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领导者是在近现代世界的国际体系中居于领先和支配地位的大国。近现代世界的全球领导者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是世界各国在与"他者"的对抗和对比中产生的新观念。对全球领导者而言，"其实力可以与所有对手的综合实力较量"，"通常也图谋实现某种国际统一和团结"，并"在全世界拥有广泛利益"。这意味着，全球领导者掌握着国际社会中最强有力的话语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具有显著的领先者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地位得到全球大部分国家的承认。
对全球领导者的界定，通常还需要考虑时间和空间两个重要维度。在时间上，指 19世纪以来，即全球领导者诞生于全球化取得根本性进展的时代;在空间上，指全球范围，即全球领导者的优势地位需横贯整个国际体系中。概而言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领导者是在 19 世纪以来全球史的背景下出现的。据此，世界近现代史上出现过的全球领导者主要是19世纪的英国和 20世纪以来的美国。在同一时期，尽管全球范围还涌现出不少区域性强国，比如法国、德国、俄罗斯和日本等，但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还无法与同时代的英国、美国相提并论。
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曾经说∶"读史使人明智。"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全球领导者是如何兴起的?它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作为全球领导者，它们具备何种要素条件?这些是本文关心的主要问题。本文通过解读19 世纪英国和 20世纪以来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历史进程和成功经验，来解读何谓真正的全球领导者，来剖析全球领导者更迭的基本趋势，以及来理解中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
一、19世纪的全球领导者∶英国
无论是从本土的政治版图、人口规模，还是自身的资源禀赋而言，相比于同时期的清王朝、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法兰西，英国看起来都不是 19 世纪全球领导者的有力竞争者。但基本的历史事实却是，英国最终成为世界近现代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领导者。英国这个处在西欧边缘的岛国，主导全球体系超过百年。从英国获得全球领导者地位的历史来看，其决定性的要素条件有三。
首先，从18世纪到19 世纪，英国率先启动工业革命，从而在经济和技术上获得巨大的领先优势。
"当英国业已经历了两代人的经济成长和工业发展的时候，欧洲的第一批效仿国家才开始起步（自1815年开始）"。这让工业革命之后的百年全球史，成为一部其他国家追赶英国的历史。
英国在成为全球领导者之前，其经济总量与人均水平均已遥遥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在欧洲主要的领先国家中，1500年的时候，英国、法国、荷兰三国的人均 GDP相当，但由于人口原因，英国GDP总量仅为法国的25.8%。经历了工业革命后，至1820年，英国人均 GDP已分别为法国和荷兰的17倍和12倍，GDP总量则与法国相当，为荷兰的8.4倍。至1870年，英国 GDP总量已经超越法国接近40%，为荷兰的 10倍之多，参见表1和表2。
英国在经济上的领先优势还体现在其航运能力、全球境外投资水平等方面。工业革命后，远洋贸易逐渐成为全球贸易最重要的形式，航运成为全球贸易最重要的载体。"整个19 世纪，远洋货船的所有权和注册地，都高度地集中在英国。英国商船要占到世界总吨位的32%—45%。"1820年，英国船舶运载力合计为2448 千吨，占世界总运载力的41.6%。1900年，英国轮船运载力和船舶总运载力都约为全球的32.2%（见表3）。如今，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英国是现代世界 FDI的开创者。早在1914年，英国境外投资的现价总值就已经达到183亿美元，约占当时全球境外投资总额的41.8%。（见表 4）
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还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发明与技术突破，如棉纺织机器、蒸汽机、蒸汽机车等。"先进的蒸汽机技术和机制工具，使欧洲拥有决定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而作为工业革命先行先试者的英国，正是这一优势的最大拥有者。这一优势也成为英国能在 1840年"以小博大"，战胜清王朝的主要原因。
此外，17 至 19世纪，英国还在科学领域产生了一大批奠基性成果，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其中既包括牛顿力学（Newtonian mechanics）、进化论（theory of evolution）等自然科学成就，也包括苏格兰启蒙运动和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成就。
其次，到19 世纪为止，英国极具创造性地发展出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模式，并逐步将其扩散至全球，先是影响了欧洲和北美，然后是影响了整个世界。
本文将英国的这种政治经济模式，视为一整套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或者叫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是20世纪著名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提出的一个概念。按照哈耶克的看法，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自发性;二是可扩展性。前者是说，这种合作秩序是人类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的能力和进化选择过程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而不是刻意的、系统性的人为设计的结果。后者是指，这种合作秩序是"人们在不断交往中养成某些得到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而这种模式又为一个群体带来了范围不断扩大的有益影响，它可以使完全素不相识的人为了各自的目标而形成相互合作"。
