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辅导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课外学习活动，也是一种组织化的校外活动形式。特别是在中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系统往往倾向于为学生提供均质化的学习资源，以保障教育公平。
本文对课外辅导的讨论，涵盖了两大类课外学习活动：学业类辅导（影子教育）和才艺类辅导。我们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依次探讨三个方面：课外辅导的参与率、课外辅导的经济支出和课外辅导的具体内容。在每一个方面，我们都先使用CFPS 2014数据来呈现相应的地域和阶层差异，再通过CFPS不同年份数据的对比分析来呈现相应指标的时期变动情况。
辅导参与率最高的地区是上海，接近50%，而最低的地区是广东，不到10%。
辅导参与率从3岁到11岁不断升高，此后几年基本持平，自15岁起有所下降。
本文使用CFPS 2014数据来呈现3-18岁人群在“过去一年”辅导参与率的地域和阶层差异，并使用CFPS 2010和CFPS 2014各自的3-18岁样本，考察辅导参与率从2010年到2014年的时期变动。
从全国范围来看，“过去一年”课外辅导参加者的比例为20.5%。换句话说，大约每5个3-18岁的人中，就有1个人在最近一年内购买了某种（包括学业类和才艺类）课外辅导服务。
分地区来看，课外辅导参与率在5个独立抽样省份（上海、广东、甘肃、辽宁、河南）之间差异明显：辅导参与率最高的地区是上海，接近50%，而最低的地区是广东，不到10%。可以看出，课外辅导参与率的高低与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但不完全是“水涨船高”的简单对应关系。
广东省就是很突出的一个例外：尽管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此处显示的辅导参与率却远远低于经济水平相当的上海、低于辽宁和河南、甚至略低于经济发展远远落后的甘肃。这可能与广东当地的教育文化或课外辅导环境有关。
另一种可能是该年份广东样本的代表性较差。不过，基于CFPS 2010年和2012年两期数据的补充分析否定了这种猜测。使用同样的计算口径，对比上海、辽宁、河南、甘肃和广东五地的课外辅导参与率，广东省的辅导参与率都一直都是相对较低的：在2010年排第4位，在2012年则排第5位。此外，CFPS 2014还询问了“过去非假期一个月”的课外辅导参与情况。采用这种问法，课外辅导参与率在甘肃（6.4%）和广东（5.4%）仍然远低于上海（30.2%）、辽宁（24.5%）、河南（11.0%）和全国平均水平（11.4%）。
近些年，两性在许多教育指标上呈现出趋同趋势。因此，上图显示的两性间均等化的课外辅导参与率同以往相关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
首先，从全国样本来看，课外辅导参与率随年龄增长的变动模式呈现出了“倒U型”结构：辅导参与率从3岁到11岁不断升高，此后几年基本持平，自15岁起有所下降。
可以看出，这一模式大致对应了不同的教育阶段，即课外辅导参与度在学前和小学阶段不断升高，在初中阶段基本稳定，然后自高中开始逐步降低。
其次，上图的城乡对比分析揭示了城镇地区在以下两个方面领先于农村地区：一是城镇地区的辅导参与率在各个年龄段都领先于农村地区；二是城镇地区在课外辅导参与的“起步”和“加速度”上领先于农村地区，因为城镇地区辅导参与率随年龄变动的上升曲线部分坡度更陡、波峰出现的也更早。这既可能源于城市地区课外辅导资源更高的可及性，也可能和城市家庭对课外辅导的认知态度和支付能力有关。
上图按照家庭人均收入将所有3-18岁人群四等分后发现，家庭人均收入处于最低50%的人群在辅导参与上几乎没有差别，家庭人均收入处于最高25%的人群参与辅导的比例则在整体上明显高出其他较低阶层。
上海家庭在课外辅导上的经济支出是全国均值的近两倍，广东不及辽宁。
收入水平位于最高25%的家庭，在子女3-5岁时的投入显著高于其他收入段家庭。
针对参与了课外辅导的人群，上表报告了全国及CFPS 5个独立抽样省份在“过去一年”的辅导支出水平。
从全国范围来看，课外辅导支出的平均值是2268元，中位值是1200元，平均值明显低于中位值，这说明中国家庭课外辅导的经济支出分布偏向较低水平。从5个独立抽样省份的数字对比来看，上海和辽宁两地的辅导支出水平明显较高，而河南和甘肃两地的支出水平明显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均值还是中位值来看，广东省的辅导支出水平都大致只与全国的一般水平相当，这显然与广东省在全国领先的经济地位是不符的。相似地，甘肃地区样本的辅导支出也高于河南地区。结合上文所发现的广东省较低的辅导参与率，我们现在比较确定，单纯的“经济决定论”无法有效解释不同省份课外辅导的参与度和经济支出。
由于样本量的限制，这里结合年龄段与教育阶段的大致对应关系，将样本分成了3-5岁、6-11岁、12-14岁和15-18岁四个年龄组。
在每一个年龄组中，再进一步对比农村和城镇的辅导支出水平。
