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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批轻监管 引发公益基金的伪慈善和不透明 ?

 

        编者按:截至2012年6月,全国已有2753家基金会,且每年增长率达20%。全国基金会总资产达604亿元,年度捐赠总收入337亿元,年度公益总支出256亿元。然而最新的中国公益基金会透明指数显示,全行业透明度平均得分不及格。 公益基金会的透明度问题引发各界高度关注。那么,公益基金会能否彻底公开透明?应如何更好地规范?

  8月29日,中国基金会行业信息服务平台基金会中心网推出“中基透明指数FTI”,为基金会透明度打分,并将每周更新透明指数排名,此举被业内人士称为基金会的行业自律,共有1832家基金会参与。数据显示,全行业平均得分仅52.41分,不及总分129.40分一半。该指数主要开发者、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认为,这基本可反映当前基金会行业整体的透明水平。

  这一消息再次引发媒体和公众对于公益慈善基金透明度问题的高度关注。

  伪慈善与“不透明”

  基金会中心网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全国已有2753家基金会,且仍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全国基金会总资产达604亿元,年度捐赠总收入337亿元,年度公益总支出256亿元。这显然是一个庞大的资金收支链条。

  中国公益基金会伴随改革开放出现,发展至今历时三十年。

  1981年成立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被业内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接近现代基金会观念的公募基金会,由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全国妇联等17个组织联合发起成立,旨在为少年儿童(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福利和教育服务。为贫困地区失学女童服务的“春蕾”工程就是其和全国妇联一起推动的。

  随后20年,宋庆龄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环境保护基金会基金会相继成立并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全国及地方省市成立了许多类似组织。这些基金会虽多间接隶属于政府,其发展趋向却日益独立,资金更多依靠向社会募集。

  2008年汶川地震后,公众志愿精神和慈善活动一度呈井喷之势,客观推动了各种公益基金会的迅猛发展。

  然而,2011年的一系列“伪慈善”事件却使得中国公益慈善界“集体蒙羞”。“郭美美”、“卢美美”事件等引发的一系列丑闻揭开了公益慈善界的黑幕。丑闻波及从中国红十字总会到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再到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等一系列知名公益慈善组织和基金会

  与混淆商业与慈善边界的“伪慈善”相比,那些披着慈善外衣疯狂敛财的行为则是赤裸裸的“假慈善”。随着今年央视3·15晚会中,“中华学生爱眼工程”假公益真揽钱的骗局被戳破,中国公益慈善界再度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然而,在不少业内专家看来,与“伪慈善”、“假慈善”相伴随的更突出问题是,透明度低的问题在相当多数的公益基金会中普遍存在。

  程文浩指出,某些行业基金会和某些省份的基金会透明指数均值非常低,在行业基金会方面,人民教育基金会和各地的见义勇为基金会中,没有一家进入前一百名。

  “伪慈善”与不透明,正在拷问着中国公益基金会的良性发展。

  重审批轻监管

  2004年6月1日,新《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生效。新条例听取多年来有关各方呼吁,并借鉴了国际经验,被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精神上和具体细节上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基金会的财产和收入受到法律保护;纯民间的公益基金会的地位首次得到承认。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对基金会的组织、运行、监督和透明度等做了详细的规定,接近国际通行的标准。

  然而条例颁布至今虽已八年,基金会透明度的问题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仍然存在。

  《2010年全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现状报告》显示,约有75%的慈善组织“完全不披露或仅少量披露信息”。

  程文浩团队调查显示,净资产最多的基金会,未必就是透明度程度最高的基金会,有些基金会基本上没有任何信息公开,但照样通过年检,照样可以生存。有些基金会非常不透明,尤其是它的收入、支出、项目信息,但仍然能获得大部分的捐赠。

  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忧心忡忡,“公开透明已经成为公众对公益慈善行业信任的焦点,也是公益慈善行业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

  与此同时,基金会信息公开制度也亟待真正实现法制化和规范化。

  调查发现,相当多公益基金会若无特殊情况几乎不作年度财务报告,或者虽有年度财务报告却没有进行严格审计。有些基金会财务报告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多数基金会没有对服务或产出进行需求分析,缺乏规范的财务部门及财务制度,也没有财务预算和财务决算,一些基金会甚至没有专职财务人员。不少基金会捐赠收入与基金会本金没有分开,捐赠收入也没有按来源与使用目的分类,这都易造成财务违规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中央财经大学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黄震表示,我国基金会信息公开制度存在法律规范的位阶不高,框架结构较粗糙,内容较简单等问题。除了法律缺位,从事基金会实务的工作人员也缺乏信息公开意识。不少基金会信息公开体系“接近于空白。”

  中国人民大学NPO研究所所长康晓光教授直言不讳,“虽然目前国内基金会年审工作理论上还比较严格,但慈善界丑闻几乎没有一个是被年审审出来的。”

  必须加快立法

  当前公益基金会遭遇全行业信任危机,业内人士一致认为,目前首要紧迫任务是重建公众对于公益基金会乃至公益慈善行业的信心。

  长期研究公益基金会的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资中筠教授认为,公益组织方面当前的中心问题就是信誉问题。对于如何恢复信誉,她建议可考虑建立公益组织的可问责制,以更好地对公益组织进行监督。

  有效监督的前提是拥有科学的衡量标准及完善的信息公开程序,因此构建透明度和可信度的评价体系无疑首当其冲。

  记者调查显示,与中国公益基金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相对应的是,目前整个行业缺乏信息公开的量化标准,这使得行业自律和异体监督缺乏有效针对性。

  黄震认为,基金会能否逐步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信息公开机制,是基金会以及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点。

  而此次由基金会中心网、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中国NPO自律行动委员会、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和众多基金会组织参与研发的中国公益基金会透明指数,或可有效弥补这一缺失。

  作为一套有关基金会透明标准的评价系统,中基透明指数评价指标包括基金会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项目信息、捐赠信息等共60个,并以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渠道和完整度等作为参数,以排行榜单为呈现形式。排名越靠前,代表基金会透明度越高。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称,“它标志着我国公益基金会在制定社会管理标准方面迈出了重大一步。”

  徐永光表示,为有效推动基金会行业的透明度,除了需要政府顶层设计、行业自觉行动外,还需社会积极呼应,而社会呼应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公众能方便获取全面、对称、可比较、易判断的基金会机构信息,“中基透明指数正是为了满足此目的而设计”。

  康晓光认为,该指数各项透明指标的建立,在推动基金会乃至整个公益行业专业与透明上是一个突破性的进步。

  与此同时,对于健全制度和加强立法的呼声渐长。

  资中筠明确指出,政府的迫切任务是制定更加积极可行的法规。

  在经济学家孙飞看来,必须加快立法,加强社会监管,建立严格的基金会公益慈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通过相关法规来规范基金会公益慈善基金的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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