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人士对非公募基金会的认识越来越理性
2004年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后，转眼5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从第一家被批准在民政部直接注册，由私人企业建立的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开始，到2008年底，有600多家非公募基金会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壮大着中国公益领域的队伍，并成为公益领域的“领头雁”。
但是随着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其自身的许多问题也慢慢地暴露出来。因此，与5年前的乐观所不同的是，业内人士对非公募基金会的认识越来越理性：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政策的支持，但政策的出台不一定能保证社会组织按照人们良好的意愿和期待发展，政策不是万能的，在刚性的政策背后，同样需要软性的精神文化的支撑，需要“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需要有合理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手段——这些东西，远非“政策”的保障这一个措施，就能迎刃而解的。
一群“早产儿”
还担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一把手”时，在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后，现任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的徐永光洋洋洒洒千言写就《非公募基金会：背负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一文，对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充满着乐观的期待。5年后，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办公室里，徐永光用他一贯镇定自若的语气和笔者探讨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问题，但已经远远不同于5年前的乐观，徐永光的态度中充满了某种焦虑：“我现在开始怀疑了。”
徐永光怀疑的是他当年的乐观。《基金会管理条例》从制度层面解决了NGO发展瓶颈的问题，在试图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企业面前，完全不存在制度的障碍。如果把一些社会组织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归咎于他们的先天不足，从而导致在的后天的发展中困难重重，那么，如果机构先天的条件优良，也必然会意味着机构在后天的发展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例》在为民间力量打开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制度之门后，非公募基金会似乎找不到发展不好，或者是不好好发展的理由：看看那些缺少社会资源和政策支持的草根们吧，生活在夹缝中，却依然有大批的机构茁壮的成长。非公募基金会绝对可以承载着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前行。这样的判断从目前看来，是过于乐观和理想化了。
有很多问题是制度所不能解决的，比如人们的思想认识层面和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基金会成立后，在一定的尺度内，可以按照很高的标准去做，也可以放低要求，让“非公募基金会”的名字只是成为机构的一个外壳。
况且，非公募基金会真正的是足月出生的吗？“从制度上的先天条件来看，可以说是足月了，但是，从文化和精神意识的层面来看，是早产的。”这是徐永光最近的认识：“出生证很容易拿到，但是还没有怀好就急急忙忙的‘生’出来，在出生后，必然会出现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基金会急急忙忙的成立了，但是在成立后，却并不知道怎么去做，与当年风光的成立相反的是，在实际中进行运作的“寂寥”。记者曾经致电一家号称是国内资金规模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询问项目运作的情况。该基金会的秘书长在犹豫半天后告诉记者，机构实在还没有做什么值得去说的事情，所以现在不能接受采访。
何时能独立
企业和由其所出资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之间，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作为基金会的出资人，其很难摆脱企业的掌控和操纵，这是非公募基金会另一个层面的“先天不足”的问题。从外在看，有很多非公募基金会甚至都不存在形式上的独立：没有独立的办公场所，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本报曾经做过调查，在所调查的70余家非公募基金会中，基本上没有机构和员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大多数是企业的员工在做基金会的事情。在这一点上，非公募基金会甚至都比不上一直被称之为“二政府”的官办基金会，至少，这些基金会在形式上做到了完全的独立：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场所，有专职的工作人员。
除了形式上对企业的依附，在公益项目的实际运作上，非公募基金会受企业的“掣肘”也太多。成本是公益机构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毕竟要以受益对象的利益为最大利益，这是公益机构存在的使命。但是，在非公募基金会内部的管理和项目的运作上，企业的胳膊挥舞的太长：很多非公募基金会的决策层和管理层往往来自商业领域，基于商业经验，他们往往过多的考虑项目的成本和收益，注重内部成本的控制，在短时期内，追求实效的产出。但是实际中最需要的公益项目往往周期长，收效慢，因此这很容易成为基金会拒绝开展这类公益项目的理由，不能满足服务人群真正的需求：锦上添花的东西过多，雪中送炭的项目不足。
独立性的丧失给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带了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治理机构的不完善和不规范。在基金会的治理结构中，理事会是机构的最高决策机构，对机构重大问题的决策和机构的发展方向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理事会所代表的只能是公共的利益，而不是出资方，企业的利益。在实际操作中，理事会的成员里，往往来自企业的人员占据了大多数的席位，因此很难做到决策的公益性，会从“私益”的角度：为了市场的利益，或者是政府的公关等方面，作出某种决策。在这种情况下，非公募基金会的运作会出现方向性的错误，也必然失去了他们所存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专业人才匮乏
专业性人才的匮乏，这是非公募基金会发展中面临的很大的一个问题。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公益项目的创新和运作需要专业的人才。但是，往往企业乐观的估计了现有工作人员的能力，而对于企业内部的工作人员来说，非公募基金会成为了他们最不愿意去的一个地方，甚至认为去了基金会就如同被贬入冷宫。
除了专业的项目的运作，资金的保值增值也是基金会所必须考虑和面对的问题，而这更需要专业的操盘手。比如运作成熟的福特基金会，设立了专门的投资部门，对资金进行投资以保值增值。但是，这类专业人才的缺乏让基金会选择了虽然稳妥但收益不大的银行存款的方式，这种保守的行为，也让基金会在运作项目时不敢放开步伐，谨慎有余。
下面的这组数据不是最新的统计，但是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的性质是：专职人员占６０．０３％，退休和兼职人员占３９．９７％，年龄结构５０岁以上的占５２％，３１岁至４９岁的占３２％，３０岁以下的仅占１６％；学历结构：大专以下的占６６％，本科以上的仅占３４％。显然，这样的结构是难以提高组织的自身能力，提高慈善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是当务之急。
前景依然乐观
非公募基金会存在的问题明显，但是现在远不是我们悲观的时刻，相反，我们有理由对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乐观。
今年3月13日，北京时代华光管理研究院在中国人资网上开始了公开的招聘：招聘非公募基金会的职业经理人，全面管理注册资本为2000万的非公募基金会（医疗类）的运作。越来越多的非公募基金会已经意识到了专业人才的问题，并采取了行动。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理事长王平，一直在动用各种人脉关系寻觅人才。继招聘了曾经在GONGO和国际NGO工作过的甘东宇作为基金会的秘书长后，副秘书长目前也已经到任，并且，基金会的其他岗位，王平也力图寻找到最合适的人才。
非公募基金会如果想要尽快摆脱目前不尽人意的状态，需要对症下葯，至于药方，无非是下述几个方面：首先必需要独立。一个有着依附心态的孩子永远不会真正地长大，去独立地面对和解决问题。形式上的独立即便做不到，也要使用专业的人员，只有使用了对的人，才能去做对的事情。另外，治理结构至关重要，作为决策核心的理事会更是重中之重。公正客观的理事会的存在既便会否决掉正确的方案，但绝对不会让错误的决策出炉，能够保证基金会始终在正确的航道中运行。最后，在非公募基金会成立的初期，要对所选择的项目进行反复的论证，确保所实施的项目是社会最需要，也是机构最擅长去做的。这很重要，一旦航行的方向错了，机构再怎么去弥补，对的可能性都会非常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