首先，从全国范围来看，辅导支出水平从低龄组到高龄组不断上升，但在12-14岁和15-18岁两个年龄组中，辅导支出的中位数没有差别。
其次，对于各个年龄段的辅导参与者，城镇地区的辅导支出都明显高于农村地区：一方面，城镇家庭可能为子女购买了更高价格、因而也更高质量的课外辅导服务；另一方面，城镇家庭对子女课外辅导的支持力度可能也可能高于农村家庭。
最值得关注的是家庭收入水平处于最高25%的阶层：在各个年龄段，该阶层的辅导支出水平都大大高出其他几个阶层，这一优势在低年龄组，特别是在3-5岁的学前儿童组，表现最为明显。
表格显示，从2010年到2014年，全国课外辅导的名义支出中位数从500元增长到1200元，翻了一番还要多。这种增长趋势在男性和女性儿童中是相当的。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辅导支出的增长是普遍趋势，但农村相较于城镇、低收入阶层相较于高收入阶层，辅导支出的同期增幅更为明显。特别是家庭收入处于最低25%和中下25%的群体，辅导支出中位值翻了两番，而更高收入阶层的辅导支出同期只翻了一番。
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在此提出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高阶层家庭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手段来安排孩子的课外时光，因而对课外辅导这种学习模式的依赖程度低于其他较低阶层；二是低阶层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并不比更高阶层的家庭低，随着社会上课外辅导服务的可及性不断提高，低阶层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可以通过课外辅导这条渠道更大程度地折射出来。
男孩单纯参加学业类辅导的比例明显高于女孩，而女孩单纯参加才艺类辅导的比例明显高于男孩。
富裕地区或富裕阶层的家庭对于孩子早期发展阶段的课外辅导，更为侧重才艺类辅导。
当前中国家庭中参加了课外辅导的孩子，有多大比例在单纯参加学业类辅导？有多大比例在单纯参加才艺类辅导？又有多大比例的孩子在“双管齐下”，同时参加学业和才艺两类辅导？
针对被访家庭中每个正在上学的子女，CFPS在历次调查中都询问了“最近非假期的1个月”，孩子是否参加了课外辅导，并进一步通过多选题的形式收集了该段时期内的辅导参与者正在参加的辅导项目，具体包括：
（1）学校课程（如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科目）；
（2）竞赛辅导（如奥赛、华赛杯、希望杯等）；
（3）才艺培养（如琴、棋、书、画、体育等）；
（4）心智开发；
（5）亲子活动；
（6）其他项目。
我们将选项中的前两类归纳为学业辅导类，把其他类别归为才艺辅导类，然后在此基础划分出三种辅导类型：“纯学业类”、“纯才艺类”和“两者兼有”。
针对2014年“最近非假期1个月”参加了课外辅导的人群，表格展示了全国范围、分性别、分城乡、以及不同收入阶层在各辅导类别上的分布。
首先，从全国范围来看，67%的人在单纯参加学业类辅导，25%的人在单纯参加才艺类辅导，而8%的人在“最近非假期1个月”同时参加了学业和才艺两类辅导项目。由此可见，学业类辅导是课外辅导的主要形式。
分性别来看，尽管前面两节发现男孩和女孩在辅导参与率和辅导支出上都没有明显差别，但此处则显示出两性在具体辅导类别上的差异：男孩单纯参加学业类辅导的比例明显高于女孩（71.3% vs. 62.4%），而女孩单纯参加才艺类辅导的比例明显高于男孩（29.3% vs. 20.9%）。
此外，通过城乡或收入阶层的对比分析也显示，来自较发达地区和较富裕家庭的课外辅导者，单纯参加纯学业类辅导的比例都较低，而单纯参加才艺类辅导的比例都较高。
事实上，已经有研究发现，高阶层家庭比低阶层家庭更注重为孩子早期阶段的才艺或运动发展方面投资。沿着这一逻辑，我们猜测，在较低年龄段的辅导参与者中，不同阶层选择学业类或才艺类辅导项目的时期变动可能会表现出更为清晰的模式。
上表呈现了2012-2014年辅导参与者接受不同类别辅导的城乡差异和收入阶层差异。此时可以清晰地看到：2012-2014年，富裕地区或富裕阶层的家庭对于孩子早期发展阶段的课外辅导，表现出更为侧重才艺类辅导、同时降低对学业类辅导重视程度的趋势。
另一方面，低阶层家庭的孩子尽管在辅导参与和辅导支出上的增幅都超出了较高阶层，但不同于更高阶层的是，他们对学业类辅导的依赖没有太大变化。
【特别说明】
CFPS采用“过去一年”的提问方式来询问课外辅导的经济支出，而采用“过去非假期一个月”的提问方式来询问课外辅导的具体内容。因此，文中对于课外辅导经济支出和辅导具体内容的探讨分别对应了两种不同的统计口径。
此外，基于上述两种提问方式可以分别得到“过去一年”的辅导参与率和“过去非假期一个月”的辅导参与率，我们对比了两种口径下的全国平均参与率、分省的参与率和分性别的参与率，数据结果所呈现的模式是非常一致的。出于样本量的考虑，文中只报告“过去一年”课外辅导的参与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