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危机降临时，政府为减轻其对经济的影响往往会进行一系列的政策响应，其中便包括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在应对难民问题、经济衰退或是自然灾害时，各国都会大量使用现金。经验表明，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的实行通常都是明智且谨慎的，能够挽救无数生命。若计划得当，这样的计划还可以帮助人们永久地摆脱贫困。
然而，现金转移支付计划还蕴含着更多可能。我们在近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资金注入计划能够带来更为深远的连锁效应。在非洲推行的一些计划中，1美元的投入可以为当地经济带来1.27至2.6美元的效益。在美国推行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 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中，1美元的投入能够带来1.79美元的经济收益。而欧盟即便是在10年前的经济衰退期中，类似计划中每1欧元的现金投入也能带动价值0.85欧元的经济活动。
问题在于：现金转移支付计划能否帮助我们抵消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造成的部分经济损失？这并不是一个假设性问题。为了应对此次疫情，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中国等国家正在准备相应的现金支付转移计划，并在扩张其已有旗舰计划的支付能力。英国也正在采取相似措施。鉴于此次病毒的传播具有普遍性，一些国家正在考虑推行全民支付计划，包括向所有人无条件提供现金，即全民基本收入计划（UBI, universal basic income）。
用一种工具实现多重目标
传统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围绕着三种不同的目标：（1）应对自动化所可能导致的失业情况（包含如卡车司机一类的高危职业）；（2）作为强化社会契约并增强人们对政府信任的工具（如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该基金将阿拉斯加州的石油收入进行投资及再分配）；（3）作为扶贫工具。
每一个目标对应着不同的设计与传播方式，比如为强化社会契约所提供的计划就资金数量而言可能难以达到扶贫的目标。政策制定者需要将定制化的计划以不同的方式传播给公众，以得到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因此，计划的设计与传播需要在这三个目标中作出权衡及预期管理。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从新角度使用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机会——通过一次性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刺激消费需求，其形式可以是各国中央银行可自行使用的金融杠杆，也可以是成为各国财政部推行的财政方案中的一部分。
一次性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已有先例：科威特在2011年推行过此类一次性现金转移计划，澳大利亚也在2009年推行过类似的资金注入计划。政策制定者已注意到了这些先例，并正在认真地考虑将一次性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作为一种可能的政策响应方案。
事实上，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于2月26日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已推出了一项1200亿港元的救助计划（其中包括向年满18岁及以上的中国香港永久居民每人发放1万港元的现金补助），该项预算案将惠及约700万人。与此同时，欧盟也正“竭尽全力”推动类似的救助计划。
五点经验教训
从以往所推行过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及类似计划中，我们可以从通胀风险、交付系统压力、传播、与其他社会安全网配合，以及利用暂时性危机实现永久性改变这五个角度总结出相应的经验教训。
1. 无论是科威特与澳大利亚推行的一次性现金转移支付计划，还是蒙古国推行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都似乎并没有导致显著的通货膨胀。这是由于商品及服务的提供一直集中在私人市场、公共机构和企业。但是，这一点在危机期间不应被默认为板上钉钉的事实。
2. 强韧的交付系统是关键。数字及在线支付系统的发展是印度所推行的类似于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核心。面对此次疫情的危机，若人们的行动因隔离等因素受到限制，那么数字及在线支付系统可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因此，各国需优先确保这些系统的强韧。
3. 必须为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匹配充分的传播策略，这一点是重中之重。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推出会引发相应的竞争性观点和期望，因此，必须重点强调并明确计划的目的、设计和适用资格。这一点在更容易产生恐慌的危机时期中更为重要。
4. 若考虑推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则该计划应能够嵌入现有计划的生态系统之中。全民基本收入计划能够确保实现覆盖速度快和覆盖范围广，但在应对特定的薄弱点时，它或许会稍欠细致（例如为老年人、儿童及其他弱势群体提供照顾）。若危机持续的时间延长或者程度加深，那么为民众提供支持的负担将落在现有的社会安全网之上。因此，关键在于确保计划的可扩展性、定制性以及资金充足。
5. 危机往往会暴露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高收入经济体以及印度尼西亚、埃及、黎巴嫩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的经验表明，危机时期往往是推行长期改善措施的宝贵时点。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有50%的可能性会是填补社会保障体系漏洞的最佳方法，但同样也有50%的可能性不是。
在与新型冠状病毒的斗争中，这种新型的一次性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或许会发挥一定作用。希望各国对于这些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的学习速度能够超过病毒传播的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