三是由严重的不均衡逐步走向均衡（罗祖兵，2009）。
当前，精准扶贫是贫困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教育精准扶贫在各地区得到推广，如2015年底湖北省全面启动了教育精准扶贫行动计划，实施了“五个精准”[2]。
（二）医疗扶贫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医疗卫生落后，传染病、地方病较为常见。据统计，当时全国人口的发病数每年累计1400万人，死亡率在20‰以上，农村婴儿死亡率高达170‰，人均平均寿命为35岁，是当时世界上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李德成，2013）。为改变农村卫生资源匮乏、卫生条件差的状况，中国政府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方针。除充分利用农村联合诊所及城市医疗巡回制度外，中国政府在农村建立了以赤脚医生为特色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李德成，2013）。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曾一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医疗服务的“三大法宝”，被誉为“以最小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李德成，2013）。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瓦解和赤脚医生的角色消失或转换，导致农村初级卫生保健陷入困境，农民失去基本的医疗保障（李德成，2013）。农民因病致（返）贫现象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农村医疗保障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恢复与重建。2003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减少农民医疗负担。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了全覆盖（李德成，2013）。
（三）性别平等扶贫
新中国成立后，推动男女平等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一项重要任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把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作为重要奋斗目标，将男女平等确定为基本国策。中国政府先后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北京行动纲领》、《千年发展目标》，为推进全球两性平等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杨梅芳，2008）。中国政府制定并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等多项涉及妇女权益保障的法律和规章，确保妇女各方面的权益保障有法可依。
（四）妇幼健康扶贫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促进和发展妇幼卫生事业成为全球卫生的战略目标。“母亲安全”和“儿童优先”成为全球性的妇幼卫生工作行动准则（杜玉开、王友洁，2008）。1982年，中国政府宣布将普及儿童免疫纳入国家卫生计划，并不断扩大适龄儿童免疫疫苗种类。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的出台，意味着妇幼工作法制化、规范化（杜玉开、王友洁，2008）。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在多个省份开展旨在降低孕产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综合性妇幼卫生保健项目。
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制定妇女、儿童发展纲要，明确妇幼卫生事业发展目标和方向。自2009年深化医疗改革以来，中国政府全面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免费提供了包括孕产妇保健和儿童保健服务在内的12类项目。据统计，2009年至2014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305亿元，累计2亿多妇女儿童受益（国家卫计委，2015）。
（五）碘缺乏防治扶贫
碘是影响智力发育的重要微量元素之一，人体缺碘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目前，全球有110个国家共16亿人生活在缺碘地区，中国是碘缺乏危害比较严重的国家，目前仍有700万地方性甲状腺重病人、19万克汀病人和539万14岁以下智力残疾儿童（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6）。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就将防治地方性甲状腺肿纳入《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78年，中国政府在主要病区推广实施以食盐加碘为主、口服碘油丸等为辅的综合防治措施。1991年，中国政府签署《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和《执行90年代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行动计划》，承诺到2000年基本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1994年《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和1996年《食盐专营办法》的出台，标志着碘缺乏防治工作的法制化。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加大综合防治力度，建立健全了地方病防治监测体系，地方病严重流行趋势总体得到控制。截止2010年底，已有28个省(区、市)达到了省级消除碘缺乏病的阶段目标，97.9%的县(市、区)达到了消除碘缺乏病目标（中央政府门户网，2012）。
三、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篇
（一）电力扶贫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农村的年用电量仅为2000万千瓦时，平均每个农民年用电量仅为0.05度。改革开放初期，有40％的农民依然过着“耕地靠牛、照明靠油、用水靠挑、碾米靠推”的无电生活（中央政府门户网，2009）。1979年，中国政府决定安排2.5亿元资金，对农村低压电网进行大规模改造（罗国亮，2011）。截止1993年，全国已有4.5万个乡、70万个村、7.8亿农民用上了电，北京、上海等五个省市实现了“村村通电”（孙吉昌，2009）。