我们可以进一步将这种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理解为三个要点∶第一，它自身是一种更有效率或文明程度更高的政治经济秩序，且相比于当时其他国家的人类合作秩序具有显著的优势;第二，这种政治经济秩序经由首创国家或先进国家实践与扩散，容易被其他国家或相对落后的地区所学习与模仿，并能有效提升后进模仿者自身的现代化水平;第三，当这种政治经济秩序在更大范围内扩散之后，其所辐射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基于这种政治经济秩序，形成一种更大规模、互为有利的地区性或全球性的合作网络。
在经济上，英国以工业革命为标志，将市场经济、工厂制度和自由贸易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一种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高效率的经济秩序。这种经济秩序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不仅带给英国经济进步和繁荣，而且还能带给这种秩序的学习与模仿者以经济进步和繁荣。当18 世纪工业革命逐渐在英国启动后，一系列旧的经济形式与制度、惯例逐步瓦解，规模化生产的大机器工厂逐步取代家庭式的小作坊。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的集中和大企业的形成"成为最显著的经济特点，"大企业的活动不但不是一种例外的事实，而且还有变成工业的正常形式的倾向"。与此同时，英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也迎来了重商主义的衰落和自由贸易观念的崛起。1846 年《谷物法》的废除标志着英国完全放弃了当时盛行的贸易保护政策，而致力于在贸易壁垒森严的欧洲大陆打通自由贸易的途径。此后，"维持这些途径畅通无阻是英国商业外交的一个主要目标"。英国工业革命启动之后，欧洲其他国家也陆续受到这一英国式的新经济模式的影响，它们同样从中受益，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有研究认为∶"1800—1900年，欧洲的人均制造业产出增加了3倍;如果把时间范围限定在 1800-1913年的话，欧洲的人均制造业产出，则是增长了4 倍。"
在政治上，英国是近现代政治文明的开创者，塑造了一种将立宪主义、法治、议会主权、代议制度、政党政治和责任政府等相结合的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秩序既不同于古希腊雅典城邦式的直接民主制，又不同于古罗马共和国的政制模式，而是英国对于近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原创性贡献。从1215年《大宪章》对于国王权力的限制，到1258年《牛津条约》首创贵族会议，再到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逐步发展出一套全新的政治秩序。到了18世纪，英国在政治制度安排上已经将立宪君主和议会主权、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代议制度和不完全的公民投票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后来全球立宪民主政体的榜样与源头。18世纪以后，英国的这种政治秩序不仅为隔着英吉利海峡的欧洲大陆国家和隔着大西洋的北美国家所仿效，而且后来还逐渐扩散到英国在全球的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在 20世纪去殖民化的过程中，英国的这套制度模式又被很多发展中国家学习与模仿。当然，从结果上来看，后发国家对于英国政治秩序的学习与模仿，有的相对成功，有的则比较失败，但这并不妨碍这一政治秩序本身极强的可扩展性。
总之，英国在近代以来创造的这种政治经济模式，是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英国不仅通过开创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实现了自身的进步、繁荣与善治，而且还将这一秩序扩散至邻近地区和全世界。至少部分国家在实践中发现，如果学习和模仿构建英国式的政治经济秩序，同时以此种秩序为基础来确立不同国家间的交往模式，不仅能够使本国实现进步、繁荣与善治，而且还能构建起稳定而有效的国家间的合作秩序。
第三，同样重要的是，英国还跟几个欧洲主要强国一起，为当时的欧洲和世界提供了一套新的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
早在 17世纪上半叶，"三十年战争"就开启了属于民族国家的新时代，奠定了欧洲基于多元外交的均势体系，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按照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Kissinger）的看法，"英国凭借制海权可以选择卷入欧洲大陆事务的时机和规模，以均势的仲裁人甚至是保证人的身份采取行动，确保欧洲大陆的均势"。非常高明的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始终扮演着均势维护者的角色"。
与此同时，19 世纪被称为"欧洲殖民世纪"，而英国同样是全球殖民体系的领先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和美国拥有的殖民地人口加起来占世界人口的57%"。而其中的"大英帝国"更是囊括了全球4亿多人口，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 23%。1920年，"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面积高达355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 24%，是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当然，这种以欧洲占领世界其他地区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全球殖民体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符合正义原则的。尽管如此，历史地看，在19 世纪这样一个欧洲发现世界的时刻，英国带领欧洲诸强在新的全球性舞台上开创了一种过去没有的国际秩序。
