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汶川大地震过去一年有余，在这需要社会力量充分参与的重建阶段，灾区的民间组织却陆续离开，志愿者纷纷回撤。激情退场之后，如何从灾难中吸取经验？如何保持民间力量的参与热情、保持社会各界对灾区持久的关注和投入？
2009年8月12日，一场汇聚150余家社会组织、80余家企业、50余位专家学者的“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暨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在京开幕。会上，由七份报告组成的《“5·12”行动启示录：汶川大地震社会响应研究》（下称《行动启示录》）正式发布，对民间组织在“5·12”汶川地震中的行动表现，做出了系统分析及反思。
2008年曾被誉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300万志愿者的参与，760亿元社会慈善捐赠的涌现，民众的公民意识、参与意识在灾难中萌芽。作为不同于政府、市场的第三种力量，NGO与志愿者在紧急救援阶段的反应、过渡安置阶段的服务，都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但资源匮乏、能力短缺，以及诸多制度性障碍，仍旧是民间组织在灾后重建阶段面临的挑战。建设本土化、专业化、可持续的民间组织，任重而道远。
中国NGO汶川标本
根据清华大学的一项调查，90.2%的民众认为，民间组织在未来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应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5·12”汶川大地震中，诸多草根NGO发挥巨大作用。对此，《行动启示录》给出了正面评价。
在紧急救援阶段，NGO反应极其迅速，14%的组织立即采取了行动，73.2%的组织在地震后24小时内采取了行动。很多本土的民间组织反应远远快于政府。此外，NGO对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响应更为灵活。例如，友成基金的志愿者们在2008年5月15日到达绵竹的遵道镇，17日就发现救灾物资中急缺奶粉及女性用品等物资。他们将需求情况反馈后，在19日，七卡车的物资就运到了遵道镇，物资迅速分发到了特定灾民的手中。
和政府的行动相比，NGO最大的特色就是提供各种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并可以高效率地运用有限的资源。《行动启示录》提到，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江油建的板房，造价是每平方米479元，但政府对口援建的板房，造价达到800元至1800元不等——后者因使用飞机空运的原材料而抬高了造价。
NGO在救灾过程中的广泛联合，被喻为此次地震的“制度性遗产”。《行动启示录》访谈的77家组织中，71.4%的组织选择与其他组织之间相互合作联合行动。而所谓的“合作”不限于NGO之间的联合。地震后，不仅有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这样的NGO协调平台出现，还有政府与NGO合作的绵竹社会资源协调办公室，上海政府帮助都江堰政府建立的志愿者管理制度，汇聚政府、企业、NGO三方力量的遵道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合作的常态化和制度化，已在逐步推广。
面临资源危机
然而，在紧急救援、过渡安置阶段表现尚佳的民间组织与NGO们，却在更需要其充分参与的灾后重建阶段快速退出。
四川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郭虹估计，曾奔赴四川一线参与救灾的300多家民间组织，现阶段只有50余家尚在坚守。而曾经潮涌般赶赴灾区的300万名志愿者，至今仍坚持服务的不足5万。
志愿者的退潮，源于草根NGO的萎缩。“志愿者是要服务于组织的。没有组织的志愿者无家可归，只能离开。”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向《财经》记者分析，民间组织的撤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资源的匮乏。
《行动启示录》显示，“5·12”地震灾后的社会捐赠都集中到了各公募和私募基金会。由于没有具体的救灾和重建项目，也没有基层的执行机构和合作伙伴，很多基金会直接将善款交给政府，或者与政府合作。
民间善款本来是为了弥补政府服务的不足而集中起来的公共资源，但由于其向政府集中，需要以此维持服务的民间组织缺乏获取的管道。
与“5·12”行动论坛同步举行的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旨在提供公益资源供需匹配平台，各大基金会将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资助草根NGO的优秀项目。此种基金会与草根NGO对接的模式，仍有待进一步推广。
《行动启示录》提出，筹款是一个需要技术、艺术、策略以及专业化知识和系统化的市场运作过程。除了呼吁捐款机制的变革，还需要组织积极拓宽资源筹措渠道，加大对政府和企业的筹资力度，增加组织自创收入，提高组织抵御资金短缺风险的能力。
呼唤本土化、专业化长期规划
灾后重建是一项长达八年至十年的漫长工作。政府的硬件建设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而灾区复杂的需求结构则需要长期的多元化服务。
然而，《行动启示录》显示，NGO本身的资源制约使得他们的活动基本采取长则一年，短则数月的项目形式进行，而这些项目多数是采取“招募志愿者、同时少量聘用当地临时人员”的形式来执行，尽管有些机构也考虑到项目的可持续问题，但由于未来资源的不确定，也很难从本土化出发设计项目。
灾区服务的长期性，需要本土化的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在灾区重建的过程中，四川灾区出现了像绵竹广济民生合作社、绵竹土门民乐村等本土NGO。这些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得到了外来NGO及当地政府的支持，但在专业化服务方面仍旧处于起步阶段。
灾后重建阶段对社会服务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大多数草根NGO的能力有限，此种局限在紧急救援与过渡安置阶段已屡有体现。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2000年的一项大规模调查数据显示：71.5%的NGO专职人员规模在一到九人，相当多的NGO雇佣兼职人员，但较少使用志愿人员；员工文化程度以高中、中专和大专为主，员工中来自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转岗、分流、离退休人员较多；人员构成专业化程度较低，并且优秀人才向企业或国外机构转移的流动率较高。
《行动启示录》认为，我国NGO普遍缺乏专业人才，在资源动员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协调互动能力、危机应对能力，特别是与所在领域的公共服务相关的专业能力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
四川省绵竹剑南镇社区服务中心提供了诸多经验，例如以国内外多所大学为依托，引入社会工作专业的高素质人才，并建立长效的人才培训机制。但《行动启示录》进一步提出，如何建立多重激励机制，有效回应NGO人员流动率高的问题，实现高素质专业人才在第三部门的稳定就业，仍是社会组织面临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