1994年，“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用7年的时间，到20世纪末消灭28个无电县，使全国95%以上的农户用上电。1998年，中国政府提出实施“两改一同价”，改造农村电网、改革农电管理体制，实现城乡用电同网同价（杨鸿义，2008）。
21世纪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推行了以大电网延伸为主的“户户通电”和无电户通电工程。2016年，国家电网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启动，计划到2020年实现公司经营区内农村地区稳定可靠的供电服务全覆盖。
（二）交通扶贫
从1984年开始，中国政府陆续安排了7批“以工代赈计划”，其中，5批计划的大部分资金用以农村公路建设。“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期间（1994-2000年），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累计新增公路32万公里（樊桦，2004）。自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共投资310亿元用于西部地区通县公路建设，建设项目252个，建设规模2.61万公里。2003年，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县际及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实际总投资1095亿元，建设项目1.55万个，农村公路建设总规模达到16.2万公里（樊桦，2004）。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15年，提高贫困地区县城通二级及以上高等级公路比例，除西藏外，西部地区80%的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稳步提高农村客运班车通达率”。“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把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交通运输发展作为工作重点，共建设了6.6万公里省道和36万公里农村公路，654个乡镇和4.2万个建制村通了沥青（水泥）路（樊桦，2004）。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一方面通过建构贫困地区“外通内联”的交通运输通道，加强贫困地区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联系；另一方面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交通建设资金的支持力度，提高贫困地区交通服务供给能量（向爱兵、李名良，2016）。
（三）信息化扶贫
20世纪90年代起，扶贫与信息化相结合的趋势日益显现。杨学农和林全营（1998）较早提出“信息扶贫”和“信息势”的概念。谢俊贵（2003）认为，中国东西部、城乡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分化，政府和社会必须采取相应的扶贫措施来实现减贫，尤其是开展信息化扶贫。孔昭林（2004）认为，信息通讯技术扶贫为地方政府提供一种特殊的资源，对地方政府改革和干部信息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李锦（2006）认为，当前城乡信息化建设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必须实行信息扶贫，消除“数字鸿沟”（胡桂英、陈诚文，2007）。
近年来，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信息化扶贫。2001年，“中国信息通讯技术扶贫能力建设”项目在河北等五个省份实施（王皃等，2005）。2008年，信息化扶贫工程试点会议召开。2011年，中国政府提出“建立扶贫开发信息系统”；2013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和建档立卡工作的设想；《“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明确提出，“到2018年，建立网络扶贫信息服务体系，试点地区基本实现网络覆盖、信息覆盖、服务覆盖；到2020年，完成对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的网络覆盖，电商服务通达乡镇”。
（四）安全饮用水扶贫
安全饮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目前，全球每6人有1人不能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发展中国家80%的发病及死亡与水有关。在中国，通过饮水发生和传播的疾病就有50多种（李代鑫、杨广欣，2006）。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累计解决了4亿多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2005年，中国政府提出“重点解决高氟、高砷、苦咸和污染水以及严重缺水地区的饮用水安全问题”，同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正式启动（陶勇，2009）。
据统计，“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和社会实际完成饮水安全总投资1053亿元，解决了19万个行政村、2.1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共安排832个贫困县农村饮水安全项目，中央累计投资481亿元，解决了1.01亿农村居民和1521万农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十三五”全国水利扶贫专项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83%，自来水普及率达到75%。
（一）厕所卫生扶贫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全球因缺乏厕所等基本卫生设施引发的肠道疾病，每年造成约150万未满5岁的儿童死亡。
中国农村厕所改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70年代，主要通过实施“两管五改”等实现预防疾病的目标。1988年，中国政府对“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作出明确承诺。
