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在今天的希腊半岛上，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的细节林林总总，原因更是纷繁复杂，但有一种观点在两种多年后被人重提，而且迅速成为了世界性的话题，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修昔底德陷阱”基于古代雅典历史学者和军事将领修昔底德的一段话，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斯巴达对雅典实力的增长心生恐惧。
“修昔底德陷阱”最早是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12年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探讨中美之间潜在冲突文章中提出的，文章引用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段话。在书中修昔底德指出“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最终导致战争不可避免”。艾利森在其著作《注定一战》中进一步阐述，认为“中美两国目前正处于战争冲突的进程中”。
“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含义是，当大国的霸主地位受到新兴强国的威胁时，两个国家之间就有很高的可能性爆发战争。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的渐次展开，这种观点的受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现在特朗普已经败选，拜登新政尚在酝酿之中，但笔者认为美国会以更理性，更务实和更注重多边主义的理念来调整其外交政策和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将如何演变？中美是否真的必有一战，还是可以实现和平和共同发展呢？
以史为鉴
为了证明“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引用了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一项研究。该研究结果表明：在近代历史上新兴强国与守成强国爆发的16次冲突中，其中12次导致了战争。
仅仅在20世纪，我们就亲眼目睹了三次“修昔底德陷阱”，前两次导致了世界大战，第三次导致了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作为新崛起的工业强国，要挑战英法的既得利益，双方最后无法协调，爆发战争。战争最后以德国的失败告终，《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套上了牢牢的枷锁。
然而，和约并未带来永久的和平。当时就有人声称“这不是和平条约，这是一纸20年的停战协定”。果不其然，德国人一直对《凡尔赛和约》愤愤不平，于是大家纷纷将选票投给了宣称要废除该条约的希特勒，希特勒顺利成为德国总理，后又登上了元首的宝座。希特勒没有“食言”，他一上任就开始扩军备战，而且将自己侵略的魔爪伸向四邻，最后在欧洲引发大战。先是德国对阵英法，后来美苏也加入进来，最终德国战败，而且败得很惨。
二战重塑了整个国际体系。德日意三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几乎是完全衰落，英法也受到重创，美国成了大赢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享有独一无二的霸权。苏联也趁势崛起，并主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美苏在经济上虽有差距，但政治和军事上几乎旗鼓相当。更重要的是，双方都有大量的核武器，拥有互相毁灭的能力，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核恐怖平衡”。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核武器恐怖的摧毁力使得冷战始终没有发展成热战。随着1980年代美苏竞争的缓和，苏联开始了一系列内外改革，但此时的苏联已是积重难返，最终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冷战以苏联及以其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失败作为结局，这说明“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必然会导致热战，和平竞争也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大家都具备毁灭地球生态环境的核能力的情况下。
苏东剧变之后，美国曾有学者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然而，有些意外的是，中国从一个小角落开始，一步一步地迈向了复兴的过程。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数据，以1990年不变美元计价（购买力平价），在170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是600美元，全球平均水平是615美元，大体处于一个水平上。但此后中国一直没有能跟上工业化浪潮，1955年时人均GDP仅为577美元，而此时的全球平均水平已升至2467美元。改革开放之后，中国GDP一路狂奔，到2008年时，中国和全球平均水平分别为6725美元和7614美元，再次回到了大体一致的水平。在GDP总量上，中国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2008年总量为8.91万亿美元，与美国的9.49万亿美元相差已经不大。
当年美苏竞争，打的是科技战、军事战、政治战，但在经济领域，苏联向来是严重落后于美国的。但今天的中国不一样，它是一个世界级的制造业大国，经济门类齐全，不像苏联，重视重工业，轻工业非常不发达。另外，前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自成体系，和美国领导的市场经济体系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而中国以更开放的态度，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现在已经深深地嵌入了全球供应链之中，离开了中国制造，美国消费者、生产者和投资人都一定会承受巨大的损失。然而，问题在于，无论谁是美国的当权者，目前都已经意识到一点，即中国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基本政治经济制度，都是和美国具有根本性不同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两个国家如何做才能和平共处呢？
四个合作方面
要想让中美两国实现长久的和平共处，的确是很难的，但全面对抗的后果对谁都是难以承受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具备有效的核反击能力，还在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市场今天和未来的强大消费能力。那么中美两国有没有加强合作的利益共同点？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历史。在1970年代，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原则（中美都与苏联敌对），中美两国通过各种途径在不断接触。实际上，当时中美尚处于交战状态下，而战场就是今天的越南。美国扶植南越政权，而且自己出兵几十万，中国也向北越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包括物资和人员。
当时中美之间无论是利益，还是意识形态，其分歧都比现在要大得多，当时都能坐下来谈判，并最后达成合约，现在为什么就没有这种可能呢？在经历了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谩骂后，笔者认为拜登新政会更理性和更务实。毕竟在中美合作的历史中，分歧是双方的共识，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误判，合作是因为双方有众多的利益重叠。
