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新冠病毒的全球爆发，疫情正在对东亚地区经济的增长构成重大威胁，但也给东亚各国建立公共健康与安全的区域合作机制、共同应对新冠病毒带来了新的动力。推进公共卫生和健康合作、防止未来疫情复发，已成为东亚各国保障区域发展成果、巩固东亚作为世界三大经济重心地位的共同责任。
一、东亚区域性抗疫合作机制建设已经初见成效
2020年1月，新冠冠状病疫情开始在中国首先爆发。当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新冠病毒形势时，日、韩等国以及东亚社会各界纷纷向中国伸出援手，提供医疗设备和物资援助，声援和支持中国的抗议阻击战。
从2020年2月以来，中国不仅同日韩以及东盟等国不仅通过举行视频会议或电话会谈来交流各领域疫情防控和治疗新冠病毒的诊疗经验，还在克服自身医疗困难的前提下通过无偿援助，并全力满足区域内对医护用品的商业订单，向日韩两国以及东盟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包括提供医疗口罩、防护服以及核酸检测试剂盒等紧缺的医疗物资，主动提议根据需要向其派遣医疗专家组。
这期间，“10+3”卫生发展高官特别视频会议、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中日韩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视频会议和“10+3”新冠肺炎问题卫生部长视频会议先后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中日韩三国以及东盟各国认识到团结抗疫的重要性，区域合作的迅速启动，已经成为了拉动东亚区域性公共健康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驱动力。
2020年3月20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韩国外长康京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举行中日韩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视频会议。王毅表示，感谢韩方和日方积极响应中方倡议，以视频方式共同举行新冠肺炎问题三国特别外长会议，这体现了我们在重大挑战面前团结协作、共克时艰的坚定决心，展示了我们携手战胜疫情、致力于维护正常交往合作的积极意愿。会议就以下事项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加强三方合作，共同遏制疫情发展；同意探讨相互衔接的联防联控机制，有效防止疫情跨境传播；同意寻求共同接受的办法，努力维护与经贸合作有关的必要人员往来，稳定三国产业链、供应链；同意尽早召开三国卫生部长会议，加强信息分享，开展药物、疫苗研发合作；同意以共同抗疫为契机，不断增进三国民众间的友好感情；同意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提高全球公共卫生水平，携手为全球抗疫斗争作出应有贡献。
2020年4月14日，李克强总理在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上提出，全力加强防控合作，提升公共卫生水平。中方支持东盟设立抗击疫情特别基金，将通过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和10+3合作基金等渠道提供必要支持，使其发挥更大作用。建议建立10+3应急医疗物资储备中心，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高响应效率，加强物资保障。开展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桌面演练，用好10+3合作基金，实施更多公共卫生培训项目。
疫情爆发以来，东亚“10+3框架”内的战疫合作，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机制以及相关医疗好卫生部分的沟通协作和数据分享，展示了东亚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美好愿景。正如习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指出的，“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支持和帮助”。
二、东亚抗疫合作机制的升级还存在着诸多难题
中日韩三国以及东盟各国可以将新冠冠状病毒肺炎作为彼此间合作的契机，拉紧各方间的合作关系。当前，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经济社会秩序正在加快恢复。中国可以将更多的医疗物资用于援助他国，助力他国防疫抗疫，促进各国关系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另外，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肆虐之际，中韩等国密切协作，通过开通“快捷通道”等途径接送留学生、技术专家以及务工人员回国，保障其生命安全。这又进一步拉近了各国间的友好关系。虽然中日韩以及东盟各国在新冠疫情合作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新进展。但是，各国间的合作仍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和威胁。
（一）海洋权益争端