21世纪以来，农村改水改厕进程加快。2002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在农村继续以改水改厕为重点，带动环境卫生的整治，以预防和减少疾病的发生。”2009年，国务院启动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农村改厕项目包含其中。2013年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小厕所、大民生，要在农村进行“厕所革命”，解决好“连茅圈”等问题。据统计，2015年农村使用卫生厕所的户数累计为2.1亿户，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78.4%（国家统计局，2016）。
（二）改炉改灶扶贫
据统计，全球近一半的人处于室内空气污染中，室内环境污染已经引起37.5%的呼吸道疾病，22%的慢性肺病和15%的气管炎、支气管炎和肺癌（刘成祥，2004）。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政府成功开展了一系列农村改炉改灶项目。首先是农业部门成功地为1.89亿农村居民安装了改良生物燃炉灶。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实施最成功的节能干预项目（沈芳，2006）；其次是卫生部会同农业部和有关省份在三峡地区完成了15万户的改炉改灶任务（金银龙等，2009）。受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机构的援助，在中国贵州、陕西等省份开展的旨在降低以煤和生物燃料为主，以大量的以改良炉灶和健康教育为主要手段的干预项目，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金银龙等，2009）。
自2004年起，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在病区实施以改炉改灶为主的综合防治项目，2009年将消除燃煤污染型氟中毒危害纳入医疗改革重大公共卫生专项。《全国地方病防治“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在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病区，95%以上的家庭落实以改炉改灶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
（三）易地扶贫搬迁
中国易地扶贫搬迁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三西”（甘肃的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农业建设计划提出通过移民搬迁解决自然条件特别恶劣地区农村人口的生存问题。20世纪90年代，易地扶贫搬迁扩大到多个区域，成为农村扶贫开发的常规手段。进入21世纪，易地扶贫搬迁由区域性、地方性探索转变为国家层面的系统工程，成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举措（曾小溪、汪三贵，2017）。
从2001年开始，中国政府安排专项资金，在全国组织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把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的贫困农户搬迁到条件较好的地区，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他们的生存问题。
据统计，“十五”期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国债资金56亿元，搬迁122万人。“十一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成为中央政府投资的重点领域，实际投资106亿元，完成搬迁162.7万人（计划150万人）；“十二五”时期，中国政府加大投资力度，共安排中央预算内补助231亿元，是前10年投入的1.75倍；累计搬迁贫困人口394万人，是前10年的1.37倍。其他中央部门资金、地方投资和群众自筹资金也达到800亿元（史俊宏，2017）。
五、农村社会保障扶贫篇
（一）五保供养扶贫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由五保供养[3]和临时救济组成。改革开放以后，针对村集体公益金难以支撑五保供养对象的问题，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农村敬老院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五保供养从村集体公益金转向以村提留、乡统筹为其经费和实物来源（李春根、赖志杰，2009）。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市场化和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农村五保供养资金筹集又发生新的调整。在税费改革初期，原本从“村提留或乡统筹”列支的五保供养经费改为从农业税附加中支出；取消农业税及附加后，五保供养经费又调整为主要从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和地方各级财政预算中安排。2006年，新修订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提出，将农村五保供养纳入到公共财政保障为主的新轨道。
（二）社会养老保障扶贫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民主要依靠养儿防老，丧失生活能力且无人照顾的老人，则依赖集体养老制度。改革开放以后，集体养老制度消亡，家庭赡养功能不断弱化。单纯依赖家庭不能完全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必须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挥国家、集体、个人多方面合力（黄佳豪，2009）。
1986年，中国政府提出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1991年，中国政府选择5个市（县）进行首批试点；截止1998年底，全国共有2123个县（市、区）和65%的乡镇开展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8025万人，约占农村人口的10%。1999年，针对养老保险存在的财务风险问题，中国政府要求对养老保险进行清理整顿，参保人数一度下降到2002年的5462万人（杨一帆，2009）。
自2003年起，中国政府开始探索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并于2009年选择10%县（市、区）进行试点，此后，试点范围不断扩大。截止2013年，新型养老保险基本实现了对农村老人的全覆盖。2014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三）最低生活保障扶贫