这套国际秩序是以欧洲诸强为中心的，是由作为"中轴"的欧洲大陆均势体系和作为"轮辐"的全球殖民体系所构成的。然而，从 20世纪初开始，欧洲大陆均势体系和全球殖民体系的整体性危机爆发了。随着两大体系的瓦解，英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就欧洲大陆均势体系而言，由英国主导的这一体系始终面临法国、德国等欧陆强国的挑战。在欧洲大陆均势体系中，"只有欧洲侧翼的强大海洋国家具备维持欧洲大陆均势的力量，而且只有海洋强国能够通过维持大陆均势来扩大它对海洋的控制"。这意味着，一旦英国的综合国力不足以维持其在力量上的优势，大陆国家对海洋的渴望就会促使它们不断地挑战英国的全球霸权。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意味着英国原先有相当掌控力的欧洲均势体系已经瓦解。就全球殖民体系而言，从 20世纪开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的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建立现代国家的意愿日益强烈，全球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呈现此起彼伏的势头。这些因素，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英国主导的全球殖民体系也逐渐趋于瓦解。
二、20世纪的全球领导者∶美国
作为英国重要的衍生国，美国在观念、制度等方面与英国较为相似。
其实，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历史进程，也基本遵循着英国的路径。作为后来的全球领导者，美国同样实现了在全球范围经济、技术的领先，提供了一套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以及建构了一套由自身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
首先，如同 18世纪和19 世纪的英国，美国到19世纪晚期和 20世纪早期已经逐步成了全球经济、技术和科学最领先的国家。美国首先充分吸收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然后在19 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率先启动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使得这一时期的美国拥有跟英国、欧洲诸强相比更快的经济增长率。从经济数据上看，1870年美国的GDP总量跟英国已经只有2%左右的差距，两国已经基本相当（见表5）。这意味着，早在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经济总量基本上已经跟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并驾齐驱。而到1914年一战爆发时，美国的人均收入已分别达到英、法、德、俄四国的1.5 倍、2.5 倍、2 倍和 9.2 倍。
在技术革命方面，如果说工业革命的光荣属于英国，那么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桂冠则被美国摘得。自 19世纪末到 20世纪初以来，全球范围大量的重大技术创新都来自美国。在当时很多的新兴产业方面，比如钢铁、铁路、汽车、化工、食品等，美国都开始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美国更完善的发明专利制度以及大量欧洲新移民的输入，为美国的技术创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有研究指出∶"内战后，联邦政府签发的技术专利特许证逐年增多。1880年至 1990年间，签发的专利总数每年保持在15 000 件到 25000件。"二战之后，跟航空航天、家用电器、新型化工、计算机、移动通信、互联网等与决定人类科技与产业前沿有关的很多重大技术突破，都首先来自美国发明家和美国公司。
自20 世纪早期以来，诺贝尔科学奖常常被视为衡量一国科学发展水平与研究能力的一个关键指标，而科学发展水平与研究能力又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总体上，1939年二战爆发以前，诺贝尔科学奖获奖者最多的国家主要是英国、德国和法国，当时美国的获奖者数量还比较少。但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二战后，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数量开始后来居上，并逐渐遥遥领先于英国、德国和法国（见图1）。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10年，在美国工作获得诺贝尔奖的 314名科学家中，有32%是在外国出生的，这一特点在诺贝尔奖主要获得国家中是独树一帜的。这证明了美国对于杰出人才的吸引力，这也成为美国不断进行科学和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图1 1910—2010 年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
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另一个启示是，美国从经济总量与英国并驾齐驱的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到科学、研究与创新能力真正领先世界的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大约经过了70年以上的时间。由此可见，一个大国从经济总量领先，到人均水平领先，再到科学与创新能力领先，中间很可能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过程。而从国家战略角度看，美国从经济总量第一到真正成为全球领导者，中间经历了大约 70年的蛰伏期。我们姑且称之为美国成为全球大国道路上的"韬光养晦"时期。
其次，美国在模仿英国式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上，还实现了许多创新，甚至形成一套更有效的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
