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皮革厂”，全称“上海富国皮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上海富国皮革有限公司作为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于1995年，2008年转制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并更为现名。经过多年经营，已形成品牌。然而，富国皮革品牌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其不断违规排污的过程。令人惊讶的是，在上海市、宝山区两级环保部门的相关档案中，富国皮革竟然留下了2004-2009年连续六年的污染纪录，还曾擅自闲置大气污染治理设施，并多次被列为环保违法企业。临近的上海大学新校区以及北章村、上大聚丰园、祁连新村等居民区长年为臭气所困，不少居民都因此患上了呼吸道疾病，如气管炎、支气管炎、慢性肺炎等，还有得了肺癌并因此死亡的。
富国皮革的臭气排放主要来自其毛皮处理环节。富国皮革在政府环保部门的不断处罚下进行了一些改造，还于2006年10月关闭了生皮鞣制生产车间即毛皮处理环节。然而，社区居民仍然能常常闻到已为他们十分熟悉的“富国味”，污染问题仍然没有根本解决。
当然，这样一家污染企业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还与政府规划和区域功能定位不当有关。富国皮革所在的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地区，是上海老工业区域之一，集中了镇属、区属、市属各类化工、涂料、皮革等企业数百家，各种污染物排放十分严重，本不适宜建造居民居住区。然而，该地区南临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西、北两面与上海环城高速（外环线）相邻，区位优势明显；上海大学新校区于1998年在此落成，成了该地区（后文简称为“上大地区”）新的地标。因此，在上海和宝山地区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过程中，自1990年代后期起，这里大面积开发居民楼盘，至今居民已达25万之多，形成了企业与居民区犬牙交错，环境与生活矛盾日益凸显的尴尬局面。由于法律法规对于城市功能定位管理的缺失，造成了宝山这类“长官意志”、“拍脑袋工程”现象比比皆是，已成为许多城市共有的环保难题。那就是，企业排放执行的仍然是合乎国家规定的工业区排污标准，而不是居民区应该遵循的排污标准。即使环保部门严格执法，排污企业也已达标，仍难以达到生活无忧、居民满意的程度。
近年来，上大地区居民多次向相关部门和领导投诉、向法院起诉环境问题，投诉面向的部门从镇政府到区环保部门，到市环保部门、市政府、市委，再到国家环保部，逐级向上。在持续不断的投诉下，上海相关政府部门的反应不得不从消极转趋积极，从敷衍应付、到“治小避大”、再到承诺区域改造。
然而，政府关于区域改造、彻底治理的规划不公开、不具体，居民很难看到切实希望；而“富国味”却并未得到根本治理，仍在时时侵扰居民的正常生活；更让社区居民反感的是，当他们拿起法律武器，期待得到法律保护的时候，法院的回答始终只有冷冰冰的三个字：“不受理”，既不说出任何理由，也不提供任何文字回复。于是，2009年6月25日，上大聚丰园社区的居民联名写信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和国家环保部，再次反映困扰他们多年的富国皮革污染问题。社区中一些激进人士甚至酝酿出钱雇人到富国皮革去闹事。
上大地区居民在2009年9月11日再次致国家环保部的信中说：“小区居民无不对富国毒气群情激愤！一触即发！”一个矛盾焦点即将激化。
环保NGO开始行动
在环保NGO组织中，最早对上海富国污染事件予以关注的是远在北京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他们在制作中国空气污染地图过程中，发现了连续六年“上榜”的上海富国皮革，十分惊讶。
由马军创办、成立于2006年5月的IPE，起初专注于中国的水污染问题，后来，他们不能不注意到同样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的空气污染问题。他们参照制作水污染地图的方式，建立了中国空气污染地图，即搜寻来自国家环保部和各地环保部门、媒体等渠道的空气污染信息，将这些数据经过处理，通过数字地图的形式，集中、条理地予以公开。用马军的话说，因为利益关系，一些污染企业受到了某些地方部门、官员的保护；要突破这种利益格局，就要让公众参加到这种管理当中来；而公众参与的第一步是信息的公开。在IPE制作的数字地图上直观地展示出污染源具体位置和它们的基本数据，这是信息公开的第一步。
