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对二战以来的14位美国总统的研究中，笔者发现，多数美国人想要一个更为道德的外交政策，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直以来都是争论不休的。美国人通常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例外主义的，因为美国在表面上，不是通过种族来界定国民的身份，而是依赖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生活方式与自由主义观念。毫无疑问，唐纳德 · 特朗普政府偏离了这一传统。
当然，美国的优越主义和例外言论，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各种矛盾。尽管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发表了自由主义的言论，但奴隶制的原罪，还是被写进了美国的宪法，这无疑是一项让南北各州联合起来的妥协条款。
如何在外交政策中表达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美国人一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 联邦的优越主义和例外主义分子，有时甚至无视国际法、入侵其他国家、热衷于制造将美国政府行为强加于人民的借口。
但是，美国优越主义也激发了自由国际主义思潮的努力，通过一系列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来缓和外部威胁，以此保护国内自由，并使世界看起来变得更加安全和平。然而，事实上，特朗普对这一传统的两个方面全都弃之不顾，置之不理。
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宣称：美国优先。 “我们将寻求与世界各国的友谊和善意，但我们这样做是基于一种现实的理解，即所有国家行为体都有权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他还说，“我们不寻求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任何人，而是让它作为一个榜样闪闪发光。在特朗普看来，一个很好的观点，必然会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以此就可以增强其影响他人的能力和范围。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着干涉主义和十字军运动的传统。伍德罗 · 威尔逊总统寻求外交政策的国际安全民主化。肯尼迪派遣了16000名士兵到越南，他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使得这个数字增加到了565000。同样的，布什用促进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安全战略，来为美国入侵伊拉克寻找战争借口。
事实上，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参与了七次战争和军事干预行动。然而，正如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1982年所说的那样，“用刺刀播种下的政权永远不会生根。”——避免此类冲突貌似一直是特朗普受欢迎的政策之一。他限制美国在叙利亚地区使用武力，并希望在2020选举日之前从阿富汗地区撤军。
由于两大洋的保护和与实力较弱的邻国接壤，美国在19世纪主要集中于向西扩张，并试图避免卷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力量平衡行为。然而，到了20世纪初，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干预打破了全球力量的平衡。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舆论认为，对欧洲的干预是十分错误的举动，转而对内走向强硬的孤立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他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以及其他后继者，吸取了这样一个教训：那就是美国再也不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了。他们意识到，美国的行为体规模，已经成为例外论的重要思想策源。如果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不能在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方面起到带头作用，那么其他国家也同样不会。
战后的美国总统们建立了一个由安全联盟、多边机构和相对开放的经济政策组成的国际体系。今天，这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70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正受新兴大国崛起和民主国家内部民粹主义新浪潮的挑战和冲击。
2016年，特朗普成功地利用了这种情绪，他成为了首个质疑1945年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对盟友和机构的蔑视，决定了总统任期的长短。尽管如此，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希望实行外向型外交政策——美国人普遍的观点是避免军事干预，而不是退出联盟或多边合作。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公众是不会甘心再次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中去了。
美国人面临的真正问题是，能否成功地解决其例外主义的两个方面的问题——没有刺刀的民主；加大对国际机构的支持。美国能否学习如何在没有军事干预和武力的情况下，促进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和人权，同时帮助制定和组织必要的规则和机构，以建立一个应对诸如气候变化、大流行病、网络安全、恐怖主义和经济建设等跨国问题的新体系。
但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在这两方面都失败了。特朗普政府没有在加强国际合作，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组织方面发挥带头作用，而是一味指责相关国家并威胁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有很多问题需要得到回答，但是，在今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将其变成政治问题甚至是国内政治问题，而不是外交政策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开始。我们还没有战胜这场疫情，这类问题绝不是最后一个。
此外，威胁人类未来的温室气体中，有40%来自中美。然而，这两个国家都不能单独解决这些新兴的国家安全威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注定要建立一种竞争与合作相结合的关系模型。对美国来说，例外主义应包括对华合作；帮助生产全球公共产品；同时捍卫人权与价值观等诸多方面。
上述这些是美国人在今年总统大选之前应该努力讨论和尽力解决的道德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