在经济上，英国工业革命模式的顽疾，是标准化程度的不足，生产模式遇到了效率的瓶颈。而美国人经过摸索，开创了以泰罗制为代表的企业管理体系和以福特制为代表的生产组织体系，结果是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以美国钢铁公司、福特汽车公司、通用电气等为代表的大型公司开始崛起，美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在研发与技术创新方面，英国当年还主要依靠个别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个人研究，甚至主要依靠熟练工匠的经验积累，但美国借鉴德国西门子公司企业实验室的做法，开始在大型企业中普遍设立企业实验室或研发中心。比如，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创立的通用电气、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P.Sloan）管理下的通用汽车，都设立了大规模的企业实验室或研发中心。当研发成为大型企业的常规工作时，工业创新和技术发明的速度就大大加快了。
此外，美国还率先实行了反垄断法，创造了比英国更发达的金融市场与证券市场，特别是，美国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逐步兴起了风险投资制度等——所有这些制度安排都成为工业创新和技术革新的发动机与催化剂。举例来说，今天很多美国的著名公司，都是从一个创业梦想、一份商业计划书和一笔数百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起步的，而如今竟成为市值数百亿美元、甚至上千亿美元的行业巨擘。如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大规模地学习与模仿美国的风险投资制度，并从中受益。
在政治上，美国不仅沿袭了英国的立宪主义、法治和代议制传统，而且还做了很多创新。1787年，美国制定了现代世界的首部成文宪法。这部宪法既首创了总统制这一政府形式，又首创了联邦制这一央地关系模式。前者恰好适应了美国没有国王这一历史现实，后者为美国后来的开疆拓土提供了制度基础。美国在民主化方面也走在了英国和欧洲国家的前面。1789 年，美国举行了首次总统选举，成了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由选民通过选举人团选举政府首脑的国家。到了19世纪30年代，英国拥有投票权的成年男性公民比例还不到10%，而美国拥有投票权的白人男性成年公民已经超过50%。按照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标准，当时的美国已经可以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此后，美国不仅陆续让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成年公民拥有投票权，而且陆续赋予了黑人和其他获得公民身份的外来移民——不论他们的种族、肤色、宗教信仰以及来自哪里——平等的公民权和投票权。亨廷顿认为，自1828年到 20世纪末，人类经历了三波民主化浪潮，而美国正是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开创者，并与英国一道成为人类民主革命的引领者。从这个视角来看，后来许多国家从19世纪到20 世纪的民主转型和政体变迁，也可以被视为英美政治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
第三，美国在一战和二战后，都试图基于新的政治理念来重塑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构建由美国主导的新的国际体系。一战以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就试图以美国首创的十四点原则来重构国际秩序。这十四点原则包括∶无秘密外交、航海自由、消除国际贸易障碍、限制军备、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恢复波兰独立性、成立国际联盟以维持世界和平等。一战后，部分基于美国方案的凡尔赛体系取代先前的维也纳体系，新的国际秩序似乎隐约可见。当时，德国宪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敏锐地意识到，1919 年的巴黎和会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此前都是欧洲决定世界的秩序，此后变成世界决定欧洲的秩序。这里所谓的世界，当然首先强调的就是美国的影响力。而由美国首倡建立的国际联盟，即国联，更是"人类经过一场空前的"大战"之后建立的第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常设国际组织，是20世纪国际政治的重大发展"。虽然美国提出的国联方案并没有成功，但国联方案其实已经为 30 多年之后的联合国方案提供了预演。这也是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潜在的全球领导型大国在构建全新国际秩序方面所作的第一次重大努力。
二战以后，美国终于在国际体系中开始扮演起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并超越英国过去建构的国际秩序，逐步建立了由美国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美国在二战后国际政治秩序构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倡议成立联合国。但联合国仅仅是战后整体国际新秩序的一部分。按照基辛格的说法，美国希望按照"集体安全、民族自决以及非殖民化的原则塑造国际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一种不同于 19 世纪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新秩序。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战后世界各国的国家边境趋于稳定，各国的独立自主和民族自决成为通行的规则，殖民地国家的去殖民化逐步得以实现。当然，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还有赖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政治军事组织。北约是在冷战中为在军事和意识形态上对抗和防范苏联而建立，其后逐步发展成熟，成为美国全球力量的重要基础。冷战结束后，北约不仅没有解散，而且还经历了"战略目标全球化"、"活动范围由"欧洲"走向""全球""和"组织性质从军事政治组织战略变为政治军事组织"的全球化过程，继续支撑着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
