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刚逢研究生推免面试季，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钢发出一段微博。包含如下一句——
“根据以往经验，女生读研后继续走科研道路的十不足一，读研期间也少有专心学问的，大多混个文凭准备就业。”
当即被解读成“女生不适合做学问”，但争议风波不大，很快淹没在了沸腾的微博里。一晃四年，现在，这一段被重新翻出，被指存在歧视女性的嫌疑。一石激起千层浪，甚至还引发一场由硕博士主导的联名声讨。
冯钢则在微博上不断回复，同批评者持续骂架，言语中甚是粗鄙、傲慢。
尽管不太喜欢这样高高在上的姿态，但我还是要说，佩服他坚持一直不删帖不拉黑不回避，愿意开诚布公地辩论。原因再简单不过，绝不是每个人，甚至包括批评他的在内，都敢于坚守这些公共讨论中最基本的规则和底线。此乃公共生活里起码的文明。
然而，即便他只是描述一种女生读书现状，不夹带道德评判，言语间的措辞还是让他的偏见“昭然若揭”，致千夫所指。
我由此最深的一个感触是，互联网上，像冯钢这样的学者正在变得不受欢迎。他们是谁？生于1950-1970年代，中国世纪之交首批走出书斋、又在互联网上紧跟潮流且关注公共议题的男性学者。
早些时候，更确切地说，当微博还罩着一层“围观改变中国”光辉的时候，我是冯钢的忠实关注者。因为他是国内社会学声望颇高的才子型学者。他当年在微博上关注养老、房价、工资、加班，等等，除了生活和教书，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议题。
我记得他习惯晒黑白照，酒、烟，还有墨镜，旧旧的，藏着一种江湖侠义和诗酒狂傲，甚至偶尔使用一下黑色幽默。印象颇深。
即便彼时，冯钢微博的关注数也不高，印象中是四千上下摇摆，然而，往回追溯十年，他还荣登过搜狐博客的最佳教育博主。
搜狐博客在推荐评语中用“道义”和“良知”描述他。
“作为学者，他在博客里‘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作为老师，他在博客里‘传道、授业、解惑’，作为思想者，他‘宁与魔鬼为伍，不与愚蠢争辩’。一个坚持用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用知识分子的良知思考的人。”
博客更新不勤，但他关注城市开发、农民工和利益冲突等篇目的阅读量和留言数都不低。
严格说，冯钢绝不属于中国公共领域“最受关注”的一批学者，甚至连“较受关注”都谈不上。反过来则可表明，那些年，网民对这些议题的讨论需求之高可见一斑。
然而，时过境迁，这些公共议题因各种原因已经淡出视野，退而碎片化，这时候迎来了一种崭新的议题——性别平等。它成为当下为数极少的、可以引起共鸣和广泛讨论的议题，迅速崛起并支撑着互联网流量。
我们的公共讨论思维于是转向“性别”。当然不是指学术层面的研究，而是说日常生活中，我们追求性别关系的平等，不再由男性单一主导，而是带着性别平等的审视眼光观察周围世界。自此很少见到观点敢于公然挑战这一常识。
即便一个男性学者依然认为“女性不适合做学问”，或女性就该嫁人、做贤妻良母，他还是要用“我从不反对女性权利，只是不赞成……”等句式为自己辩护立场。
同时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他们在知识层面是较前沿的探索者，早已接受了性别平等的观念，不太可能迟于读者，更绝非“亏你还是学者”“学者的思想还这样落后”。问题是，任何观念的完整生成必须扎根于日常生活，否则轻飘飘，落地就变味。日常生活是琐碎的，意味着每一面、每一次都可能跟性别平等观念产生冲突、碰撞，而这些磨合便是一种日常生活经验。不然都是空谈。
生于那些年代的学者，在早年价值观塑造的过程中，未曾面临过这样的议题，更谈不上处理。因为根本不必要，全社会的性别关系还是续旧、稳定的。
我清楚记得，2015年，川大中文系教授谢谦同样因为歧视女性被互联网声讨。他与冯钢分别生于1956年和1953年，是同辈学者。如果说他们早期日常生活中面临过性别关系问题，也许还是在当时已经走向消逝的“妇女半边天”这一集体政治话语，而它显然与近五年在互联网上迅猛崛起的性别关系平等迥然不同。
那么，他们早年关注和处理的是什么？
《马克思与韦伯：关于东方社会落后原因的探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社会发展理论》《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发展——国外政治发展理论述评》等，这是冯钢最早一批期刊论文，1988-1993年间刊于刚起步的《社会学研究》，该杂志现在已是中国社会学领域最耀眼的一本学术期刊。
显然，跟同辈学者一样，冯钢在书斋中关注当时最热门的中国现代化议题。
而当互联网到来的时候，冯钢跟一些同辈学者一样，走出书斋到BBS、博客、微博，聊他们的读书生活，同时关注公共议题。这些学者因而被网民赞赏“针砭时弊”，尽管并非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会扬名于公共领域。冯钢的知名度就非常一般。
彼一时，此一时。现在，甚至有批评者都不直指冯钢歧视女性了，而是搜索论文怀疑他做学问的水平。
冯钢和他同辈的学者，或许完全预料不到会迎来这么一天。他们尽管在书斋和生活中风生水起，自己更是中国较早一批接触性别平等观念的，还曾在舆论漩涡中屡次声明“从不反对女性权利”，到了当今互联网却遭遇挫折。
值得玩味的是，冯钢在微博上回复批评者时，频繁强调自己的阅历和思考，比如说“我考虑的问题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宁与魔鬼为伍，不与愚蠢争辩”。他们曾在互联网上的针砭时弊、思考过的公共议题，甚至波澜起伏的命运和经历，都是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本。难怪连生于1967年的许知远也要批判90后缺乏“精致”和“精神”。
然而，随着这些议题在公共讨论中的被迫萎缩乃至退出，他们的经历再也不被互联网认同，甚至被认为过时。加之，他们早年并未处理过性别平等议题——不管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公共讨论层面。两种因素一结合就是淘汰的条件。所以许知远还是因在《十三邀》中向演员俞飞鸿的一些提问，被质疑歧视女性，不讨喜欢。
当今互联网的声音已由85后、90后甚至00后主导，即便生活环境不一定已实现“性别平等”，但是，他们刷着手机已经熟悉乃至接受性别平等观念。这是上一辈学者要在互联网生活所必然要面临的一种挑战。如果固守自己的生活经验，将可能被互联网公共生活淘汰。因为追求性别平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一程”，是一种文明进步。
但我还有一个困惑，回到十年前或五年前，如果当时的性别平等观念发展水平同现在一样，冯钢、谢谦和许知远会是怎样一种的境遇？或许被淹没，或许被他们“针砭时弊”的光环稀释。
数年间，中国互联网的公共生活瞬息万变，或许已仅剩“女性权利”议题一枝独秀。即便现实中争取真正的女性权利同样举步维艰，倘若搁置其它、甚至是更重要的公共议题，或任由它们在公共讨论中下坠，无疑会是一种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