在马军和IPE看来，上海富国皮革的污染情况是相当突出的。因为，即使是在中国目前污染状况相当严重的情形之下，一家企业的污染问题竟然连续六年“上榜”而未能得到及时治理，在IPE已有的记录中也属罕见。因此，当自然之友上海小组向IPE提出希望提供上海相关污染企业信息时，他们立即将这一信息通报给了自然之友和自然之友上海小组。
由中国著名文化人梁从诫先生参与发起的中国文化书院绿色分院（简称自然之友、FON，Friend Of Nature）成立于1994年，是1949年后第一批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民间组织之一，也是中国历史最长的环保NGO之一。
上海富国污染事件让IPE和FON这两个环保伙伴再次携手，合力行动。
行动之一：FON上海小组进入现场
在FON各地小组中，上海小组是近年来比较活跃的一个，小组成员都是名副其实的志愿者。在上海小组周围还有着一批热心于公益的律师、记者，常常参与意见，甚至参与活动，以确保环保行动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并能通过一定的渠道使公众知晓。从2008年中开始，上海小组成员特别关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污染企业的调研和干预。2009年年初，上海小组介入松江区某企业的污染治理问题，支持社区居民的合理维权，取得了一定成效。因此，当IPE和FON北京办公室将上海富国连续多年污染的相关信息提供给上海小组之后，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关注。小组成员邀请律师进行了多次探讨，确定了行动方案。
上海小组的行动主要分两部分。
依照小组成员的分工，一部分志愿者承担起以个人名义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主要向宝山区人民政府、区环保局、区经济委员会等申请关于富国皮革大气污染、许可、受罚、整改的情况。
自从2008年5月1日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以来，上海各级政府部门在执行这一条例时，程序上都能做得比较规范。因此，这些申请都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及时回复。然而，在更具实质性的内容答复上却难以令人满意--要么内容极其有限，要么以“您要求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本机关公开职责权限范围”的官样口吻予以搪塞，要么干脆不予答复。
（二）实地调研。
获知富国皮革的污染问题之后，利用2009年2月底的一个周末，FON上海小组组长易晓武、工作委员会委员刘红明立即到位于宝山区南大路上的富国皮革公司周围实地察看。6月中下旬，易晓武、刘红明等先后两次到深受富国皮革污染侵害的社区，进行现场调研，受到了社区居民的热忱欢迎。上海小组成员深入现场的另一成果，是结识了那些长期坚持抗争的居民，了解了他们的具体感受，不仅证实了富国皮革长期污染的事实，更是知晓了社区居民坚持近10年的投诉抗争。环保NGO组织第一次与社区积极居民间建立起了信任和联络渠道，为日后的共同行动作了铺垫。上海小组成员的现场调研，也为环保NGO组织行动策略的形成做好了基础性工作。
行动之二：环保NGO组织联合提交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提示信
在上海小组工作的基础上，FON北京办公室和IPE于2009年6月22日举行了联席工作会议，制定针对富国皮革的下一步行动方案。
首先采取的行动，是FON、IPE等中国大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18家环保NGO组织，于6月26日联合向富国皮革发出了《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提示信》，依法要求富国皮革在2009年7月5日前，向社会公开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数据。
环保NGO的这一行动既是依法行事，也是想给多年污染的富国皮革一个争取主动的机会。然而，却遭到了富国皮革方的沉默对待。没有任何一家环保NGO组织收到过富国皮革就此事作出的回复。