首先、海洋权益争端一直是东亚各国间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绊脚石。例如，中国与菲律宾、越南、印尼、文莱、马来西亚的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始终是阻碍各国间发展良好合作关系的一大难题。长期以来，菲律宾、越南等个别东盟国家在其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沙岛礁上大兴土木，非法进行大规模填海造地，修建机场等固定设施，甚至部署导弹等进攻性武器。越南在中国南沙20多个岛礁实施大规模填海造地，并同步建设了港池、跑道、导弹阵地、办公楼、营房、宾馆、灯塔等大批固定设施。越还在万安滩、西卫滩、李准滩、奥南暗沙等建设多座高脚屋和直升机平台等设施。由于南海重要的地缘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东盟声索国不会在南海问题上轻易让步，会继续占领本属于中国的南沙岛礁。
（二）新冠疫苗研究的过程复杂
其次、新冠疫苗研发周期长、投资大，临床试验过程复杂。国内已有四个新冠疫苗获批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分别是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开发的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病毒疫苗、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共同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但这只是疫苗研制的第一步。在疫苗联合开发问题上，中日韩曾有过接触，但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启动实质性的合作。同时，中国医护产品的质量，最近几个月也是颇有争议的话题。从3月以来，发生了马来西亚退订中国测试剂的时间。中国抗疫医护物质的质量和效率问题争议，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东亚抗疫合作中的“中国角色”。
即便如此，东亚区域公共健康与卫生合作的制度建设已经势在必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塞德表示，目前全球有几十种新冠病毒疫苗正在研发，但在后续临床试验中，这些备选疫苗在人体内能否产生抗体，能否对病毒产生作用，会不会出现免疫过激反应，这些问题如同一道道关卡，大多数备选疫苗最终都会倒在这些关卡前。东亚是否能够实施跨区域的疫苗临床试验？这对于加速东亚新冠疫苗培育是否能带来利好因素？这些问题值得区域内各国医疗界共同思考。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曾告诫特朗普，新冠疫苗需要一年到一年半才能投入使用，这已是历史上最快的疫苗研发速度了。美国疾病生态专家彼得·达萨克认为，随着人类的生态足迹更接近偏远地区的野生动物，以及野生动物贸易使这些动物进入城市中心，由此导致的后果正呈指数级增长。由于史无前例的道路建设、森林砍伐、土地清理和农业发展，以及全球化的旅游和贸易，人类极易受到冠状病毒等病原体的影响。然而，世界应对大范围流行病的策略严重不足。从政治人物到公众都把它当作灾难来应对：我们坐等它们发生，并希望发生后能够迅速研制出疫苗或药物。即使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时候，各国仍然没有研发出能够针对2002-2003年SARS病毒的疫苗，以及针对艾滋病、寨卡病毒或一系列新出现的病原体的疫苗。
（三）美国因素
东亚区域抗疫机制建设的最后难题是美国因素。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还积极构建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扩大与印尼、越南等国的安全伙伴合作，升温美台合作，全力推进在南海争议问题上美国主导的话语权构建，全力打压中国在西太平地区的地缘战略影响。5月20日美国白宫公布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应对》报告，更是将“代表美国盟友的利益”和“带领美国盟友与安全伙伴”共同应对中国，是美国涉华战略方针的核心要点之一。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美两国本应积极推进防疫合作，共同抗击疫情。然而，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右翼政治精英却继续坚持“冷战”思维，试图借助疫情因素进一步推进美中“脱钩”，迫使高科技产业的生产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转移出中国。特朗普曾多次将新冠病毒称之为“中国病毒”。美国不仅将新冠病毒作为对抗中国的抓手，还积极拉拢盟国对华施压。日本首相安倍就在记者会上表示，新冠病毒的发源地有相当激烈的争论。日本的立场是，新冠病毒是从中国武汉扩散到世界各地的。疫情初期，中日双方互赠口罩等紧缺的医疗物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让两国人民间的好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如今安倍一反常态，这是美国在日本背后施压，日本扛不住美国的压力的选择。东亚抗疫合作进程深化，必须妥善处理好“美国因素”。
随着中国的高速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采取包括拉拢盟友在内的各种手段对中国实行遏制和打压。中国对此一方面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另一方面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经济的内生性活力，把自己的路走稳走实，更不必随着特朗普政府过度政治化、安全化中美经济关系的节奏而动。尤其是在创造性和建设性地推进东亚区域进程问题上，很长时间内我们不可能“超越”，或者“边缘化”美国因素，而只能是在“接受”和“面对”美国因素的同事加强区域合作和团结。这更需要我们具有创新性的外交思维与行动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