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女村官的故事
陕西省合阳县，地处关中平原东北部、黄河西岸，总面积143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93.2万亩。辖12个镇街251个村（社区），其中女村官（女村书记和村主任）22人，占全县村官的比例的9%，与全国的女性“一把手”的村官比例相比，合阳县的女村官人数算是比较多的。为此，在合阳县妇联的支持下，2007年成立了合阳县女村官协会，现有会员67名，其中女村官22名，村两委干部兼妇联主席45名。
2019年6月，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妇源汇）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支持下，设计了“一县一站”公益项目，目标是将合阳女村官协会培育成当地的社会服务组织，为属地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提供专业的社工服务。为此，妇源汇以女村官协会为抓手，运用性别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开展了能力建设活动和培训。我们采用了摩塞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分析女村官的三重角色和社会性别的需求。我们使用了6个工具，分析了女村官的性别角色认定；女村官和妇女的需求评估；发展资源的分配与决策分析；女村官和妇女在生产、再生产和社区管理中的角色分析；女村官和妇女参与发展以及性别与发展的政策模式。我们鼓励女村官参与制定项目计划，识别她们的现实需求和战略需求。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22个女村官中，100%的不吸烟、不喝酒，和男村官比较起来，她们到县上的政府职能部门跑项目、要资金，会更难，会让人瞧不起。她们普遍的有一种因为是女人而“自卑”和“内疚”的情结。为了表现得比男村官强，她们往往表现得“比男人更男人”，甚至一个女支书在解决村上矛盾的时候，用“巴掌”解决问题，证明“女村官”也很厉害。这些女性精英的“自卑情结”，我很难用哈佛的性别分析框架、用摩塞的性别分析框架来解释这种“性别自卑”的人格。
这种因女人而自卑的人格特征一定和她们的性别角色的认同发展相关，也就是说她们身上与性别相关的行为、能力和性格特征的自我认同出了问题。
二、 社会性别分析框架的盲点
社会性别的哈佛分析框架是为了在微观层面（家庭和社区）收集妇女的需求信息，这个框架主要使用四个工具：
1. 活动图表。为提高妇女的生产能力，有哪些需求和机会；
2. 资源的使用与支配图表。为促进妇女对资源的使用和分配，有哪些需求和机会；
3. 影响因素。妇女的现实需求和机会和哪些国家的总体战略需求和发展机会相关联；
4. 项目周期一览表。项目设计考虑妇女的需求，项目活动对妇女生产、再生产的影响，项目资源的分配对妇女的影响等。
这四个工具的使用可以分析女村官的需求和机会，但是遇到女村官们的“性别自卑情结”，这些分析工具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换个摩塞分析框架好用吗？我们使用社会性别的摩塞分析框架，分析了女村官的三重角色、社会性别的需求、社会性别与发展的政策模式，并使用了六个工具来分析女村官的性别角色认定，女村官的需求评估，资源的分配与决策分析，女村官在生产、再生产和社区管理中的角色分析，鼓励女村官参与制定项目计划，识别他们的现实需求和战略需求。当我们问女村官们：如何回应她们的需求时，她们的“性别自卑情结”又冒了出来：“没办法，我们是女人……”。
我们发现，无论是哈佛分析框架，还是摩塞分析框架，都无法分析作为女人村官身上的“性别自卑情结”。女村官在获取发展资源的过程中，因为是女性，跑项目、跑资金过程中，不受待见，自己感觉因为是女性而被歧视和被“白眼”，因而感到自卑和内疚。为自己不如男村官而自卑，因为自己是女人没有争取到政府的项目和资金而内疚。
我们在农村发展的项目中，使用社会性别的分析框架，只是分析了妇女发展的现实需求和战略需求，揭示了男女不平等的事实和原因，但是无法回答女村官们的“性别自卑情结”是如何形成和构建的问题。这种自卑和内疚的人格特征，理论上讲，恐怕在她们6岁以前就已经形成了。
三、女村官们的问题矩阵分析
我们请所有的女村官们将她们在管理村庄所面临的问题列出来，然后整理归类出11大类的问题，放入到问题矩阵中，通过问题矩阵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排列出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从表一中，我们发现，排序第一的问题是社区没有幼儿教育服务。
