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初，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了将慈善捐赠作为加大科研投入的措施，激励社会力量加入科研资助体系。我国自2010年后，全国科研经费投入总额和强度持续增加，根据最新发布的《2017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我国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已达2.1%，与OECD国家平均值持平。在OECD国家中，德国的科研能力与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一直名列前茅，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德国的慈善捐赠对科研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私法基金会是其核心力量。本文将对比中、德两国的科研基金会，分析并讨论其发展特点。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在全国6857家基金会中，共有1403家基金会业务范围涉及科学研究，占总量的20.4%；其中有近三分之一为教育基金会。以下从其中的966家非教育基金会[1]中筛选出192个核心业务涉及科研的基金会进行分析。
192个科研基金会中超过80%在省级民政部门注册，6%在市级民政部门注册，有12%在民政部注册，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全国整体水平（3%）。
在地域分布上，科研基金会集中分布在东部较发达省份。注册在北京（26.54%）、广东（16.92%）、上海（13.46%）、浙江（6.15%）、江苏（5.38%）和山东（2.69%）的科研基金会数量分列科研基金会数量的前六名，这六个省份科研基金会数量的总和超过全国总数的70%；同时，京、沪、粤、浙、苏、鲁在2017年的科研经费投入额排名全国所有省份的前六名，且投入力强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科研基金会的发展与各省份的整体科研经费投入情况有一定相关。
1、中国科研类基金会资产规模整体较大，自2001年以来发展迅速
192家科研基金会的平均净资产规模是4842万元，比全部基金会平均净资产规模（3083.6万元）高出57%；净资产规模3000万元以上的科研基金会占总量的23.57%，显著高于整体水平（15.42%）。
1983年成立的天津市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基金会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科技类基金会。1983-2000年间，科技类基金会数量增长缓慢，每年新登记的科技类基金会甚至在5家及以下。自2001年开始，科技类基金会的成立数量开始增加，总量也随之增长迅速。
260个科研基金会的业务领域分布如下表，其中助力医学研究的基金会数量占二分之一，其次是环境、动物保护领域和农业，有51家基金会的业务领域未指明具体学科，在此以“自然科学”泛指。其中，超过二分之一的科研基金会倾向资助医学、环境学科等应用科学领域，而数学等基础学科被关注较少。
在参与科研方式上，将基金会分为资助型（提供资金支持，不参与科研项目执行），执行型（承担科研项目执行）和混合型(即管理资金、提供支持，又直接承接科研项目执行）。据统计，在192个科研基金会中，有168个的业务范围包含了资助活动，故资助型基金会在科研基金会中占大多数，直接参与科研的基金会数量较少，并且在专业性较强、关注领域较为聚焦的基金会中比例较高：如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作为国内首家关注精神健康、抑郁症防治及抑郁症知识普及的公益基金会，其一方面直接从事抑郁症相关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提供资金，进行人才支持；再如山东环境保护基金会，既开展专题调研及理论和技术研究，又组织相关科技培训，奖励科研人才。
4、资金来源于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
在资金来源上，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多数大型科技类基金会的业务主管单位主要以政府部门、学术团体（中国科协等）、群众团体（工会、妇联等）和军事部门为主；基金会与政府部门的关系较为紧密。在净资产规模最大的10家科研基金会中，有4家由企业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由成立企业提供全部资金，其余6家基金会均接收包括政府补助、企业捐赠、慈善组织捐赠在内的来自社会各界的资金，收入来源多元。
德国的基金会可根据登记所依法律，分为私法基金会、公共（依据公法/教会法）基金会和政治基金会。公共基金会和私法基金会均对科研有所贡献，公共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私法基金会作为公共研究经费的补充，是私有财富支持科研的主要出口，是德国慈善资助科研的核心力量。以下就以德国私法科研基金会为主要讨论对象，概述其情况及特征。
