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未来，相信深圳的经济发展仍然会继续向好，毕竟深圳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也已成气候，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比珠三角其他地区要小。
但是，在中国社会急遽转型的今天，深圳应有更多可以发挥自身特色的空间和机遇，尤其是在推动中国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命题上，深圳理应是当仁不让。因为深圳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一股公民社会的力量，改变了深圳的社会面貌和结构，也改变了深圳的城市形象和价值体系。这是一股自下而上的变革力量。
在深圳，年收入介于人民币10万元到60万元的人群可称为中产阶层。据深圳房地产界估计，深圳富有的中产阶层人数至少200万。这个庞大的阶层不但富有，而且普遍年轻、有知识，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但是深圳消费的主力军，还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领域。
在近年激烈的社会转型中，深圳的中产阶层在公众面前的表现越来越突出。无论从纵向的历史对比，还是从横向的城市之间对比，深圳崛起的中产阶层明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新的公民意识，也即深圳人的纳税人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在国内城市中非常突出，如民间人士李红光为了向深圳两会提交建议，就曾自费在报纸上做广告。从业主维权、消费者维权到积极参与人大选举，深圳人关注对象从私领域逐步转向公领域，显示自己作为城市主人的存在。
新的价值观念，以自我肯定为主导，既不同于传统的功成名就，也不单纯地以赚钱为目的，而是以内在的充实感和满足感来肯定自己的人生价值。
新的经济概念，深圳企业不简单追求企业规模上最大，也不单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而是以创新为基础，确立自己在行业内的标杆地位和话语地位，如招商银行(13.78,0.14,1.03%)、万科地产等虽然不是行业老大，却都成为行业内的标杆企业。
新的生活风尚，在新的价值观念下，深圳人的生活方式体现为内在充实，不但多姿多彩，也积极健康，如深圳自助游和自主探险的“驴友”保守估计有数十万人，他们在网上自己组织，让个人充实的同时又进行环保宣传、扶贫支教等活动。其他如“车友、虎友、狗友”等，在深圳各自形成自己的大大小小生活圈子。
遗憾的是，主流媒体一直宣扬深圳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而对上述社会上的新观念、新事物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主流话语也有意无意忽略这些公民新意识、价值新观念、经济新概念以及生活新风尚。他们难以想到的是，深圳中产阶层表现出来的这种新气象，不但形成“新深圳人”形象，也是迈入公民社会的可喜征兆。
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如NGO（非政府组织）等则是和谐社会的关键。然而，深圳市政府不但未能正确认识“新深圳人”的崛起和NGO的发展，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崛起和发展，近年来在业主维权、民间团体自治、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等问题上进退失据，结果让人大失所望。
这种进退失据的窘困，一方面是因为以往宁守勿进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则在于“新深圳人”的崛起的确给他们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在中国，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大家都已经驾轻就熟，但对于由下而上的变革诉求则无以应对。
在强大经济力的推动下，深圳日益澎湃的社会力，是推动公民社会形成的中坚力量。如果来自上层的决策，能够响应和驾驭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深圳就有可能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建立公民社会的成功路径。
作者为深圳知名民间评论人士，2002年曾发表《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引发关于深圳现状和前景的大讨论，本文节选自其近日新作《深圳：改革之问》，标题为编者所加
学者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毛寿龙：
每一次改革，都会撬动积存的利益分配格局，改革意味着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再分配，中国在30年前掀起的改革也是被动的产物。中国目前局势相对稳定，经济还欣欣向荣，其压力还不足以迫使一场实质性政治体制改革的展开。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只有政治改革才有利于执政党维护执政地位与社会稳定。行政体制改革可以充当切入点，通过政府自身的转型来促进民主转型，但是如果其中没有民主转型的配合，政府转型又不可能到位。最终政府财务分配解决不了，部门利益一致不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解决不了。
据媒体报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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