从表一中，我们可以看到，问题3：女干部干事难，受歧视，和问题11：没有幼儿教育服务，二者之间似乎没有因果关系。如果我们将问题3换成导致问题3的一个原因：女干部具有性别自卑和性别内疚的情结，那么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是有关联的了。
女村官们都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特别是没有接受具有性别敏感的学前教育，必定和她们的性别自卑的人格相关，她们的性别自卑与内疚估计和儿童的早期性别角色发展的经验相关。
我们知道，人的性别意识的发展和性别角色的认同，即与性别相关的行为、能力和性格类型的发展要早于儿童思维的发展。人的性别意识、性别认同和性别角色的发展，在6岁以前就已经基本形成了。6岁以后，儿童就会有一种稳定的性别感受，认为男孩一定会变成男人，女孩一定会变成女人，开始关注同性的榜样行为，从出生到18个月左右的孩子有了基本的性别意识，从姓名、从男孩和女孩的描述中开始区分自己和他人。18个月到3岁的孩子有了性别的认同，能够说出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3岁到4岁的孩子能够依据外表，如发型和穿衣戴帽的不同、玩具的不同分辨男孩还是女孩。4岁到6岁的儿童开始认识到无论怎样改变发型和服饰，男孩终究是男孩，男孩要胆大、坚强；女孩终究是女孩，女孩要安全、小心、体贴和温柔。这些与性别相关的性格因素也能够被4-6岁的儿童还是识别出来，他/她们也会表现出性别的刻板印象，例如，一个男孩玩布娃娃会被其他男孩嘲笑和反对，一个女孩玩卡车和坦克，也会被其她女孩所嘲笑和反对，认为她是一个“假小子”。
成人把卡车和坦克玩具送给男孩玩耍，男孩就有了性别的认同：“我是一个男孩，这是给我的，”也就有了男孩的性别的期待，即性别角色期待和性格期待，结果就有了一致的、适合“男孩”的性别行为。如果成人把“卡车和坦克”给了一个女孩，女孩会认为：“我是一个女孩，这不是给我的。”她会回避和遗忘“卡车和坦克”及其相关的游戏，转而去寻找适合自己性别角色的玩具：布娃娃。
玩“卡车和坦克”游戏和玩“布娃娃”游戏对幼儿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呢？我认为不同的游戏会给儿童带来不同的自我效能感的体验。自我效能感是指“对产生一定结果所需要的组织和执行行为过程能力的信念”（Bandura,1997），换句话说，是儿童相信自己能够成功完成一个活动的主观体验，儿童的成就感就来自于自己操作一个玩具、一辆卡车和一辆坦克所带来的快乐。22个月前的幼儿能够体验到驾驭新挑战所带来的快乐。2-5岁的孩子驾驭和操作一个玩具后，成人的评价和欣赏会让孩子高兴的说：“这是我做的”，他/她们在寻求成人的赞许、认可和欣赏。4-6岁的儿童，他/她们从赢得比赛中所获得的快乐要远远大于完成一个任务所得到的快乐，他/她们会感到喜悦和骄傲，对自己更加自信，如果这种体验很少，他/她们会感到自卑和内疚。
与成人给女孩打扮“布娃娃”的游戏相比，成人给男孩玩卡车和坦克等竞争型玩具和游戏，会给男孩更多的驾驭的体验，成人的赞赏和胜利带来的喜悦，会给增强男孩的自我效能感。女孩则从“布娃娃”的游戏中，扮演更多的感性、照料着的社会角色，和竞争性游戏相比，她们的自我效能感要少得多，就会产生女孩不如男孩的性别自卑和内疚。当女孩长大成人，进入到男权主导的社会竞争中，这种性别自卑与内疚的人格就会自动地体现在她们的话语中：“我们女干部照顾人还可以，我们不好抽烟喝酒，我们的社会关系也处理的不如男干部，我们的能力不如男人”。
五、 男女平等教育从性别意识的萌芽阶段开始
既然6岁以前是儿童性别意识发展的关键时期，那么我们在早期教育阶段，就要加强性别平等意识的教育，包括：
1 去除早期养育和发展过程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例如，培养男孩的“勇敢”“坚韧”“善于分析”“支配性强”“乐于冒险”“雄心勃勃”的男性气质；培养女孩的“温柔”“善良”“富有同情心”“温文尔雅”“依赖”“善于理解”的女性特质。
2 打破早期养育和发展过程中的“性别隔离”现象，例如，两岁的女孩更喜欢和女孩玩耍，三岁的男孩更喜欢和男孩玩耍。
3 多保留跨性别的玩具、游戏和活动。既不鼓励男性化行为，也不鼓励女性化行为，而鼓励适应性更强、心理更健康的“双性化”行为，即让男孩和女孩自由地去表现男性和女性的行为。
4 强化儿童早期发展过程中性别的自我评价，包括早期游戏中自我效能的体验和评价、以及男女权利关系的体验和评价。
如果我们的女村官们在四十年前就接受了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早期教育，估计今天就不会说：“没办法，我们女人的能力不如男人。”也不会有性别自卑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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