据德国基金会协会统计，截至2016年底，德国民法登记的基金会共21,806家。该协会调查显示，24.4%的基金会的目标涉及科学领域。
德国私法基金会是德国慈善力量资助科研的核心主体。它们作为公共研究经费的补充，是私有财富支持科研的主要出口。尤其在德国高校基础经费不断减少、对第三方资金依赖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科研类私法基金会重要性越来越高，在驱动科学前沿发展方面占有一席之地。在德国基金会协会统计的35个德国最大的私法基金会（资产2,500万欧元以上）中，有12个以资助科学研究为核心业务，包括Else Kröner-Fresenius基金会(106.3亿欧元），Dietmar Hopp基金会（59万亿欧元），罗伯特·博世基金会（52.27万亿欧元），大众汽车基金会（30.79万亿欧元），克劳斯·茨奇拉基金会（29.84万亿欧元），Joachim Herz基金会（14.42万亿欧元），Software AG基金会（12.08万亿欧元），阿尔弗瑞·德克虏伯·冯·鲍伦和哈尔巴赫基金会（11.14万亿欧元），赫蒂基金会（9.79万亿欧元），Carl-Zeiss基金会（8.94万亿欧元），弗里茨蒂森基金会（5.48万亿欧元），威廉·桑德基金会（4.09万亿欧元）。
德国有着基金会支持科研的悠久历史与传统。在12家大型科研基金会中，有拥有近130年历史的Carl-Zeiss基金会，也有成立近10年的Joachim Herz基金会，其他基金会均在20世纪50~90年代成立。它们从成立之日起，便将推动德国科研发展作为基金会的宗旨，提供大量的经费支持。如作为德国最大的私人研究资助者的大众汽车基金会，从1962年成立至今，已累计资助30,000个研究项目共47亿欧元。目前，大众汽车基金会资产为31亿欧元。致力于推动医学研究和医疗人道援助发展的Else Kröer-Fresenius基金会是德国最大的基金会之一，净资产额达106.3亿欧元。从1983年起，该基金会已为1600个研究项目提供共计2.8亿欧元的经费支持。2016年6月底，德国最大的12个资助科研的基金会的资产总和达344.14亿欧元。2015年7月~2016年6月，这12个基金会含资助科研在内的业务总支出为4.49亿欧元。
医学是德国大型科研基金会关注最密集的研究领域，共有8个基金会致力于医学研究。除了Else Kröer-Fresenius基金会，还有如Dietmar Hopp基金会将促进最高水平和创新的医学研究与疾病医治项目作为其第二大业务，具体包括儿科、癌症研究、老年病学等方面的研究。从1995~2017年9月，该基金会共资助医学项目1.17亿欧元。基于多于0.27%的欧洲人患有大脑方面的疾病以及阿尔兹海默氏病将对未来社会带来的巨大潜在挑战，赫蒂基金会则专注于抗击脑疾病。它是德国第一大、欧洲第三大的脑研究私人资助者。威廉·桑德基金会则主要以推动癌症研究为宗旨。这些研究资助均是以抗击人类疾病为目标，具有很强的实用导向。此外，作为最大的科研资助基金会，大众汽车基金会共资助45个研究方向，其中自然科学、数学和医学等方面的科研主题有23个，兼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在关注的地域方面，各科研基金会不尽相同。有以回馈创始人家乡、专注于莱茵内卡尔地区发展为目标的Dietmar Hopp基金会。大多数基金会则是将主要力量放在德国范围内。也有一些基金会注重国际科研合作和拓展国际科研资助，如罗伯特·博世基金会在德国之外，还资助欧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美国（奖学金）的科研项目。Software AG基金会以欧洲和巴西的非营利组织为主要资助对象。
3、资金来源于企业家资产或遗产，资产多用于持股与投资
除大众汽车基金会外，德国最大的科研类私法基金会的原始资金来自于企业家个人的资产或遗产。很多都是企业家所在企业或相关企业的大股东，如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持有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92%、市值12亿欧元的股份。因此，从资金来源和与公司关系来看，它们均为私人基金会，而非企业基金会。
为保证基金会的持续生存和相关公司的稳定运营，基金会一般禁止直接使用资产本金用于慈善活动，只通过投资回报来资助研究和维持运营。基金会通过实 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实现自身的长期运作和对研究持续不断的支持。以上12家科研基金会的投资方式包括公司股份、债券、房地产投资和其他投资。通过对关联公司持股是基金会获得投资回报最主要的方式，在10个有明确投资方式的基金会中，9个采取这种模式，同时其中7个基金会以股票收益为唯一的投资方式。此外还有3家基金会通过其他投资模式实现资金保值增值。如大众汽车基金会除了股权，有息证券、房地产投资和其他投资多种投资方式结合，分散投资风险。
总结
综上所述，我国的科研类基金会整体数量和规模小于德国，但增速很快，各地科研类基金会的数量与各地整体科研经费投入额呈现正相关。就业务领域而言，中、德两国科研类基金会均偏爱医学领域，但德国私法基金会资助的领域更为多样。两国的科研类基金会均以资助型为主，少量承担科研项目的执行任务。同时，大型的德国科研类基金会主要依赖企业、家族资金投入，而大型的中国科研类基金会在资金来源上更为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