“绿色供应链”行动是中国环保组织从数年前已经开始采取的针对污染企业的有效环保行动，IPE是其积极倡导者和行动者。所谓“绿色供应链”，就是要求把环境保护意识、“无废无污”、“无任何不良成分”及“无任何副作用”的标准贯穿于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和零售商整个产品链条中。用马军的话说，是通过供应链，把环保压力从在乎公众压力的企业，传递到那些还不在乎的企业上去。自2008年8月起，一批在中国大量采购的跨国公司，先后开始定期将其供应商名单和IPE收集的企业超标违规记录进行对比，要求问题供应商作出说明，进行整改，由此推动了在华企业遵守环保法规。
启动绿色供应链追溯，也是FON和IPE制定的行动方案之一。还在准备《提示信》的同时，IPE和FON已经开始搜索富国皮革的供应链。
Timberland是美国生产包括服装、鞋类、雨具、手表等户外休闲产品的顶级休闲品牌，富国皮革是其重要原料供应商之一。Timberland公司在其网站上郑重承诺对其合作制革厂的环境负责。因此，IPE和FON决定向Timberland公司通报富国皮革的严重污染情况和上海小组的现场调研情况，希望该公司能真正践行环境承诺，从自身的供应链环境管理入手，解决其产品生产过程给社区和环境带来的严重污染侵害。上海小组依据调研情况起草了致Timberland的公开信。经过多次商讨，形成了最终文本。2009年7月13日，这封以FON和IPE的名义就环境违规问题致Timberland美国总部及其首席执行官Jeff Swartz的信发出了。
供应链追溯行动果然收到了成效。7月16日，Timberland中国公司工作人员致电IPE办公室，询问相关情况；同一天，富国皮革工作人员致电IPE办公室，就其环境违法事实进行沟通和申辩。这是富国皮革方第一次正式面对中国环保NGO组织的回应。而这一回应的发生显然来自其利益攸关方Timberland的压力
然而，Timberland并非是收到NGO信件那一天就决定采取行动的。除了中国公司工作人员的一个询问电话，作为一家巨型跨国公司，Timberland公司美国总部竟然连份收到邮件的确认回函都没有。失却起码礼节的背后，或许蕴涵着对中国环保NGO的忽视。
7月20日，IPE办公室不得不通过美国一家环保组织，向Timberland美国总部查询邮件是否收到。7月21日，IPE收到了这一美国环保组织转来的邮件，称Timberland公司美国总部确认收到了FON和IPE写给其首席执行官Jeff Swartz先生的信件，同时表示将在适当时候给予答复。然而，这一所谓“答复”迟迟未见。
行动之四：媒体行动
在FON和IPE的行动方案中，媒体行动是重要一环。对于公众而言，媒体仍是其迅速而直接了解事实真相的重要渠道。污染企业的相关信息尽管已经公诸于某些政府网站，IPE污染地图也已经及时予以搜集、梳理并公开。但是，媒体对于这些信息公开的作用仍然无可替代。因此，FON和IPE及时地向相关媒体通报了富国皮革长期严重污染的重要信息，以及全国18家环保NGO组织予以质询却招致冷遇的情况。
一些敏感的媒体立即有了反应。中国经济网于2009年7月31日和8月6日，向中国公众报道了上海富国皮革严重污染事件。香港英文报纸《East China Morning Post》（《南华早报》）于8月7日发表了题为《Timberland Linked to Polluting Factories》（《Timberland与污染工厂有染》）的文章，将上海富国皮革的严重污染问题以及诸多国际品牌仍与其维持业务关系的情况首次公诸于全球英语读者之中。
媒体的介入，尤其是英文版《南华早报》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在全球拥有广阔市场的Timberland和富国皮革的强烈反应。8月8日北京时间凌晨3：02，也即《南华早报》文章发表尚不足一天，Timberland美国总部官员Arne May致信FON和IPE。这一“凌晨”举动让IPE工作人员十分感慨：即便如Timberland这样的美国企业，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和压力，也不会积极回应NGO的提示。
8月10日，Timberland中国公司一官员致电IPE办公室，询问富国皮革污染问题的详情；同时解释说，Timberland通常都依靠英国皮革协会（BLC）对供应商进行审核，自己不看企业运作。而依据BLC的审核报告，富国皮革曾于2007年和2009年5月两度获得银牌，也就是在及格和及格以上。IPE工作人员询问：富国皮革那么多的污染纪录都没有查到过？这位官员表示自己也很吃惊，称美国方面正在重新审查BLC的审核过程。
8月11日，富国皮革致电IPE，对自己的污染问题再次进行申辩。
8月12日，Timberland中国公司官员再次致电IPE，称其在4个月前已经开始减少对富国订单，并打算在两个月内终止；同时表示，会联系其他使用富国皮革的朋友，一起给富国以压力。
8月上中旬，FON和IPE与Timberland美国总部多次邮件往返，相互沟通，交换看法。