在国际经济秩序上，美国倡议并创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战后国际货币、贸易与经济秩序的基础。其中，《联合国货币金融协议最后决议书》第7条就规定，"各缔约国应尽可能快地就减少国际贸易壁垒、增进国际贸易互惠关系达成一致"。正是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样延续了英国倡导的自由贸易精神。"自由贸易成为美国着力变革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核心内容。一方面，美国竭力向世界推行自由贸易，打开世界市场，以满足自己庞大的经济体对扩张的世界贸易的需求;另一方面，美国在政治上借联合国维持战时建立的盟国间统一与联合的局面，使自由贸易能推行于最广阔的空间。"由此，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一系列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和国际经贸组织得以出现，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人口流动为代表的全球化运动获得前所未有的深人发展。
约瑟夫·奈（Joseph Nye）将二战后定义为"美国世纪"。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开创了一种不同于19 世纪的国际新秩序，并以这种国际秩序维持着自身的全球领导者地位。美国创建的这一国际秩序存在内外的系统性压力。一方面，这一国际秩序是围绕美国的全球霸权而展开的，是基于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而建立的，美国自身的综合国力和比较优势对于这一国际秩序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这一国际秩序自建立起，就不断地受到苏联、欧洲、日本、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挑战，尤其是冷战时期，这一国际秩序同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了长期的博弈。但必须承认的是，这一国际秩序经历了冷战的考验，目前仍然维持基本稳定，而且对于战后世界的相对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主要大国之间没有发生重大的冲突，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互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即实现了所谓"美国强权之下的和平"或"美国治下的和平"。
三、中国能否成为全球领导者?
根据对英国和美国历史经验的梳理，成为全球领导者需要准备三个关键要素条件∶首先是要成为经济与技术最领先的国家，其次是要创造一种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最后是要贡献新的国际秩序与国际规则。从已有的历史经验来看，尽管这三个要素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要想成为真正的全球领导者，需要同时具备这三个要素。
成为全球领导者的第一个要素，是要成为经济与技术最领先的国家。这里的领先不是总量的概念，而是人均的概念;甚至不只是人均的经济概念，而是一个国家要在科学、技术、学术与创新能力方面都达到高水准，即│领先于全球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唯有在经济、科技、学术、创新以及军事技术方面都拥有领先优势，一个国家才能成为真正的全球领导者。这里其实既涉及经济、军事等可以指标化的硬实力，又涉及约瑟夫·奈十分重视的软实力。奈认为∶"在评估当前的国际权力时，技术、教育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变得更为重要，而地理、人口和原材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在英美两国处于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巅峰时刻，两国都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实力、领先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以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能力。比如，军事实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海军和制海权。英美两国先后都是可以控制全球主要航道制海权的国家。有一项研究认为∶"当（英美）两国的竞争者都还大多是陆地国家并依赖它们维持航道通畅时，英美强大的海军控制了海洋并主导了贸易航线。"
成为全球领导者的第二个要素，是要创造一种新的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也应该是全球性的。简单地说，这种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不仅是指一个最领先国家能够充分发挥这一合作秩序的优势，而且要能够将这一合作秩序在地区层次或全球范围推而广之，吸引其他国家加入其中，共享这一合作秩序带来的价值。这一合作秩序可扩展的关键在于，其首倡者和后发学习者均能在这一合作秩序中受益。在英国和美国之后，各国的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总量的扩张，某种程度上是在英国和美国创造的这种全球性的合作秩序中实现的。亨利·基辛格认为，英国和美国创造的这种合作秩序具有强大的全球性扩展能力。他说∶"长期来看，想加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除了进行结构调整外别无选择"，"为使自己的国家变得尽可能像美国或欧洲或日本那样就得做出努力"。实际上，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也得益于英国和美国所开创的这种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一方面得益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也得益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努力。比如，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后来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更快增长和技术能力的更快提升。
