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期待世界一夜之间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却又触碰到了无数的坚硬与虚无。当我们感叹世界浑然不变的时候，其实世界悄悄地在发生着转变。最近感受到了基金会有几粒小火苗小心地跳动，也许它们代表了某种转变的脉搏。
南都基金会：资助向人才、机构转型
三年多前，南都公益基金会很小心地推出了“银杏伙伴计划”，志在资助公益组织中草根团队中的“小草尖”。它发现了这个行业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成长型机构的领导人的压力最大，得到的机会未必最多。如果能够给这些人物以资金上的支持，那么，应当对稳定这支难得的队伍是有益的。
但公益机构的新型领导人对资金的需求未必是第一位的，他们更需要针对他们的一些培训、交流和沟通。因为大体来说，这个断面的人群阅历大体相同，经验大体相当，遭遇的阻碍和困惑也大体相似。差别只在于有人更擅长主动突破，有人更倾向于静待社会的冲击和事件的裹胁。于是，南都又发明了“互访，结伴出访，内部协助网络”之类的可能比简单的教化和上课更有意义的成长支持型活动，以试图培养其“公益领导力”。
培养领袖型人才是很多基金会的追求， 但有些机构贸然出击，以为把一伙人招到教室里。，找些国际先进经验，找些从未见识过中国公益风土的专家、教授来整上几把，人就会神速“领袖”起来。这样的失败案例很多。任何缺乏在地性的、任何缺乏激发参与者自身认同感的、任何缺乏平等互助内生精神的“培训”，多半都会沦陷为纸面工夫。估计南都也是看到了这一点，试图寻找到更中国本土的公益领袖培养经验。当然，这方面的探索不过刚刚开始，需要对其过程和行为、对未来成果进行更持续的评估。
大概在一年前起，南都又推出了“景行计划”，这是一个明确宣布直接指向机构资助的计划。中国的公益机构一般缺乏“自由资金”，或者说“模糊资金”或者说“信任资金”。这与公益行业本身的哲学是严重不相符的。如果说，政府、商业、军队这样的行业的运营哲学，是基于怀疑和互不信任的话；那么社会矫正怀疑过度的一种方式，就是让公益行业从信任的源头出发。而信任则意味着欣赏、赞美、放手、认同、尊重，意味着义无反顾的协助和支持。
信任不是只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对于基金会来说，它必须体现在资助项目书的预算表和工作计划中。可惜的是，很多公益机构经手的项目书，不要说机构的自由发展资金，就是人力成本都经常得不到承认。基金会尤其是国内缺乏经验却又不愿意经受基本失败洗礼的各类官办、民办、私办基金会，最擅长做的事就是砍掉项目中的人力成本、办公成本和不可预测成本。
但公益机构的发展，往往这三大块是需要自由资金来支持的，否则，它们只能通过财务变通或者财务造假来实现。一是某些尚未申请到项目的员工工资——中国的基金会是最不靠谱的，导致公益机构财务一直处于动荡状态，要维持基本的平衡，必须有一定的“对冲资金”，稳固根本。二是发现新业务时投入的财务成本——有些业务是的项目框架内的，但进一步追进，原有的项目书就可能已经乏力。三是机构创新的一些想象力支持成本——想象力不是漫无边际也不是随心生发的，想象力需要经验的支持，更需要适度的资金来协助。
“景行计划”也许看准了这一点，才铁了心要做下去。另外，这个计划还将实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当公益机构越来越面向公众筹资的时候，公众比传统基金会更不能容忍公益机构的运营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公众对官办基金会不信赖，对草根公益组织的人力成本往往也同样抵触。说服公众信任草根机构，尤其信任智库型的、人力资源成本占总成本80%左右的公益机构，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也需要有大量的举例说明。因此，在这相对艰难的过渡时代，如果有私募基金会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坚决地支持人力成本，也是相对精准的业务校正。
SEE基金会：行动获得经验，哪怕因此变形
SEE基金会经历了将近两年的相对闭塞期。他们将此称为内部战略调整或者说苦练内功。我相信他们这样的自我判断是真实的。
