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元可以买到什么？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上，递出一张10元的钞票，只能换回一棵大白菜，或者一瓶牛奶。
这些被冠以“有机”头衔的食品比超市和菜场贵了不止一倍，但依然有很多人趋之若鹜。有机农夫市集没有固定的地点，但每次开集都能引来两三千人参加。在北京三里屯开办的那次大集，上午11时开门，不到12时，鲜奶卖完了，豆腐也没剩几块；在中关村和望京开办的时候，很多货物几乎被“抢”光。
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等地也开始出现有机农夫市集。这个自2010年以来在国内星星点点成长起来的“新潮玩意儿”，让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面交流，被称为“一场基于市民与农家相互信任之上的餐桌自救行动”。
当城市居民重新爱上赶集，个体户变成市场“潮人”，有机农夫市集以一种看似倒退的商业模式渐入佳境，背后是人们对食品工业发展的反思和探索。然而，靠“脸熟”和“圈子”建立信任，缺乏制度约束和第三方监管，在公益与盈利之间艰难徘徊，这样的市集能否壮大起来，为更多人的餐桌做出贡献？
谁来赶集
集市来自一个美好的构想。
北京农夫市集在推广时介绍说，城市消费者大多远离土地，不了解农业，习惯从超市购物却不知这些食品从何而来，生产过程如何。所以我们希望消费者能够在市集上与有机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健康、安全、环保、美味的食品是怎样来到我们餐桌的。消费者也可以和农户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去拜访农户，亲自了解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环境。在信任缺失的大环境下，市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种交流，重新建立信任。生产者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回报，消费者也能用合理的价格买到健康、放心的食品。
常天乐是市集的组织者之一。她告诉记者，市集的成立可以追溯到2010年9月，由日本姑娘植村绘美(Emi)和一群国际艺术家发起。最初几届市集只有四五名农户，组织者也是和他们长期认识的，有些是这些农户生产的产品的消费者。由于发起人语言和资源能量有限，集市开始规模不大，后来她和另外几个中国志愿者加入进来。
健康、放心的食品从哪里来？目前市集上的农户，是从餐桌走到农田的一帮人。
常天乐介绍说，在京郊租地每年每亩只要1000多元，“租几十亩地几十年，也不过是北京城的一套房子钱。”有些人想着有点钱在京郊租块地，种点放心菜给家人和朋友吃，就这样成了个小农场主。
从食品消费者变成生产者，“新农夫”没什么经验。“很多人租完地了才发现，租这么大一片地，做出来的规模比想象的大得多。”常天乐说，这些农户种出来的菜自己吃、亲友吃，还有剩，有些农场通过会员制的方式卖菜，有时候干脆免费送人，或送到普通的菜场低价卖出去。
这些小农场一般占地几亩或几十亩，很少超过100亩。多数小农场挣不到钱，也不以挣钱为目标。有的“某个月收入和支出持平就很不错了”，“大不了自己吃，反正放心”。他们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比较熟悉的圈子。
集市为这些农场主带来回报，也带来了盈利的希望。常天乐说，一年多以来，有机农夫集市合作商户增加到近30家，一些手工奶酪、手工米酒等店铺也加入进来。
北京姑娘王慧也是在网上“研究”了这些商家，知道这些东西“来自哪儿，怎么做成的，怎样保证是有机的”，然后逐个看网友评论和留言，才决定去市集转转。
从“加工工艺严密”的奶酪开始，王慧尝试了“有神奇香味儿”的韭菜、“味道好得吓人”的米酒。现在，王慧对市集上的“好货”如数家珍：小团山香草农场的香肠和腊肉，悠然社的胡萝卜，果酱姐姐的果酱，凤凰公社的豆腐，“吃一回就忘不了”。
集市上的物价比菜场高多了，而王慧的收入只能算是“普通”，所以很难把这些东西当成日常消费品，只想着偶尔“宠宠自己”，“我妈妈也常买大集上的东西，但偶尔会唠叨两句，好贵啊。”
王慧说，她看见很多人“就是来转转”，毕竟一只鸡140元，五根胡萝卜10元，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集市上的归原有机奶16元一小盒，比超市贵得多，但还是卖得很抢手。”王慧说，集市上有很多主妇，一去就奔着牛奶买，好几次这家店卸货的时候，旁边围了一堆人等着，“现在的食品安全环境，给人一种焦虑感。”
大集不是乌托邦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以“有机”冠名，但市集上并没有太多得到有机认证的产品。摆在农户和消费者之间的，多数是“良心”和笑脸。这一点几乎所有农夫都会直言以告。
“米酒先生”邓先生告诉本报记者，他们生产的米酒是以糯米和纯净水制成，酒酿好后直接装在农夫山泉的瓶子里，“你喝一瓶可乐，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生产的，喝我们的米酒只要看水的出厂日期，就知道新鲜不新鲜。”
