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于5月20日发布题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的对华战略报告，宣布将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战略思想为指导，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这既是特朗普政府过去几年来对华战略的总结，也是其竞选连任的对华政策宣示，引起了中美各界的高度重视。
笔者认为，美国的最新对华战略报告，标志着1949年之后的美国对华战略，在经历了遏制与围堵、拉拢与分化、融合与同化的三个阶段后，正式进入重新遏制与围堵的第四阶段。这一新战略将同时具备遏制围堵与保持接触的特点，并将对中美双边关系与国际整体格局，产生重大深远影响。
四个阶段的发展
美国最新对华战略报告中提到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本质上就是美国总体外交与对华外交中长期坚持的“理想主义（价值观）指导下的现实主义”。其中的“原则”“理想”与“价值观”，主要是指美国宣称的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为核心内容的政治理念；而“现实主义”则是指其实现这些政治理念的务实策略。
美国长期以这些理念为基础，对价值观（意识形态）与体制（价值观的外化形式）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外交战略：联合与宽容价值观与体制“同质性”国家，而对价值观与体制“异质性”国家，则根据现实主义需要，分别采取遏制与围堵、拉拢与分化、融合与同化等不同战略。
1949年中国大陆新政权成立后，美国将中国视为价值观与体制“异质性”国家，其对华战略就分别经历了遏制与围堵、拉拢与分化、融合与同化这三个阶段。现在则是重新回归遏制与围堵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0年至1960年代的对华遏制与围堵阶段。这一战略的根源，是由于1949年成立的中国大陆新政权，在价值观与体制上与美国完全是“异质性”的，而且选择了向苏联等“异质性”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因此，美国联合其盟友，对中国实行了长达20余年的遏制与围堵战略，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全面封锁中国。期间两者还在朝鲜发生直接战争，并在越南与其它一些亚洲国家，通过代理人产生了间接军事冲突。
第二阶段是1970年代的对华拉拢与分化阶段。这一战略的根源在于，中国与前苏联之间的巨大矛盾，导致美国拉拢中国这一异质性国家，对抗前苏联这一更大的异质性国家，分化其阵营；而这也符合中国自身对抗前苏联的战略需求。其代表性事件是1971年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与1972年尼逊的公开访华。这一阶段两者的关系属于策略上的互相利用。
第三阶段是1980年代至今的融合与同化阶段。这一战略的根源在于，中国1970年代末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战略，主动向西方靠拢。美国基于引导中国从异质性国家走向同质性国家的考虑，采取这一战略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
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以1979年中美建交与邓小平访美为起点，总体发展态势良好，1989年一度受阻，但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启经济市场化改革后逐步恢复。中间虽经历了1996年台湾大选风波、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2001年中美南中国海撞机等事件的小幅负面影响，但总体发展平稳，并在2001年美国九一一事件后双方加强反恐合作、2001年底美国协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升温，一直延续到最近几年，持续大约40年。
第四阶段就是最近几年开始的重新遏制与围堵阶段。这一阶段从2017年特朗普上任调整对华战略开始，标志性事件包括：2017年底美国国防报告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2018年启动对华贸易战与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打压，并联合其盟国在经贸、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全面遏制围堵中国；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2020年冠病疫情加剧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此次美国公布的最新对华战略方针，则标志着其战略转型的完成。
美国最新对华战略报告的开头，开宗明义地点出了这一战略转变的基点：美国认为过去40年的对华接触战略（融合与同化战略）已经失败，美国期待的中国经济、政治方面的转变并未发生，反而却在近些年有逆转趋势，并利用过去40年所积累的实力，在经济、价值观与国家安全方面，威胁了美国与西方的安全。因此，美国将选择同中国进行战略竞争。
所以，美国对华战略的这一转变，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做出的：一是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与其原有期待相悖，二是美国认为中国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前者是基础与核心。如果没有前者，中国的实力并不会威胁美国与西方安全，美国对华战略即使会有防范成分（类似于盟友之间的矛盾），也不会是全面遏制与围堵。
美国这一对华新战略，尽管是特朗普政府制定的，且特朗普政府的连任尚存不确定性，但从最近几年的美国国内舆论看，这一战略体现了美国两党对华关系认识的一致性，在美国战略界有广泛共识。未来一段时间，只要中国继续目前的内政外交方针，美国这一对华关系定位、对华战略总体思路都不会有实质性变化，最多只是在具体策略与政策上会有调整。
美国这一对华新战略与前三个阶段的对华战略，在指导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理想主义（价值观、原则）指导下的现实主义”，是这一思想针对价值观与体制的“异质性”国家在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下的具体体现。这种指导思想的连续性表明：美国对华战略从来没有放弃其价值观指导。认为美国总体外交与对华外交战略只是受“现实主义”与“利益”驱动、没有理想主义与价值观指导的观点，是一种认识误区。
第四阶段的特点与影响
美国第四阶段对华战略，将兼具其第一、第三阶段对华战略的特点，又与这两者不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战略。一方面，它将重新采取第一阶段的对华遏制与围堵政策，联合其盟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方面压制，而不是像第三阶段那样对中国友善。所谓的“战略竞争”，实际上只是一种外交措辞的软化表示，其本质将是遏制与围堵。
另一方面，它将继续第三阶段的对华保持接触政策，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接触，有效管控双方的冲突，使之不发展到失控，而不是像第一阶段那样对华完全隔离。毕竟，双方已经有了外交关系与紧密经济联系，而中国的综合实力也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今非昔比。
美国第四阶段对华战略的实施，将对中美双边关系与世界整体格局，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中美“蜜月期”正式结束，双边关系将动荡不安，中国对美外交的战略弹性将显著缩小。
一是双方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摩擦与对抗将更加激烈。双方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虽已达成，但落实方面还有不确定性。第二阶段谈判将围绕中国经济体制的深层问题展开，包括产业政策、国有企业、信息开放等，谈判将异常艰巨，经贸摩擦会持续不断。
美方对中方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军民两用技术）的全面与定点打压，以及双方在贸易、投资方面的脱钩都将加剧。双方围绕中国内部管治方式与“人权”问题、香港与台湾问题的政治对抗，以及围绕台湾、南中国海问题的军事对抗，将成为家常便饭，此起彼伏。
二是中国对美外交战略的弹性将显著缩小。一方面，双方的经贸冲突涉及中国经济基本制度，双方在中国内部管治、香港、台湾、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争端，也都是中国宣称的“国家核心利益”问题。另一方面，美方的战略已经公开化、明朗化，而且宣称不会受中方的“蒙蔽”，要追求明确、可核实的短期“结果”，并要为此持续向中国施压，愿意付出必要成本与代价。这两方面都会大大压缩中国的对美战略弹性空间。
其次，中美双方在国际上的争斗将加剧，都会积极争取盟友支持，但旧冷战时期的阵营化对垒格局将不会重现。
一是双方国际争斗加剧，积极争取盟友支持。美方将会进一步拉拢其传统盟友（欧洲、澳大利亚、日本等）遏制中国，并利用冠病疫情，拉拢原先相对中立的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巴西，甚至分化中国的传统亚非拉盟友，共同对付中国。中国也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联络与对外援助，对抗美方的打压与围堵。
二是旧冷战时期的阵营化对垒将不会重现。一方面，过去40年形成的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与中方的经济联系，不可能被完全切断、脱钩，那样对双方影响都太大。另一方面，中方已不太可能像前苏联那样，组建一个价值观与体制跟自己高度一致的国家集团；中方所能联合的盟友，绝大部分尽管可以加强与中方经贸往来，但不会为此牺牲与美国和西方的往来，甚至与其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