SEE基金会一度狂妄地做出过“十二五计划”，想要在五年内花掉五个亿；后来诚实地发现，自身的花钱能力远未达到这个水平，于是这个想法就慢慢地消散了。SEE基金会此前与阿拉善生态协会合二为一时，也同样狂妄地相信，企业家之间会议室里的“民主演练”，对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有非同凡响的价值，对促进中国的草根环保组织成长有非同凡响的价值——这种精英思想目前来看也可能遭受了一些冷遇和挫败，因为在中国，可能真正推动变革的，不是政客，不是思想家，不是企业主，而是大量的普通个体，他们用坚实的生命承受着苦难，却也在承受苦难时，转化出了无数的社会前行的自由动力和“改革经验”。
SEE基金会推出的资助框架中，“策略发展”与“创绿家”实践经验相对丰富，而“劲草同行”——也就是人才资助，貌似还在困顿当中。但无论是策略发展，还是创绿家，如果你仔细地研究它真实兑现过程会发现，其实与原先的设计的初衷，已有一定的变形，但恰恰是这诚实的变形，让业界开始有望重新信任这家动荡太久的机构。
策略发展，原先雄心勃勃地是要资助国内环保组织中的“A级机构”。这样的机构至少要具备三大条件：一是本身的业务水平相对稳定和精熟，其取得的经验让业界瞩目；二是这样的机构有带动同行发展的兴趣和意愿；三是这样的机构得找到一批相对差异化的合作伙伴。
理论设计得非常的完美，一旦执行却发现，国内真正符合其A级品质标准的非常少。数来数去，不过两三家而已。当然，导致这样的结果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的草根环保组织确实还有待时日成长；二是有些草根环保组织即使到达了其A级标准，但其工作方法的创新性和探险性，又导致SEE基金会不敢尝试，生怕资助的过程给自己找来麻烦，而不愿意相信资助的过程是更有力地促进行业发展的过程。
没有办法，只能变形。或者说，只有变通才可能让这个框架不至于推倒重来，才可能不至于让整个机构重新“讨论发展战略”，像很多机构曾经做过的那样又去关门苦修。关门苦修只会让自己更加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一个不肯在实践中接受失败训练的基金会，是永远不可能让业界信任的基金会。
变通办法来得太过于巧妙，以至于有些业界同行一时都没有回过神来——其实说起来倒也简单，不是本土找不到太多像样的看得上眼的“A级伙伴”吗？那么好，我找国际的基金会大佬们。不少国际环保基金会在国内修炼多年，其能力应当非凡，其经验相当可鉴，其人才挤得要溢满一地。于是，SEE的策略发展部工作人员，以相对弱小的资金实力，去投靠这些国际基金会的某些项目。在投怀送抱中，整合出一些颇有创意的项目来。相信这样的拼合或者说“国际婚姻”，将对中国的本土草根环保成长多有助益，也对帮助SEE基金会在真实资助过程中，更真实地体会到中国本土的资助需求，最终找到真正有效的资助渠道。
“创绿家”也完成了一次变形。当这个项目初次放开时，其公告说是收到了170份以上的项目申报书，几轮专家评审下来，最后只有十来家得到了资助。拼杀的过程与以往一样的残酷，结果一样的惊心动魄和让人迷乱，大量的项目进入了让人不知如何开花结果的“种子库”冰冻起来。
2013年3月，第二轮资助又启动了，并且明确表示，一年至少会启动春夏秋冬四轮资助。如果按照一个季度资助15个项目计算，一年至少可资助60个项目。如果按照一个项目资助15 万元计算，一年可资助将近1 000万元。
但如果仔细地去看每一个项目书，你会发现，真正的资助过程悖离了原先设计的宗旨。创绿家本质上是一个“项目资助”，与机构是不是新生无关。几乎所有的草根环保组织都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大家只是套用其格式，假装拼凑出了一个新生“环保创投小组”来应对而已。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业界最需要的， 其实是随时发生的“项目资助”。这意味着， SEE基金会自2008年成立以来，最不肯做的事情最终还是要扎实地去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如果2008年以来，SEE基金会肯扎实地到全国各地的环保组织做贴心的“服务型资助”，做反应敏捷的“快速资助”，做尊重业界内生的“在地型资助”，甚至做填补空白的“激发型资助”，而不是做浮夸传播的评奖拼杀，根基不实的“领导力培训”，梦想难以成真的“公民社会引领”，把机构动荡转嫁为业界动荡的“理事大会”，也许到今天，中国各地的草根组织，已经形成了比较“有眼成势” 的大龙。某种程度上说，也许到了2013年，SEE 基金会才肯重新认识这些项目资助的真正价值。但愿今后不会再发生动荡，否则，SEE基金会的员工将会更加频繁地更换，在业界的声望将继续降低，其筹集到的资金将没有人能够将其花好，企业家们隔山打牛的理想将又一次破灭。