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农村五保外，各地采取临时救助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省市开始探索临时救济与定期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常年困难的农村贫困家庭定期进行资金或实物救助。20世纪90年代，东部发达省市开始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雷晓康、王茜，2009），北京、广东等省市提出“整体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的政策设想（伍绍芳，2015）。21世纪以来，三农问题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2004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年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制。
（四）自然灾害救助扶贫
中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以来，考虑到自然灾害同贫困的密切关系，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将扶贫与救助相结合的设想。救灾款有偿收回的部分用于建立扶贫救灾基金，有灾救灾，无灾扶贫（蒋积伟，2009）。
1998年，中国遭遇了特大洪涝灾害，针对抗洪救灾中暴露出的应急救援能力相对薄弱、救灾物资储备不足等问题，中国政府着手开展“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蒋积伟，2009）。在国家减灾委员会指导和协调下，“党委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灾害分级管理、属地管理为主”的减灾救灾领导体制逐步形成。
近年来，各级民政、财政、交通运输、铁路等部门及军队建立了救灾物资采购和紧急调运应急联动机制，地方民政部门与有关企业签订了应急供货协议，救灾物资供给和应急调运能力显著增强。此外，中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建立防灾减灾法律体系，目前基本做到一事一法（应松年，2010）。
（五）农业保险扶贫
农牧业生产受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而农业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可以避免农户因灾致（返）贫。
195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试点地区开办了牲畜保险，此后，保险种类不断丰富，试点地区不断扩大（李川、赵元凤，2015）。然而，随着人民公社的兴起，1958年，中国政府决定停办国内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停办期长达24年（黄英君，2009）。
1982年，中国政府重新试办农业保险（黄英君，2009）。党的十四大以后，农业保险转成商业化运营模式，农业保险的准公共品属性致其再次陷入发展困境。
2004年，中国政府选取9个省（区、市）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2007年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逐步形成（李川、赵元凤，2015）。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出台《农业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截止2016年，农业保险提供的风险保障为2.2万亿元，参保农户2亿户次，承保农作物17.2亿亩，承保的农作物多达190种。农业保险作为农业生产“稳定器”和农村稳定“缓冲器”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刘峰，2016）。
六、结语及展望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多维扶贫的成就与不足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缓解和消灭绝对贫困，中国政府对农村政策和农村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活动，成立扶贫机构，制定扶贫政策，并对扶贫方式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和改革。在扶贫战略上，从不含具体扶贫目标的经济增长转向目标瞄准型减贫，从单纯救济性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进而向社会保障扶贫与开发式扶贫相结合转变；在治理结构上，扶贫计划和项目的决策机制也经历了一系列变化，最终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和受益群体积极参与的模式(刘奇，2015)。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教育、医疗、性别平等、妇幼健康、碘缺乏防治等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农民创造财富的能力；通过电力、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贫困落后地区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交流；通过易地搬迁、改炉改灶、安全饮用水、厕所卫生等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通过五保供养、最低生活保障等兜底政策，保证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府在多维扶贫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仍存在一些不足。教育扶贫上，应避免重蹈“大跃进”时期的冒进主义、撤点并校过程中的盲目主义，要积极解决因农民工进城带来的留守儿童、随迁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医疗扶贫上，在“广覆盖、保基本”的前提下，提高农民的保障水平;电力扶贫上，实现从生活用电到生产用电的转变；交通扶贫上，实现贫困地区公共客运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向爱兵、李名良，2016)；安全饮用水扶贫上，解决水污染导致的健康隐患；信息扶贫上，应着重农村信息人才的培养；易地搬迁扶贫上，重视建立健全公共基础设施配套服务；社会保障上，进一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异。