8月19日，Timberland中国公司官员来到IPE办公室进行沟通。他反映，据接触了解，富国皮革在其污染问题见报后，在整改上一直处于游离和敷衍状态，Timberland已准备退出与富国的合作。这位官员承认，以前将皮革环保审核环节都外包出去是认识上有问题。这位官员还表示，接受FON和IPE的建议，在以后的环保审核中将纳入居民意见。
8月19日，富国皮革致信《南华早报》主编，对其报道表示“遗憾”。
环保NGO介入下良性互动的开始
正是在环保NGO的介入和种种压力下，富国皮革不得不开始有所动作。而这些行动逐渐演化为社区居民、环保NGO与污染企业间的良性互动，促使事态向着有利于居民诉求得到正当申张、企业开始整治、生态环境有所改善的善治方向发展。
面对种种压力，富国皮革总裁兼CEO鲍博华终于不再回避，开始正视现实，在与FON和IPE沟通后，表示接受FON和IPE的建议，计划进行第三方审核；并拟于2009年9月23日在上海富国皮革公司举办一次“公众开放日”活动（Open House Event），邀请社区居民和其他相关各方参加。
富国皮革态度的转变自然是值得欢迎的。然而同时，这使环保NGO组织和社区居民都意味着面临一个崭新的课题。毕竟，在中国大陆，无论是社区居民、还是环保NGO，通过这样的方式与污染企业进行面对面沟通相当罕见，缺少经验可资借鉴。利益对立并已发展到矛盾冲突的双方在同一空间相遇，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如何确保这种沟通是在理性、平和、建设的氛围中进行？如何确保社区居民的诉求得到充分的表达而不致成为企业表演的舞台？如何才能真正达到促进企业治理、满足居民环境要求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环保NGO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为了解好这道新课题，FON和IPE北京办公室与上海小组成员、社区居民代表以及热心参与此事的律师之间电邮往返，热烈探讨，甚至展开争论。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各方交换的邮件多达77封。这还不包括数次透过Skype召集的“空中会议”。
经过反复斟酌、讨论，大家终于在下列问题上达成了比较一致的共识：
其一，社区居民是此次对话的主角。确保社区居民意见的充分表达是对话成功与否的主要目标。因此，FON和IPE北京办公室多次与富国方交涉，将原先富国方单方面拟定的日程作了重大修正，以留有充分的时间进行交流，让居民拥有表达的机会。
其二，环保NGO在与富国皮革的博弈中应始终把握环保志愿者的立场和原则，以公众参与环境环保的法规和政策为依据，关注过程的公开、公正、公平以及信息的透明，关注社区在企业整治、环境改善中的角色和作用，以达到企业与社区双赢的目的。环保NGO虽然从广义上说是公众环境利益的参与者，但在这样的场合不能成为一方利益的代表，须避免卷入可能的冲突。
其三，由于富国方仍然没有提供第三方审核的确切计划，FON和IPE北京办公室不再派员参加。与会的FON上海小组成员应秉持环保NGO立场和原则，起到社区居民助力的作用，不越俎代庖。为此，上海小组成员邀集社区居民、律师、记者等一起举行了多次准备会议，设想种种细节，探究应对方法。
经过各方协商，社区居民方派出了8位代表。FON上海小组成员顾训中、徐楠作为环保NGO代表参加。
9月23日下午的整个开放日活动出乎意料的轻松、坦诚。在FON上海小组成员的鼓励下，社区居民们义不容辞地坐在了前排主角位置，并且抓住机会，向富国高层详尽介绍了多年来饱受富国臭气的感受。8位居民代表几乎都发了言。鲍博华和富国其他高层也介绍了已经做的整改工作以及正准备进行的各种整治措施，并承诺，一旦居民再次闻到臭味，可以随时打电话直接找鲍博华投诉。按照事先的设计，FON上海小组成员提出了保留一份各方签字确认的开放日活动备忘录的建议，得到了富国方的同意，只是鲍博华考虑后没有在上面签字，让他的一位副手代表富国签了字。
“公众开放日”活动能够在理性、平和、真诚和开放的氛围中顺利进行，为社区居民和环保NGO组织通过合作、协商方式解决富国皮革污染问题增加了信心。
富国的公开检测活动和居民投诉
为了体现在公众开放日活动时的承诺，富国皮革随后不久向居民代表和FON上海小组提出了共同参与月度厂区空气检测的邀请。FON上海小组成员主张积极参与。然而，这一邀请遭到了居民代表的拒绝。原因在于，这一检测并非是FON和IPE已经建议的第三方审核，而是由富国皮革方单独聘请、单方安排的检测机构来对厂区空气进行检测。居民们认为，参与这种检测并不能真正起到监督作用，相反，却可能成为富国皮革掩盖其污染行为的遮羞布。由此可见，社区居民与富国皮革间依然存有深刻的不信任。
更为典型地表现出这一不信任的是随后发生的一起“社区检测事件”。
10月13日晚，让居民十分熟悉的“富国味”再次飘临上大聚丰园社区。有居民直接向鲍博华投诉。鲍博华由推托到邀请该居民来厂区观察。由于是深夜，居民顾虑安全问题而两度拒绝前往。鲍博华认为居民没有诚意，而居民认为鲍纯粹是在“作秀”：因为，在鲍到工厂后，臭味就逐渐淡下来，以致消失。
