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10月瓦尔代年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在理论上不排除中俄结盟的可能，这使结盟问题又有了现实意义。
结盟论在中国学术界久已存在。按照结盟论的观点，中俄结盟对中国有重大利益：一方面，在中美结构性矛盾加深的情况下，中国需要与有实力的大国结为同盟，以减轻战略压力；另一方面，没有盟友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世界主导国。国际结构正在向着中美两极方向发展，对于这种前景，中国不应惧怕，而应努力争取，与俄罗斯结盟是实现这种可能的最佳途径。
结盟论者认为，中俄结盟不会实质性改变大国关系性质，不会加剧中美矛盾。结盟不是新冷战，与冷战思维没有必然联系。中俄结盟不是主从型同盟，但客观上实力对比向中国倾斜，中国是联盟中较强的一方。中俄联盟是盟友而不是朋友关系，因此“诚信”不是主要问题，只要共同利益存在，联盟就可持续。
中国也不必担心会被动卷入俄罗斯的战争。俄罗斯的核武器足以防止大战，而小规模战争俄罗斯有能力应对，无需中国支持。结盟论者还认为，中国应放弃不结盟政策，不结盟不是中国的一贯政策，也不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政策。
结盟论者所列举的无疑是对中国有利的效应，但问题在于还不能充分论证它们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缺乏对中俄结盟可能产生的负效应的考察。如果只突出其可能的正效应而忽略其负效应，则很难对一项政策的预期效果做出全面评估。
从政治原则来说，不结盟具有抽象的价值意义，但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它也有工具属性。换句话说，不结盟可以是一个政策选项，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圭臬，一切取决于具体情景和需要。所以，不结盟政策不是中俄结盟的根本障碍。
但结盟有成本和风险，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中俄结盟来说，它抵押的是国家间的信任和两国关系的长远。按照结盟理论，结盟有两大隐忧，一是担心被盟友抛弃，二是担心被拖下水。中俄结盟也将面对这两个隐忧的考验。结盟是军事联盟，它要求两国在发生战争时相互支援。可以断定，中俄两国现在对此都没有准备。
在没有做好政治准备的情况下，中俄联盟的基础是不可靠和脆弱的，一遇情况，将不可避免地以悲剧性结局告终。
在过去这些年，中俄在与其他大国的冲突中相互都给予了本国政策所能达到限度的支持，如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在南海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对峙、俄格战争、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问题等，结盟不会使两国在类似问题上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也就是说，结盟对这类问题无补。
结盟不会显著提高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水平。战略伙伴关系已经是一种高定位，它对两国合作没有任何限制，如果说两国合作的潜力还未能充分发挥，那结盟也不是解开这道锁的钥匙。
盟友与战略伙伴是十分不同的身份，对两者也会有十分不同的心理预期和要求。由战略伙伴变为盟友，两国将以不同的眼光和要求看待对方，并将两国关系置于更高标准上。认为盟友只是战略安全同盟，无关乎其他领域的看法是过于简单化了。由于标准和期望的提高，结盟之后的两国关系更容易产生落差、失望、不满，它们的逐渐堆积最终会对两国关系造成侵蚀。因此，结盟不仅是加深国家关系的方式，也可能是销蚀国家关系的途径。它将产生什么结果，取决于具体的情境和条件。
中俄结盟必将对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产生深刻影响，认为这不会实质性改变大国关系的判断是轻率的。不过，对于这种影响的利弊则可见仁见智。中俄结盟无疑会促使两个阵营的形成，推动国际政治向两个体系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中俄是大国之间的同盟，它也必定会对两国的战略机动空间带来一定限制。
认为俄罗斯想与中国结盟也有误判之嫌。尽管普京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表态有所松动，但尚不足以证明它是俄罗斯的政策。在俄罗斯学术界和精英界，主张与中国结盟的不是主流。俄罗斯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在联盟中较低的位置，并为中国成为“世界主导国”助一臂之力。事实上，俄罗斯对可能成为中国的“小伙伴”尤为敏感，并尽力避免被拖入中国与美国的对抗中。期望俄罗斯为中国火中取栗不切实际，也低估了俄罗斯的外交智力。
由此可说，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关系更适宜的形式。它虽不及战略联盟的高度，但它更符合中俄关系的发展规律，更贴近中俄关系的水平和状态，同时，也更适合两国的国内政治生态，易为两国精英和大众所接受和支持。它有较大的包容性，能够较大程度地包容两国关系的问题和矛盾，使之减少被政治化、情绪化的可能。它也有更强的生存弹性，可适用于不同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使两国战略合作能够长时期维持。
对于中俄这两个国家来说，长期维持联盟则极为不易，这与美欧联盟有很大不同。中俄历史上曾三次结盟，分别是1896年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1945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都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为前车之鉴。
概而言之，中俄关系有着十分复杂的过去，对两国关系来说，信任是它最难得的资产，同时又是很易损的资产。对待中俄关系需有长远眼光，只有保证中俄相互信任的持续积累，不使这一过程再次中断，才能保证中俄关系的长期稳定。
虽然战略伙伴关系具有一系列优点，但现在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恶化使这一模式面临挑战。在严峻的安全形势下，是否应寻求与俄罗斯结盟？
从理论上说，作为一种工具，不排除与俄罗斯结盟的可能，但从可能性和功能效应角度看，结盟不是最佳选择，继续保持战略伙伴仍是更优模式。
结盟是双方的事情，中俄两国是否都愿意结盟存在极大不确定性。中俄结盟的最重大功能是在军事冲突发生时得到对方的支援，在未发生军事冲突时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形成威慑和制衡。在前一种情况下，很难想象双方会投入对方的战争。后一种情况是常态，也是结盟的常态功能。不过，在结盟之后，这种威慑和制衡的功能也达到了极限。美国担忧中俄结盟，但结盟成真这一担忧也不再存在。与之相比，引而不发或许是一种更有张力的威慑和制衡，即虽未结盟，但保留结盟的可能。战略伙伴模式就可产生这种功能。
中俄战略伙伴模式有很强的功能弹性，它本身就包括战略安全和军事合作，现在它只需加强这一合作即可。它与结盟的主要不同是对军事支援对方战争没有硬性约束，但它也没有不能支持对方的限制。同样重要的是，在提供战略军事安全功能的同时，战略伙伴模式能避免结盟可能产生的一系列严重副作用。
结盟虽是一种可能的选项，但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中俄结成联盟的基本条件是美国同时对中俄构成严重的直接安全威胁，出现可能发生军事对抗的形势，安全成为中俄最迫切和压倒一切的战略需求。
在中俄美关系的语境下，一旦中俄结盟，即意味着美国已是公开的敌人，虽然通过联盟可以减轻它的威胁，但一个大国成为敌人本身就构成巨大的战略压力。这就如同中美苏“大三角”一样。“大三角”虽然减轻了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但并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因为它没有消除威胁本身，而只是增加了应对这一威胁的能力。这一威胁只是在中苏恢复正常关系后才真正消除。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三角”对中国是亡羊补牢，它是在与苏联成为敌人这一重大战略挫折背景下的被动选择。因此对中国来讲，在中俄美关系中，乃至在整个大国关系中，防止出现敌人尤其是不使伙伴变成敌人是更大的战略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