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扶贫攻坚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精准扶贫作为贫困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把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2013年至2016年期间，农村贫困人口每年减少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农户饮水难、上学难、就医难、住房不安全等问题逐步解决(新华社，2017)。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要在2020年彻底根除贫困。一些人对这一目标持有异议，认为省、市、县、乡四级第一书记以及大批干部下乡一对一帮助贫困户精准脱贫成本太高、效率低下。然而，这是十八大以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举措。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是由乡村基层治理的失败造成的,让省、市、县、乡四级第一书记以及大批干部下乡扶贫有助于提高乡村治理水平（郑永年，2017）。相关研究也发现，贫困导致贫困人口的判断能力、企划能力下降（Mani et al.，2013），贫困户的社会关系网络更为薄弱、借贷能力低下（向仁康，2011）。贫困人口在社会上没有声音，经济上极为脆弱。省、市、县、乡四级书记及大批干部驻村一对一精准扶贫就是给贫困户提供智力、财力、社会网络关系扶贫，并通过产业项目推动贫困户在经济上脱离贫困，真正做到“弱农户，强推动”。
2010年前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制造国之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和有效增加内需是中国经济稳步增长的关键。快速根除贫困和逐步减少收入差距一方面可以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市场有效需求。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边际倾向最高，因而，根除贫困和减少收入差距是中国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基础。
(三)2020年根除贫困以后的挑战与对策
在继续保持中国政府在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多维扶贫之外，还应该关注以下问题。
转移扶贫重心，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在2020年根除绝对贫困以后，中国政府要将扶贫的重心转移到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上，尤其要通过发展教育和加强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减少代际贫困。
实施农村农牧业保险，避免脱贫户返贫。农牧业生产受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农牧业生产保险成为2020年脱贫农户不再陷入贫困的重要制度保障。
建立大医院专家教授乡村定期巡回制度，解决偏远地区人民就医难问题。对于广大农村居民而言，求医看病不仅路途遥远、差旅费用高昂，而且难以获得好医生的治疗。建立全国大医院的专家教授常年乡村巡回医疗制度，可以缓解农民的就医难、看病贵问题。
对农村常见病前置医疗预防干预，降低因常见病导致的因病致贫。实际上，导致农户陷入贫困的疾病多是一些常见病。如果对这些疾病进行早期医学干预，既避免大部分常见病的发生，又避免农户因病致贫。
在贫困地区重新设置小学，解决贫困家庭儿童上学难问题。农村撤校并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地区农村儿童上学距离远、辍学率提高（史耀波、赵欣欣，2016）。在贫困地区恢复小学将改善贫困地区儿童的受教育状况、减轻贫困家庭的教育负担。
调整国家户口居住政策，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2010年农村留守儿童人数高达6100万，其身心健康、教育、安全等受到严重影响（段成荣，2016）。改革城镇户籍制度、改善居住政策，提高城市对农民工的全方位接纳、允许农民工子女入托入学将有效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移风易俗，减少农村因大操大办婚丧嫁娶导致的贫困。近年来农村大操大办婚丧嫁娶升学满月酒等，导致农户经济负担沉重。县乡政府应该对大操大办婚丧嫁娶升学满月酒等进行禁止和处罚，并倡导清新节俭的社会风尚。
[1]“一堵”是指抓好普及小学教育，堵住文盲产生的源头；“二扫”是指扫除青壮年文盲；“三提高”是指对己经脱盲的人员，采取多种形式继续组织学习，巩固前期学习效果，力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蒋华，2005）。
[2]所谓“五个精准”包括精准改造、精准招生、精准资助、精准就业和精准培训。“精准改造”是指让贫困户子女不仅有学校可上，而且能上好学校；“精准招生”是指让贫困户子女不仅拥有受教育机会，而且拥有更多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精准资助”是指让贫困户子女不仅上得起学，而且免费上学；“精准就业”是指让贫困户子女不仅有业可就，而且能够持续发展；“精准培训”是指让贫困农民拥有一技之长，能够脱贫致富（钟慧笑，2016）。
[3]五保供养是指对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等弱势群体提供吃、穿、烧（燃料）、教（儿童和少年）、葬等五项保障。
Reference:
[1]Du,Yukai and Youjie, Wang,2008,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China""""""""s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hinese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42(z1):104-107.
[2] Duan,Chengrong, 2016.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Left-behindChildren Is to Stop the Source.”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ScienceEdition) 62(2):15-18.
[3] Fan,Yue, 2004. “Chines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raffic: Retrospect andProspect.”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no.6:27-31.
