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名嘴崔永元微博怒斥湖南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事件余波未平。舆论压力之下，湖南教育厅此前对崔永元公益基金乡村教师培训“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的态度正悄然变化。
“我们已经推荐了湖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研究会与崔永元基金联系，对他们的活动给与必要协助。”6月19日，湖南教育厅新闻中心主任周承志向本报表示。
崔永元与湖南教育厅的争论，关键点在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应否支持乡村教师培训。在崔看来，乡村教师培训是教育部门的分内职责，湖南教育厅理应配合；而湖南教育厅则认为这是民间组织（下称NGO）的一项公益活动，政府机构不宜直接组织参与。
“湖南教育厅的表态过于官僚和傲气，拒绝方法粗暴简单，而崔永元则过于娇气，以公益钦差身份对地方政府发号施令，没有达到目的后就恼羞成怒。”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导师、法制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杰人直言，双方都有过错。
陈称，此次事件亦折射出NGO与政府合作的困境。这两类组织具体合作模式，还有待改进。
6月26日，本报记者通过其同事联系崔永元采访，崔永元的秘书表示，不想再就这件事发表意见，此前已经拒绝很多媒体。
地方政府的谨慎
崔永元公益基金由崔永元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称红基会）在2007年9月共同发起成立，前者为挂靠在后者名下的公益项目子计划，基金的长期目标之一即是 “乡村教师培训”。
今年5月，基金会为第六期“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活动联系湖南教育厅。当月18日，乡村教师培训委员会主任董峰通过电话和湖南教育厅联系，并按照教育厅办公室王姓负责人要求，通过传真发去公函。
崔永元基金会向湖南教育厅提出：出文件或者通知，把选拔教师的事情通知相关教育局；在教育厅政务网公告此次选拔活动的通知、流程和标准等六项合作要求。
不过，湖南教育厅的反应是：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于是，在6月11日，崔永元发微博怒斥湖南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
“培训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是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分内事，理应配合。”崔永元曾如是表达不满。
但湖南教育厅另有说法：对民间公益组织开展的公益活动，应由该组织依法依规组织进行，省教育厅作为政府机构，依照自身的职能职责，不宜代替民间组织直接发文和参与组织。
“很多人打着为教育做公益的幌子，要求教育厅下这文那文，然后就向下面的学校和学生卖书卖东西，搞摊派盈利，我们曾遇到过这样的事。”周承志向记者坦言其中苦衷。
周表示，教育厅作为一级政府机关，直接参与民间基金的活动并不合适，“不能因为他是名人我们就大力支持，如果今天来个崔永元，明天来个李永元，我们如何吃得消？”
最新进展是，湖南教育厅已经推荐湖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研究会与崔基金会接洽。但上述研究会与崔基金会联系后，董峰要求湖南教育厅出具书面委托，并将委托函扫描发到他邮箱，由他向崔永元汇报后再决定是否合作。
“我们不会出这个委托书，出这个委托书与发文件有何区别？那不相当于发文吗？”周承志直言道。
而有不便具名的知情人士称，地方政府的谨慎，部分在于NGO的良莠不齐，一些挂靠在公募基金会底下的民间公益基金项目（计划），迄今数量不清，并缺少透明度监管，对这一部分项目，尚缺乏专门规定给予监管。
崔永元之怒
“冒名”顶替 和透明度缺失
乡村教师培训计划迄今已举办五期。活动从一开始就引发“培训还是旅游”的质疑。
记者查询崔永元公益基金首届百名教师北京培训班行程安排显示，在为期9天的培训中，参观故宫、毛主席纪念堂、清华大学、央视，游览长城等旅游性质行为耗时7天，仅有2天时间是在北师大及其附中培训交流。
“太多的参观，真正用于教育交流培训的时间很少。”陈杰人直言。陈表示，实际上乡村教师最需要的是系统的教育理念、方法、技能培训。
此前，乡村教师培训还曾曝出官员“冒名”顶替闹剧。崔永元曾向媒体透露，早在2007年、2008年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培训，就发现了假冒现象。
“从第三批开始，我们引进了志愿者，让志愿者去寻找乡村教师。”崔永元曾向媒体表示。
不料，2011年崔永元公益基金再曝“冒名”。当年通过志愿者找到的83名乡村教师中，有3人不是乡村教师身份；而由相关部门筛选的17人中，有6人不是乡村教师。此次培训，共发现9人“冒名”。这冒名的9人，目前都受到了相应处分。
相比“冒名”带来的质疑，崔永元公益基金的财务收支状况亦被关心。来自该基金会的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5月，崔永元公益基金已经培训了700多位来自甘肃、贵州、四川、湖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的乡村教师，受益师生达万余人。
不过，在其挂靠单位红基会官网上，记者只查到崔永元公益基金的一组简单数据：崔永元公益项目2007、2008和2009年共募款666万多元，其中甘肃天水红十字会一家就捐了482万元。
陈杰人表示，红基会作为崔永元公益基金会的挂靠单位，有义务依法及时公开崔永元公益基金的募款情况、款项去向用途等基本信息。
“不管名气有多大，只要是挂靠在红基会下面的基金会（基金专项计划），都需要经过我们的审计，基金会每年都有审计报告。”6月18日，红基会宣传部一位杨姓工作人员在电话中称。
不过记者通过各种方式查阅，都未见崔永元公益基金的后续具体款项使用披露和审计报告。
有分析人士统计过，按照崔永元公益基金会的宣传口径不完全统计，乡村教师培训的募款总额应已超过千万元甚至数千万元。然而关于乡村教师培训的花销，陈杰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目前市场价计算，每个乡村教师赴京培训费用约为3000元，按已经培训的700人计算，花费不过200多万元。
当询问这一连串数字疑问时，却没有答案。“我是前台，不了解情况，我会把你的采访要求转达给相关部门。”6月18日下午，记者致电崔永元基金会时，基金会工作人员如是回应。此后记者又多次致电，但截至截稿时，未获悉回复。
NGO与政府合作困境
监管缺失之外，此番事件，也暴露出NGO与政府合作的困境。
NGO无论是运行规则、发展模式，还是资金来源，都与政府迥异，虽然二者互为补充的说法已被公认，但实际操作的精准对接却很难。
“政府的事政府管，NGO的事还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规则来，政府不便出面参与和组织。”湖南教育厅相关人士甚至认为，NGO与政府之间并不存在太多合作，正是基于此种心理，才会出上述“三不”表述。
“教育厅的态度还源于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官员漠视草根的老爷作风。我们设想一下，倘若湖南省教育厅内心对民本精神和服务理念有深刻理解，绝不会说出那种冷漠的‘三不言论’。”陈杰人称。
事实上，NGO以其微薄力量，触角确实有限。“地方政府拥有强大的资源系统，只要一纸公文，就可以在最快的时间抵达辖区哪怕最远的地方，并搜集齐全部教师的信息。”陈杰人直言NGO与政府合作是理论上效率最高的。
然而，现实的困境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上大包大揽，忽视NGO存在的价值，少数极端者甚至视NGO为对立面，认为民间组织都是来“找政府茬的”，因为有些NGO的活动或多或少暴露出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失职。
在陈杰人看来，政府与NGO之间应保持开放合作的关系，“它们所做的工作，比如环保、扶贫，弱势群体救助等，正好可以为政府部门的工作提供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