成为全球领导者第三个要素，是要贡献新的国际秩序与国际规则。国际秩序主要是指"国家作为国际关系构成的基本单位，是按什么方式和原则组织起来的"。历史地来看，英国和美国都贡献了新的国际秩序。稳定而有活力的国际秩序，是任何国际体系能够持续发展和全球领导者地位得以维系的关键所在。英国开创的以欧洲均势体系和全球殖民体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秩序，在随后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最终分崩离析了。此后，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从全球货币体系到世界贸易组织，美国作为新的全球领导者倡导并重构了国际秩序。二战后，尽管全球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冷战阴影的笼罩之下，而且不少地区爆发过小规模的冲突与战争，但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创建的国际秩序使得人类社会-——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维系了基本的和平与稳定。总体而言，目前人类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8世纪所设想的目标，即一个"内有自由、外有和平"的"永久和平"时代。当然，我们离真正的"永久和平"这一人类的政治愿景还有很远的距离。
基于这样的分析框架，对步入 21世纪 20年代的人类社会来说，谁将有机会在下一轮的全球领导者角逐中胜出呢?如果综合考虑规模因素和发展阶段，全球范围内大约只有美国、欧盟或欧洲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几个政治体有这样的机会。从全球领导者的三要素来看，若以未来 10年到 20年进行评估，恐怕美国还是最有希望能维系其全球领导者地位的国家。无论是在经济与技术的领先性，还是政治经济模式的可扩展性，抑或是在提供稳定的国际秩序方面，美国仍然最具实力。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美国世纪还没有结束"，"美国在军事、经济和软实力资源方面的主导地位，这使得美国处在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位于全球均势运作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中心"。
从全球学术界到全球主流媒体，很多人还关心另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新的全球领导者?或者说，在未来10年到20年里，中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机会有多少?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实在经济、社会与科技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甚至已经成为近40余年时间里发展中世界快速崛起的典范。最近几年，由于美国、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治理方面遭遇的一系列挑战，国际舆论场上兴起了中国是否会成为新的全球领导者的讨论。按照本文的分析框架，今天的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潜力，还是需要考察中国在三个关键要素上的实力。
第一，中国是否已经成为经济与技术上最领先的国家?就经济实力而言，当前中国的 GDP已经居世界第二，2018年中国 GDP超过了其后日本、德国和英国的总和，占全球 GDP近16%。2018年，中国 GDP增长更是占全球 GDP增量的29.8%，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国家。但需要注意的是，2018年，中国GDP仅为美国的 66.4%，人均 GDP的差距更为悬殊，只相当于美国的15.6%左右。此外，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和城乡差距悬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即便按最低生活费用标准计算，中国仍然有数千万贫困人口。概而言之，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进入世界前列，但人均 GDP水平和综合经济实力尚未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就技术实力而言，一方面，中国在空间探测、超级计算机、高铁、金融、互联网、移动支付等一些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产生了像华为、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大型企业，2018年在《财富》世界500 强企业排行榜上上榜企业已经高达120 家，仅略低于美国。同时，中国的科研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也取得显著的发展。"2018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专利申请数量最多，达到创纪录的 154万件，占全球总量的46.4%，其数量相当于排名第二至第十一位的主管局申请量之和。"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在很多事关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领域仍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具有高端自主创新研发能力的大型企业仍然相对较少，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迄今为止仅有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一位。