有人曾质疑米酒先生的糯米是否是有机糯米。他表示，他曾以一吨有机糯米制酒来试探市场，结果发现，酿出来的米酒至少要卖50元一斤，“我不知道这个价格能有多少人接受”。在他看来，只要保证自家选用的材料足够干净，在这个链条上让人放心就可以了，“在北京开店，糯米和水都不是最大的成本，我们这样的小手工业个体户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比如有人喝了拉肚子，要付出的代价是难以承受的。”
集市上还卖一些远道而来的山货。从大兴安岭古源来的姑娘柳树带来了山里的毛榛子、野玫瑰。她给人们翻看一本相册，里面是摄于2011年8月的一组照片，“这是我娘，这是我爹，这是我戴着防蚊帽去山里采毛榛子”。很多人来买山货，听着漂亮姑娘柳树说山里的故事，和她合影。很少有人问她“这得到有机认证了吗？”
据媒体报道，在济南农夫市集上销售章丘鲍芹的彭素芬把身份证摆放在桌子上，证明芹菜的产地是鲍家村。还有一个“农夫”把蔬菜种植过程网络直播，“蔬菜整个种植过程不用化肥、农药、激素，每个温室内安装1个摄像头，对会员提供实时网络监控。
常天乐说，有机农夫市集对农户提出的准入标准是：认同有机理念，承诺不使用农药、化肥和转基因种子，养殖密度合理，散养为主，不喂含抗生素和激素的饲料；独立中小规模农户；公开透明，愿意和消费者沟通其生产方式和方法（包括种子、肥料、饲料来源，防病防虫的方法，动物的生活空间和密度，是否使用大棚等信息），帮助消费者获取信息，保护消费者权益等等。
在她看来，有机这个概念在国内消费者心中，几乎演变成了有机认证。但这样的认证，每年每个品种要对农户收费数万元，不同机构的报价也不一样，这批小农场主鲜有能承受这个价格的，“认证费用最终还是要让消费者埋单”。这批农户彼此形成了圈子，都认识了半年以上。如果有人使用化肥农药，或产品不是自产的的，一旦被发现，“圈子里都知道了，就没法做下去了”。除此之外，组织者还经常派志愿者们自费去实地考察。
这样的监督和考察足够让人放心吗？
各地有机农夫市集的组织者们认同这样一个理念：集市最大的好处是缩短了产品可追溯的链条，这并不是简单的有机食品集市，而是“本地食品运动”或“短链农业”的一种探索。
在北京的市集网站上，组织者们公布了所有商户的联系人姓名、手机号和网址。
常天乐说，这种集市靠的是群众运动一样的监督，面对面交流会让生产者有更多的责任感。“三聚氰胺发生在一个工业化生产流程初期，农户们并非没有道德，而是他不知道自己放进的东西会给谁吃，企业家和消费者也相隔很远，他们负罪感就减轻了。但是，欺骗一个跟自己很熟悉的人，社会成本是很高的，比如归原的老总每次都在市集上和网上和消费者直接交流，他的产品如果出问题，心理成本会很高。同时，消费者也是很精明的，会从中辨别好坏。市场会作出选择。”
王慧曾比较过超市里的认证有机产品和大集上的同类货。前者贴着标签，包装良好、价格不菲，口味上“吃不出门道”；后者则长得“不怎么地”，有些苹果黑黢黢的，萝卜也“长着各种肆无忌惮的怪样儿”，价格略低，生产者会详细介绍，消费者们也不断交流，“苹果和萝卜一上来就卖完了，味道真的好”。
王慧说，与其相信超市里一个不知来历的有机标签，不如试试“吃起来、看起来”就不一样的产品。
市集如何自救
人们把各地的市集看作是食品生产者与消费者建立信任的希望，有人将其称为“一场基于市民与农家相互信任之上的餐桌自救行动”。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一连串的，不解决这些问题，市集如何自救？
北京农夫市集每次活动都要组织者去各处协调免费场地，由于要满足“城管、工商不阻挠”和“没有任何附加条款”等条件，落实场地很不容易。有一次场地临时出状况，只好四处找人，“满北京跑得都要绝望了”。最后得到热心人的帮助，临时决定提前一天在另一个地方举行。
王慧说，市集在望京、朝阳公园或其他地方，有些地方“很不好找，许多人慕名而去，却找不到”。
常天乐说，农户和组织者也考虑过开网店、运货等方式运营，但那样面对面交流如何进行，物流和仓储问题如何解决？
人力成本也是市集是否可持续的考题。目前四名组织者几乎是全职的志愿者，此外还有一位兼职志愿者，他们从中一分钱也拿不到。有基金会资助了市集一万多元，志愿者们决定，把这笔钱用来给一名年纪最轻的志愿者发几个月的工资，“这笔工资很微薄，当做鼓励”。
仅靠志愿者的热情，市集能走多远？常天乐说，现在北京农夫市集是纯公益的，近期有农户愿意参加，但由于场地和人员所限，北京农夫市集暂时无法接纳。
有消费者曾经在网上提问，志愿者有没有从市集里拿钱，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志愿者觉得愤怒而委屈。
但没有钱又面临难以持续的窘境，这关系到这个“小众组织”能否真的“拯救”更多人的餐桌。
“米酒先生”就认为，为数不多的摊位费和运营费用可以接受，“这样才能可持续，是不是？”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活动推广、摊位设备这部分钱，是不是都要由农户消化，然后摊到消费者身上？如果有了微利，利润该有多少，它和普通农贸市场又有什么区别，谁来保证入市产品完全都是放心生态的？
在上海就有过这样的事，有人质疑农夫市集发起者参股一家生态农场，有输送利益的嫌疑，这名发起人就此退出了这个创办还不到一周年的组织。
济南第一届农夫市集开卖，“火爆程度远超过组织者们的想象”。不过常天乐已经在思考，创办一年多的北京农夫市集“到底能再维持几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