在1990年代，克林顿总统刚上台的时候是很反华的，但他后来还是接受了现实主义政策，将中国更多地容纳进现有的国际体系，而不是反向为之。例如他促成了中国加入WTO，这一政策现在受到质疑，因为有些人认为中国过多的出口抢夺了别国的出口和就业。中国现在提出双循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减少中国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国内消费，提升中国人民的获得感。一举两得的美事，何乐而不为？过去美国扮演了世界消费者的角色，为全球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提供了巨大的总需求。在全球产能过剩的今天，中国也要为提高全球总需求起到更多的作用。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接下来就要看如何做了，但求同存异是一个始终应该贯彻的原则。
下面笔者来探讨一下中美可能合作的几个方面：
1.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无疑是我们人类当代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国是排放大国，但历史排放量不高，人均也不高，假如强行降低排放量的话，可能损害中国的发展权。美国也是排放大国，而且由于工业发展的早，历史排放量高，人均排放量也高。假如人类不控制住温室气体的产生，任其发展下去，那么南极的冰盖就可能融化，到时候海平面可能大幅升高，那么那些建在海边的城市，恐怕就都要遭殃了。届时人类即使不遭到灭顶之灾，也会受到重创，所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人类的紧急问题。
很难想象，假如没有中美两国的参与，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从这方面来说，中美两国虽然面临着发展权与减排量的矛盾，但在减排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根本利益还是一致的。既然根本利益一致，那么就有谈判和妥协的基础。
2. 南北合作的问题
这里说的南北可不是中国的南北，是南半球和北半球。因为富裕国家大多集中在北半球，贫穷国家大多集中在南半球，如何实现南半球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让那里的人民脱贫致富，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过去，发达国家给这些贫穷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但接受这些援助的前提是受援国必须改善公共治理水平，例如减少腐败等。几十年过去了，发达国家的援助初衷虽然是好的，但效果却乏善可陈，大量的贫穷国家并未实现当初设定的目标，依然在贫困中挣扎。
现在中国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利用这些机制来带动贫困国家的发展。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在经济援助上附加政治条件。这等于说是把政治和经济分开对待，先发展经济再说。西方国家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恶化了相关受援国的公共治理水平，但西方的道路一定是正确的吗？假如它是正确的，那为什么几十年都不见成效呢？或许中国先发展经济，再提高公共治理水平的做法更有意义一些。西方国家至少应该让中国试试这个方法，再去予以评价不晚。
3. 东亚的集体安全问题
在东亚，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美国在日韩的驻军问题。有的人将其看作对中国的威胁。对这一点，笔者倒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从某些角度来看，美军的确是中国的威胁，但从另外一些角度来看，美军维护了这个地区的军事平衡，并促进了和平的局面。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没有美军的存在，那么日本很可能会制造核武器，日本有了核武器，韩国也会制造，再加上已经拥核的朝鲜和中国，那么东亚就有四个国家有核武器了，而且这些国家之间还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不信任感，届时整个东亚的安全问题就会非常严重，所以笔者认为美军在东亚的存在是有一些正面意义的。
4. 数据安全标准的全球统一
当前中美在多方面对抗，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数据领域。美国制裁TikTok，制裁微信和华为，中国也相应制裁了美国的一些科技企业，两边都在对方的企业上使劲，却忽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我们需要在宏观角度上构建一个全球性的数据安全标准。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通过这个标准来判断，哪些事情是企业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是政府可以做的，而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中美两国坐下来慢慢谈。要是没有一套标准，各国就只能自行其是，企业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最终受害的是经济和消费者。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说：“50或100年后人们在书写我们时代的历史时，主要谈及的可能不是2008年的经济衰退，或有关美国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面临的财政问题，而是世界如何适应历史舞台向中国转移这一变化。”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速虽然不会像过去那么快了，但大概率依然会维持一个追赶的态势。随着力量对比的改变，国际关系势必会发生改变。过去美国不相信别国有能力干预其国内政治，但2016年总统大选中，俄罗斯借助社交媒体成功影响了最终的结果，美国也只好自尝苦果。对中国来说，其长期忧虑外部势力的渗透与作用，这与美国的态度非常不同。这种态势对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各国需要搁置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议，尊重彼此的差异和利益，同时让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要素顺畅地流通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特朗普政府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意外的遗产，就是他的政策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那种做法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再重复冷战的局面了，热战更是不能考虑的选项，所以我们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来构建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这种国际关系机制能包容各方的发展，让我们求同存异，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一些难题。
在历史的长河中，大多数是一些短期的现象，但也有少数长期的趋势，这种长期的趋势往往是决定国际关系走向的最终因素。现在中国的实力在相对上升，而美国在相对衰退，这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假如我们希望这种变化带来的是国际关系的和平变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一步形成，那我们就应该从全球角度去制定相关的规则，然后让各国遵守。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以及其可能导致的冷热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