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时间接触到了一些社会组织做的项目，包括济贫扶困，精准扶贫的，听到一些抱怨。比如精准扶贫中精准填表，一张表填四、五次都不合格，各方把表格踢过来踢过去反复签字，弄得基层干部和贫苦大众不厌其烦，又无可奈何。唉，靠“笔头”计算出来的脱贫有多少可靠性，天知道。
其实，中国之所以实现了大规模脱贫，还是靠农民工大规模外出打工，一个月1000、2000、3000，或以上的工资收入对农民家庭脱贫功不可没。没有这样的外出打工，就靠守着自家一亩三分薄地绝对不可能实现这样大规模的整体脱贫。而且有工资收入计算的脱贫绝对可靠，不用把表填来填去的，而且不用动员那么多基层资源扶贫联系单位，以及去“烦”或打搅我们的现在不扶也还饿不死的贫困农家。别老去敲他们的门，让他们虽然没钱，可以至少安静地睡睡，自己谋划自己的事，别让人老来干涉自己应该怎么生活吧。
案例一：北京各社区都有回收旧衣物的箱，收到的旧衣服中比较旧的会处理，比较新的会洗涤整理成二手衣，经民政联系，委托第三方拉到贫困村去送给贫困人家。但费心费力送去以后，农民们不喜欢要，他们更喜欢要钱和新衣服；来帮忙的村干部和当地干部也不怎么喜欢，没事拉来加班是做贡献，没钱还贡献时间，干起活来懒洋洋的。真是热脸碰上冷屁股，这批二手衣的成本不说，远道而来的运输费不说，第三方人力、物力不说，免费赠予还出问题了。与此不同的景象是，在北京原来的还有集市（现在没有了，或很少了，因为被整治取缔了）中，有卖几块钱一件的衣服，或十几元一件的衣服，居民们都争相购买。那为什么这样的衣服不以低价或免费方式在某地找到营销商，要求他们以非常低价方式出售，以市场方式找到可以使用的家庭。只要出钱买的，哪怕低价买，他就会穿，不会浪费。退一万步讲，如果非常低价都卖不出去，那么就说明二手衣不行，没人要了，或找的地方不对，得换地方。如果都不行，那干脆回收处理了，不要再费心思，成本去弄什么二手衣。
案例二：村扶贫出现村干部不积极的情况。一旦被选作为扶贫村，村干部身上的责任就大了，事情就多了，他们自己多数是升不了官的，也不会因扶贫自己财富就增加了多少，所以积极性不强。当然，如果政府部门要完成任务要求他们做，他们不得不做，但说好的是配合。特别是一些社会资源要进来，更是增加他们工作负担，更不愿意。社会组织感到这些村干部做了事，又不纳入工作考核，肯定不积极，那他们也没办法。这些靠行政资源去扶贫不仅占用大量行政资源，而且给村里带来的是“压力”。这样的扶贫“成本”相当高，而且进行一时的干预，表面上轰轰烈烈，其实多数不在点上，到时一撤，生活很容易回到从前。
案例三：农村扶贫出现村干部积极的情况。一旦被选作为扶贫村，村干部接收的资源多了，就想方设法分给自己那一姓的，而不分或少分给其他姓的家庭，造成村内更大矛盾。就因为村干部有这样的“特权”，一些地方选村干部，两姓人打破头争当村书记，问他们为什么争，双方回答都是：想为村民实实在在做点事。真是绝妙的讽刺，其实就是那点利益和家族关系在作怪。
其实，还是应该在全国或各省建立基本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给这些（包括城里、村里）的贫困家庭发可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的最低月度保障金，像领工资一样，登记上就发放，这比派驻村干部、拉项目的成本低多了，而且滋生腐败的可能性小多了，而且，操作起来也简单多了（尽管在农村也有一些腐败，但至少机会小多了，而且发的钱有问题以后也好查，真正做到可以终身问责）。这样，贫困户可以有保障的收入，生活持续（当然低水平），绝对贫困消灭了。如果他们拿了最低收入，但不想挣多的，好啊，你就这样过，只要你在贫困线下，我们就发最低收入给你，我们责任也尽到了，没有多的。如果想要挣更多的，而且也挣到更多的，也欢迎，这样虽然最低生活费没了，但过得好了，有面子和里子了。所以，政府只保证你死不了，之后就是开放，让你自己决定怎么生活，市场摆在那里，你去闯。而现在这种靠行政方式，浪费大量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扶贫终究是在走弯路，真实效果很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