[4]Hu,Guiying and Chengwen, Chen, 2007.“Urban-rural Digital Divide and RuralInform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Journal of Chongqing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20(1):29-31.
[5] Huang,Jiahao, 2009.“The Historical Exploration of the Rural Endowment InsuranceSystem in the 6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Decision Advisory,no.6:61-66.
[6]Huang,Yingjun, 2009. “The Change and Innova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InsuranceSystem.” Insurance Research，no.2:52-58.
[7] Jiang,Hua, 2005. “The Policy and Practice of Literacy Education in China Since theReform and Opening Up.”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Edition) 32(6):12-16.
[8] Jiang,Jiwei, 2009.“Research on China""""""""s Disaster Relief and Disaster Reduction Work Since1978.”Doctoral Thesis, Central Party School.
[9] Jin, Yinlong and Ning, Tang and Gongli,He and Yibin, Cheng, 2009. “Discussion on Sustainable Integrated InterventionMode of Rural Indoor Air Pollution Control.”Chinese Journal of PreventiveMedicine 43(8):660-663.
[10]Kong, Zhaolin, 2004.“Information and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Impact ofInform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on Information Concept, Quality and Ability ofLocal Government Cadres.”China Administration, no.12:34-36.
[11] Lei,Xiaokang and Xi, Wang, 2009. “TheStatus Quo and Review of China""""""""s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System.”SocialSecurity Research,no.2:45-55.
[12]Li, Chuan and Yuanfeng, Zhao. “The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Insurance.” Modern Economic Information,no.5:358.
[13]Li, Chungen and Zhijie,Lai, 2009.“China""""""""s Rural Five Guarantees Support System: Review and Commentary.” Journalof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33(1):79-83.
[14]Li, Daixin and Guangxin, Yang,2006. “TheProblem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in China.” ChinaRural Water and Hydropower, no.5: 4-7.
[15]Li, Decheng, 2013.Creation and Reconstruction---Research on the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System and the Barefoot Doctors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Beijing:China Book Publishing House.
[16] Li, Jin, 2006. “Digital Divide andInform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rn Intelligence, no.3:36-38.
[17] Liu, Chengxiang, 2004. “HealthEducation Diagnosis of Indoor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 Rural Firewood Areas.”Master Thesis, Sichuan University.
[18]Liu, Feng, 2016. “Reflections on theReform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Normal.” InsuranceTheory and Practice, no.2:1-7.
[19] Luo, Guoliang, 2011. “China""""""""s RuralPower Development Policy: Evolution, Problems and Prospects.” Economic ResearchReference, no.51:40-47.
[20] Liu, Qi, 2015. PinkunBushiQiongren De Cuo(Poverty Is Not the Fault of the Poor),Shanghai:Sanlian Bookstore.
[21]Luo,Zubing, 2009. “The Great Course ofCompulsory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xperiment, no.1:5-8.
[22] Mani, Anandi, Sendhil Mullainathan,EldarShafir&Jiaying Zhao (2013). “Poverty Impedes Cognitive Function.”Science,341(6149): 976-980.
[23]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6. China Children""""""""sDevelopment Program (2011-2020) Interim Statistical Monitoring Report.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11/t20161103_1423705.html. (accessed March 27,2018).
[24]National Health Planning Commission. 2010. National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China""""""""s Maternal Mortality Rate Fell byThree Quarters in 25 Years.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6/10/c_1115576356.htm. (accessed March27,2018).
[25]Ravallion, Martin &Shaohua Chen(2007).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Economics, 82(1), 1–42.
[26]Sen, Amarty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7]Shen, Fang, 2006.“Current Situation andIntervention Strategies of Indoor Smoke Exposure of Women and Children in RuralPoor Areas.” Master Thesis, Sichuan University.
[28] Shi, Junhong, 2017. Poverty Alleviationin Relocation of Vulnerable Areas Need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717/c412680-29409303.html. (accessed March 27,2018).
[29]Shi,Yaobo and Xinxin, Zhao, 2016.“Research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Withdrawal of SchoolPolicy Acceptance from Farmers""""""""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Shaanxi, Ningxia and Qinghai Rural Areas.”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University 21(7): 171-180.