相比于英国19 世纪初和美国在 20 世纪中叶作为全球领导者时所拥有的经济与技术领先优势，中国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或者说中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第二，中国是否已经开创或提供了一种新的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在经济方面，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奇迹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有人将其视为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结果，有人认为主要依靠强大政府的作用，还有人将其视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但无论怎样总结中国经济成就的经验，不同模式之下的理论诠释基本上无法摆脱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或发展型国家的理论传统与政策主张。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到底是对人类已有现代化经验的成功模仿，还是已经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模式——也就是已经发展出一种不同以往的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呢?必须承认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这一经济模式在后发国家并没有呈现出足够的可扩展性。
政治上，中国在过去 40年的时间里维持了政治稳定，同时跟其他后发国家相比拥有相对较高的政府效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程度也有所提高，但中国现有的政治秩序在诸多方面仍然还有许许多多的挑战。反腐倡廉工作仍是任重道远。所以，综合来看，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模式或政治秩序还存在着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尚不具备足够的可扩展性。或许正如时殷弘教授所言∶"中国能否真正造就出一套具有较大的国际和跨国适切性和创新性的发展模式?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强国、特别是能否经久保持为世界强国，将主要由中国能否成功地对付这一挑战来决定。"
第三，中国能否贡献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最近几年，中国在外交上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新变化。从过去邓小平重点强调"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到如今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际秩序的新蓝图。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国际社会也出现了要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影响力的呼声。尽管如此，中国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之前，首先需要处理好自己本身在国际事务上的棘手问题。
总体上，今天的中国仍然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周边环境和压力重重的国际形势。一方面，中国同众多周边国家还存在领土纠纷或敏感议题上的争端;另一方面，面对美国的战略博弈。目前的中国主要还是在战后美国创建的国际秩序中谋求发展、寻求合作与解决争端，尚不具备建构一套由自身主导的国际秩序和规则体系的条件。
过去40 年，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重新崛起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政治现象之一。问题是，中国是否为扮演全球政治大国的角色做好准备了呢?包刚升过去的一篇文章这样提醒道∶"经济总量不足以塑造全球政治大国。1900年，美国经济总量就已经是世界第一，但当时的美国并不具有全球政治领导力。从历史来看，美国的政治领导力不只是打赢两次世界大战，更是确立了战后世界的新秩序。这段时间也是美国在科技、制度和文化价值上的"软实力"获得领先的过程。……国家间的竞争也是制度安排的竞争，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取决于能否产生更好的绩效。过去的全球领导者英国和美国都以制度创新见长。那么，中国能否在制度安排的软实力上成为领先者呢?在成为领先者之前，中国又该如何充分吸纳人类已有的制度经验呢?……对塑造全球领导力来说，文化价值的软实力同样重要。21世纪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中国必须处理好"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的关系。固然，世界的融合趋势与多样性会长期并存，但迄今为止的全球领导者在塑造"普遍价值"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要么借鉴吸纳和大力推进已有的"普遍价值"，要么创造出新的"普遍价值"。但无论怎样，忽视"普遍价值"，难以支持全球性的政治领导力。半个世纪以后，未来的全球领导者甚至需要超越民族国家，为新的世界秩序立法。为了未来能担当这种角色，今天的中国又该做什么?"客观地说，中国的快速崛起得益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中国过去 40年间是所有发展中大国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二是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这会让每一个人均指标的进步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正是经济快速发展乘以巨大人口规模，造成了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崛起"现象。但是，中国的这种成就，跟一个国家获得全球范围的全面领先地位还不是一回事。根据英美两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历史经验，如果不能获得全面领先地位，就谈不上能否成为全球领导者的问题。实际上，唯有真正领先世界，才能真正领导世界。因此，对今日中国来说，我们仍然需要反复提醒自己∶中国自身的发展要比获取全球地位的期待更重要，中国的战略定力要比实现快速崛起的愿望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