该事件反映了社区居民与富国皮革长期积淀的冲突不可能因为一次成功的对话就全然消退。因此，FON和IPE再度向富国皮革提议进行第三方审核，将富国皮革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推进富国皮革环境治理整顿的展开。这才是逐渐消除社区居民与富国皮革间矛盾的有效途径。
2010年2月1日，富国皮革总裁兼CEO鲍博华第一次来到了北京FON办公室，与李波、马军就富国皮革污染问题进行商谈。马军具体提出了公布企业对过往违规事故及其采取的整改措施的解释说明，公布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环境监测报告和其他后续监管文件，定期公示企业排放数据以及通过第三方审核，向公众证明其整改和环境守法状况等4点建议。鲍博华愿意考虑开展第三方审核，同时愿意邀请环保NGO组织和社区代表参与监督审核。
在此次商谈中，FON和IPE了解到，富国皮革已经在上海停产了的产生臭气最严重的毛皮鞣制生产工艺环节，准备在辽宁省阜新市清河区建厂投产；遂向鲍博华提示，希望富国皮革从一开始就严格环保措施，并对公众公示其排放数据，以便将其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4月19、20日，第三方审核在富国皮革公司现场进行。委托此次审核的环保NGO组织已从原先签署《提示信》时的18家增加到了34家。
负责此次审核的机构是由FON和IPE推荐、富国皮革选择的美国知名机构AECOM。此次审核同IPE以往曾经发起的审核有所不同，不仅在监督者中有周边居民代表的参加，而且在文件审核和现场审核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居民采访的环节。同时。在审核过程中采取了针对性访谈和随机访谈的方式。针对性访谈主要是对参加监督审核的环保NGO组织成员和居民代表进行情况了解。随机访谈主要是对富国公司周边居民采取的随机访问。
正是在对周边居民访谈过程中，参与审核者在富国公司围墙边上发现了一个正在排放污水的管口。经联络，宝山区环保局工作人员赶到现场进行检查。由于各方对此管道走向的说法不一，一时无法说清污水来源。AECOM提出，富国皮革需要证明污水不是富国排放的，并邀请NGO和居民代表参与见证富国皮革的证明行动。7月15日，富国皮革组织了对此排污口的再次检测。AECOM、IPE和FON上海小组成员、居民代表均到现场。由于原先排放污水的管口已被堵上并填埋，无法找到确切位置，这一检测实际上已难以达到为富国皮革证明的目的。
正当第三方审核还在进行中，2010年6月10日，上海环境网公布上海环保部门评出的2009年度“绿色”和“黑色”企业名单。其中，富国皮革是仅有的两家“黑色企业”之一。富国皮革对此进行了申辩。
到本文截稿之时，第三方审核报告已经定稿。鉴于富国皮革“尚不具备充分资料给审核人员，用于验证环保局将富国列入黑色企业的各项原因，是否完成整改和消除”，FON和IPE共同提议，将其2004年至2009年的污染记录暂时继续保留在中国空气污染地图中。是否撤除，待富国就其被列入黑色企业问题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和申述有了进一步结果后再议。同时，环保组织对富国皮革在这次审核过程中未能如实提供环保部门定性其为“黑色企业”的监测记录而表示遗憾。
不是结局的结局
富国皮革仍在进一步整治环境，并仍在为改变其“黑色企业”名称而申诉。行动之一，是于10月15日举行了第二次公众开放日，与社区居民和环保NGO组织再度沟通，并邀请其共同参与环境工作。环保NGO组织对富国皮革环境问题提出了三点建议：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环境管理；加强阜新工厂的污染控制和信息披露；加强供应链环境管理，及时发现供应链条上的违规超标企业，并推动其整改说明。
社区居民、环保NGO组织与富国皮革三方之间的博弈仍在进行之中。不过，原先已成一触即发的矛盾焦点，已开始转化成为在理性、平和、开放氛围中的对话与互动。社区居民已经常利用这一渠道向富国皮革表达自己的诉求。如今，周边居民对富国皮革的报怨、投诉已经大为减少。
2009年10月30日，以产生臭气最严重的毛皮鞣制生产工艺环节为主要产业的富国皮革工业（阜新）有限公司已经正式奠基。对于上海的社区居民而言，一个重要污染源或许不复存在，但是对于自觉承担中国环境责任的环保NGO组织--FON和IPE而言，在公众环境问题与社会治理中，任重而道远。
（相关简介：顾训中，媒体工作者、环保工作者。）
（刊于《领导者》总第36期（2010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