[30] Sun, Jichang, 2009. “To Be theForerunner of Ser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Review ofthe Achiev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ower Grid of the State GridCorporation of China.”Rural Electrician, no.12:1-2.
[31]Tao, Yong, 2009. “Survey on CurrentSituation of Drink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Environment and Health 26(1):1-2.
[32]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Republic,2009. The Road to Brightness---A Summary of Rural Power Development inthe 6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ttp://www.gov.cn/jrzg/2009-10/03/content_1432181.htm.(accessedMarch 27,2018).
[33]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Republic,2012. Notice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Forwardingthe National Twelfth Five-Year Plan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ndemicDiseases in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Other Departments.http://www.gov.cn/xxgk/pub/govpublic/mrlm/201201/t20120129_64755.html.(accessedMarch 27,2018).
[34] Udya, Wagel and Yaqiu, Liu, 2003.“Poverty Rethinking: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Journal (Chinese version), no.1:151-160.
[35] Wang, Mao andAiqun, Jiang and Qiyun,Bai, 2005.“the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PovertyAlleviation.” China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um, no.6: 97-101.Wu, Shaofang, 2015. “A HistoricalInvestigation of the Party""""""""s Rural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Policy since theReform and Opening-up---A Case Study of Huito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MasterThesis, Xiangtan University.
[36] Xiang, Aibing and Mingliang, Li，2016. “Analysis on the Problems ofTraffic Development in Poverty Areas and the Effect of Traffic PovertyAlleviation Policy.”China Traffic Observation 38(11):21-24.
[37] Xiang, Renkang, 2011. “Research onUrban Poverty and Anti-Poverty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Theory.” Cultural History Expo, no.9: 42-44.
[38] Xie, Jungui, 2003. “InformationDifferentiation and Inform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nformatization.” Information Science 21(11):1138-1141.
[39] Xinhua News Agency, 2017. How to Solvethe Proble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39th CollectiveLearning Spirit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ttp://www.cac.gov.cn/2017-02/23/c_1120514682.htm.(accessedMarch 27,2018).
[40] Yang, Hongyi, 2008. “A HistoricalMonument of Rural Power Reform and Development---From the ‘Two Reforms and OnePrice’ to the ‘New Countryside, New Power, New Services’ Agricultural PowerDevelopment Strategy.”Agricultural Power Management, no.8: 9-11.
[41] Yang, Meifang, 2008. “The Influence ofLaws and Systems on the Process of Gender Equality in China.” Party andGovernment Cadre Forum, no.10:39-41.
[42] Yang, Xuenong and Quanying, Lin, 1998.“National Informatization and Inform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Radio andTelevision Information, no.9:9-16.
[43] Yang, Yifan, 2009. “The Dilemma,Reflection and Prospect of China""""""""s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A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Population andEconomy,no.1:67-73.
[44] Ying, Songnian, 2010. “The Impact ofCatastroph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Disaster Legal System.”InternationalConference on Emergency Management, no.9:20-23.
[45] Zeng, Xiaoxi and Sangui, Wang, 2017.“Analysisand Thinking on the Situ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elocation ofVulnerable Areas.”Journal of Hoh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Edition) 19(2):60-66.
[46]Zhejiang Provincial Center for Disease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6. National Iodine Deficiency Diseases Publicity DaySummary Report. (accessed March 27,2018).
[47] Zheng, Lizhu, 2011. “Literacy Educationin Jinchaji Border Are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Its Enlightenment.”Journalof Adult Education College of Hebei University 13(4):15-17.
[48] Zheng, Yongnian, 2017. Zheng Yongnian:Poverty and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http://news.ifeng.com/a/20170508/51057591_0.shtml.(accessedMarch 27,2018).
[49] Zhong, Huixiao, 2016. “Education for PovertyAlleviat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and Direct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AnInterview with ZhongBinglin, President of the 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Chinese National Education, no.5:2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