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幼儿园几乎都是公办的、集体的，之后随着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后勤社会化改革，很多单位的幼儿园纷纷被剥离出来又纷纷关闭，民办幼儿园占据了半壁江山，在有些区域几乎是“一统天下”。
公办幼儿园本就不多，公办的“名园”就更少。孩子还没出生就去排队已不新鲜，开学前报名排队几天几夜也不足为奇。尽管很多公办园收取的保教费和伙食费低于高价的民办幼儿园，但加上缴纳的高昂赞助费，费用也并不低。更有甚者，交钱也进不去。公办园的公益性根本无从体现。
“现在公办园中的一级一类园，谁在进？都是权贵子女；那些高收费的民办园，谁在进？肯定是有钱人。剩下的‘黑园’、‘差园’，只能是弱势群体、低收入者、外来务工子弟甚至中等收入群体的子女来‘享受’。”这是北京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特邀委员、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生前说过的一段话。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与日俱增，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也得到空前的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加大政府投入”、“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目前各地政府都纷纷表示将加大投入，兴建若干公办园，这对幼儿和家长来说无疑是天大的福音。但前提是这些公办园真正体现了幼儿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近年来，一些公办园也办了不少分园，但不过是打着公办园名号的不折不扣的私立幼儿园。
此外，在什么地方修建公办园、修建多大规模的幼儿园更是有关部门要审慎考量的问题。重庆市教委主任周旭在接受某网站在线访谈时说：“我们将严格按照‘集约资源、节约成本’的原则，严格规范幼儿园建设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布局幼儿园校点，认真测算校点规模，防止因大量新建幼儿园造成教育资源闲置浪费或产生新的教育债务……”
在不同的区域对幼儿园的规模也应该区别对待，不应一味求大，不能忘记村小合并之痛。比如在农村地区，因为居住分散，为方便幼儿入园，幼儿园应该结合当地经济状况，因地制宜，以小型为主。
有对学前教育有着深刻研究的一位人士认为，“国十条”颁布后，一些地方政府在政策文本中不断地宣称要使公办园的比例占50%乃至更高的比重，使新建、改建、扩建的幼儿园、农村乡镇中心园都转变成公办园，这种政策使今后10年幼儿园的增量部分主要被公办园占有。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收入水平、入园取向、价值追求异于大众的社会阶层，参差多态才是社会应有的状态。与一般民办园不同，高档民办园通常设置在高档小区内部，有着专属的服务对象，有时根本无需到社区外去寻找生源。但这部分毕竟是少数。民办园是面向市场求生存，市场原则强调的是公开竞争、适者生存。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政府的首要职能是保底与普惠，建立起惠及大众的公共服务体系。
但当下所倡导的“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学前教育的再次国有化，更不意味着消灭民办园。“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的设计，既强调了政府的责任，又给民办教育以适宜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把幼儿园完全公办化，既不符合民众对学前教育多样化的需求，也可能会造成新的体制性弊端。地方政府在加大政府投入力度的同时，也可从规范、扶持现有民办园的角度来着手进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使民办园的办学优势、服务优势得以延续，使绝大多数民办园能通过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引导，变得质优价廉，从而为百姓提供普惠性服务，实现学前教育的社会公益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