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在谈论美中之间的新“冷战”。我看不出来。之所以拒绝这种夸张的说法，是我深知美国比特朗普总统更重要。特朗普这么做是有特殊原因的，他不顾一切想赢得连任，因此急于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中国，或者除了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他着急甩锅的意图自当有目共睹。在特朗普发出喧嚣和愤怒言辞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强烈渴望回归正常，甚至是比之前让他在2016年大选中获胜的“正常”更正常。
回归常态也必然令美中关系恢复到比特朗普执政这些年来更加正常的状态。当我们考虑特朗普之后的美中关系时，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人要记住中国也比其国家主席习近平更重要。每一个国家的重要性都超过它的领导人，甚至它的执政党。
我所教的，是国际关系课的一个分支，叫“国际政治经济”（IPE），它的关注重点是国与国之间如何通过广泛的往来彼此联系，这其中不仅涉及政府，也涉及全体民众和经济。在IPE领域，我比我的许多同事都更强调私人的力量和策略，因为我坚信，如果你不了解一个社会当中巨大的私人力量的利益和能动性，你就无法理解它的政府，也无法理解其政策，因为那些都来自于他们所管治的社会。在应该如何与外部世界接轨的问题上，每个社会内部都存在着冲突，但它首先得存在于整个社会，然后才能赋权或者限制政府去做什么。用国家领导人或军阀式统领的形象来代表整个国家，这很容易，但是在一个很大程度上由经济发展而不是军事征服决定未来的世界里，这是荒谬可笑的。
美苏之间的原始冷战，双方各有盟友和附庸，它并没有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够糟了。每一位世界领导人都明白，重复使用核武器毫无意义。爱因斯坦有句名言：“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我不知道，但第四次世界大战会用到棍棒和石头。”那将是文明的终结。我们甚至可以从这个角度把冷战看成一个非常积极的时代：尽管双方激烈地相互对峙，但美苏两国都明白，必须要和平共处，至少超级大国之间要这样。冷战最可取之处就是“冷”，而不是“热”。
结束原始冷战的方法与今天防止复发新冷战的方法一样：经济上相互依存。关于原始冷战结束的原因，有一种错误说法，包括罗纳德·里根态度强硬，以及他增加了军费开支。事实上，他的政策是想延长冷战。而起到颠覆作用的，是鲜为人知的公众政策，尤其是私人政策，这些政策无论在西方还是在苏联集团均创造出强大的寻求共同繁荣而非共同毁灭的互动诱因。冷战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世界大战期间由国家管控贸易，苏联集团已经是与全球经济分割开的，但到冷战结束时它又重新融入了全球经济。
苏联和东欧更加融入全球经济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加快了步伐，当时苏联成为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1984年苏联到西欧的一条天然气管道竣工，这为它的主要精英层从上层颠覆苏联创造了财富和条件。欧洲内部不记名债券的急剧增加，给苏联新兴资本家在西方藏匿巨额财富提供了一种隐蔽的方式，从而有效地瓦解了单一的国家计划。我就不在这里详述所有这些政策和诱因了，更多详细内容可以去看我的《国际政治经济：战争与和平事业》一书中的第13章。不必说，冷战后期经济一体化的净效应，创造出了大量经济上的互动诱因去推动合作而不是冷战。求生的需要使冷战不至变为热战，而双方对繁荣的渴望让冷战终结，如今，它也降低了冷战卷土重来的可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它处于经济的中心位置，不像旧有的苏联集团那样处在被孤立的外围。世界多数中国以外的大公司都在中国有广泛的业务，因此，有中国参与的全球合作对它们来说事关重大。尽管在全球商业体系的规则细节上总会有争议，但这些都是实施细节，而不是生存挑战。
擂响新冷战战鼓的不仅有特朗普，还有一个由国家安全和互联网电信生意组成的联盟。我之所以说“生意”，是因为它的支持者要么是暂据政府要职，要么就是公司的董事会。这种竞争与伪装成“国家利益”的全球商业巨头不无干系。艾森豪威尔总统警告的“军工联合体”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军事-互联网-电信联合体”，它们的利润来自公众对垄断势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收集私人信息并使之商业化的默许。互联网、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革命让权力可以前所未有地集中。保守派专家认为这是“深暗势力”的阴谋，但更准确地说，它是谷歌、脸书等新兴互联网巨头的商业模式，它开创了不受管制地通过集中商业信息和商业权力谋取利润的先河。
中国已经融入战后自由世界秩序下的全球商品经济，而它也是最强烈地抵制美国互联网电信巨头全球主导地位的地方。起初，中国确实保护和补贴了自己的私营互联网电信公司，以防它们在初生阶段过早夭折。现在这些公司是如此成功，如果允许它们按照自由秩序规则竞争的话，它们有可能在世界许多地方打败价格高昂的美国垄断电信企业。为此，美国垄断企业势力的捍卫者们制造虚假的“国家安全”恐惧，在商业上孤立中国竞争对手，因为它们不愿意放弃垄断利润，不愿用更低的价格和更好的服务去自由竞争。商业竞争才是空谈“冷战”的真正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