在过去，中国的官办基金会几乎垄断了中国公众的公益能量。在当前，这个垄断的趋势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变化，而能够打破这个变化的，动力可能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新生的官办基金会会可能有些新的探索；二是私募基金会的冲击尤其是“服务型基金会”带来的真实变革；三是公众“零散资助”对公募基金会带来的挑战。
这三股力量应当是共同发生作用的，其机理妙不可言。我们更多的时候只能感受到结果，而不太容易体会到过程。因为这样的过程往往是混沌的、非理性的、不专业的、不可复制的。
一个社会的公益表达，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其“草根性”。草根性并不是说“自下而上的”，而是来自于社会的所有可能角落。真正的公益行动总是发生在“我们预料之外”的地方。万众期待之处往往毫无作为，而社会忽略的边缘总有生机冒出。
而公募基金会的三大特点却与社会的公益灵动无法对接。第一个特点是逃避风险，追求稳妥——而社会公益往往具有创新性，需要迅速的决断和英明的担当；第二个特点是步伐缓慢，程序冗长——沉闷乏味倒在其次，无法快速支撑到位是让人难过的，因为灵感出现之日，往往就是资金需求之时；三是信息闭塞，认知陈旧，评价方式单一，滞后于社会的发展；与公益的边缘性或说不专业性或说创新性，难以有效对接。
这三个不对接直接带来了经络不畅式的痛苦。这痛苦，于基金会能感受到，于社会能感受到，于公益行动者也能感受到。
但改变是可以发生的。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这两年，与邓飞合作了“微博打拐”“让候鸟飞”公益基金，与王克勤合作了“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与伊能静合作“静新图书基金”都表明，这样的合作可能会给传统的官办公募基金会带来一些新的风气。
官办公募基金会下设专项基金，这是很老套的事儿，随便去查一个公募基金会，会发现下面挂靠着无数的专项基金，有些专项基金的名目让人匪夷所思，但也运营了许久。某种程度上说，这是避免公募基金会自身工作动力不足、经验欠缺的一个好办法，也是困难转移给社会的一个有效渠道，但更有意义的是，这种挂靠就像早期民营企业挂靠“红帽子”来“承包经营”一样，给业界会带进一些新鲜的活力。
当代的公益界既然是草根的、边缘的、灵动的，那么它最需要的服务就是快速的资金支持和能量供给以及社会信任度的提升。这些“专项基金”如果真心要做事，往往会保持着敏锐的目光，能与地气接通到位，那么就有可能很好地发挥基金会的“服务公众功能”。
所谓的服务公众，是公众有公益梦想，但需要公益基金会和公益机构来协助其完成；而完成的办法当然是提供大量的参与机会。对于想捐款的人来说，一个可靠的、信息即时送达的基金会，将是让人感受到服务力的。对于想参与公益活动的人来说，公益梦想家的冲动如果能在基金会的支持下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化为公益行动，那么，这对公众也是莫大的安慰。
于是乎，新型的公募基金会将可能转化为“资金过境平台” “公益监管平台”“公众公益能量吸引平台”。或许，这本身才是公募基金会的真正使命所在，也是公募基金会的真正业务领域。
具体来说，公募基金会将会针对一个具体的公益梦想，协助其通过微博等平台，与一些公益声望高的名人合作，发起一些精准的募捐活动。这个募捐活动简单、快捷，资金到账后可快速供给需求者，让公众行动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生。基金会也由传统的项目申报书审核者，转型为“推荐者”，而公众在捐赠和观望时，都在成为真正的“项目书审核者”。同样，公益项目的行动者，其透明的状态也由简单意义上的“事后财务透明”，转向创业之始的“全业务透明”。由于募捐的随时化、精准化和碎片化，公众参与的通道也变得丰富，公众的公益梦想，分分秒秒都有了参与的可能。社会也由此全面进入公众公益时代，公募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将由政府、企业全面转向普罗大众。
如果大量的公募基金会都如此转变，那么，中国的“公益超市”将琳琅满目，无所不有，整个国家的公益能力，将在真实的表达、证实、互相的信任、共同的助成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爆炸式发展。
冯永锋：光明日报记者，自然大学创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