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0年，第一批“90后”三十岁，加入“奔四”队列。所谓“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而立者，当有所成；不惑者，明辨不疑。还没来得及对自己立身、立家、立业做细致考评的“90后”第一梯队，已经在困惑中接到了人生下一个十年规划——他们要在四十岁之前学会体察自己、看清世界，确保自己不再犯错和走弯路。
“压力山大”过时了，那是属于“80后”的陈旧语言，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尾，各行各业的年轻人把人生回避不掉的“难”乔装改扮成一个“南”字，虽然仍是戏谑，却比“80后”更坦白更直接地表达困顿、焦虑和不安。
第一批“90后”公益人也三十岁了，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与未来，如何面对压力与难题，又打算如何步入事业和人生的新阶段？《社会创新家》专访了多位三十岁的 “90后”公益人，他们的困境，或许是更多“90后”公益人要面对的，而他们的信念，也会在更多“90后”公益人的身上看到。
马荣真
自然之友·公益律师
2014年我还在北大读环境法律与政策时加入了自然之友，毕业后成为一名全职公益律师。按说北大学法律的出来正常路子是去体制内、大企业或律所什么的。因为我研究环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从2012-2014年修改，我想在实践中看一下公益诉讼制度是怎么运行的。
这份工作收入特别少，租完房钱也就够吃个饭，完全存不下钱，比体制内同学工资还少。但那时候没钱并不觉得有问题，因为年纪小，身体又好不用去医院，加上家里人也会给我打钱，所以那个时候没有经济压力。结婚后，生活中需要钱的地方多了，感到一些压力，完全在环保组织的话，我肯定养不起我自己和家庭。
虽然穷，但是我很开心，环保组织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一直没有把人变得很社会化，我一直在学东西，一直在成长。但是我爸妈非常不理解。我妈妈劝了我三年，让我去考公务员。有一次她非常愤怒地跑到北京，说要找我的领导谈一谈，我简直要吓死了，赶紧拉住了她。我爸爸体制内做记者，他觉得我很奇葩，他觉得我的工作都没法儿往外跟人说。
他们很保守，不理解公益是怎么回事。我也是做了之后才明白公益是很专业的东西。比如环保诉讼，有人在破坏环境，但是你通过举报投诉甚至环保局行政手段都管不了的时候，只能通过司法手段。但其实很难，比如举证，要对环境损害的范围和程度做司法鉴定，特别贵，有上百万的，一般的也要几十万。这些钱环保组织很难筹到，一年的资金流量才几百万。
所以有时候我就很沮丧。我做的第一个案子，从2015年开始代理，北京一个开发商联合物业填埋了一个干涸的湖泊，破坏了湿地。投诉、司法鉴定、打官司，拖了四年最后还是败诉了。真的特别受打击，会怀疑自我，怀疑环保组织，甚至觉得公益诉讼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卵用。
后来做的案子越来越多，大部分都胜诉，才重新恢复信心，觉得环保诉讼还是有用的。每一个诉讼都不是完美的，是博弈的过程。有一个案子是现代汽车尾气排放不达标，我们就把它诉了，在法院的主持下调解了，现代赔了100万，我们通过慈善信托的方式把这笔钱托管起来用作大气环境治理。
环境诉讼周期很长，最快一年多，慢的有七八年。中间和被告、法院打交道，很复杂，特别混蛋的事情也不少，有的真是突破你对人性的想象。为了利益，别说环境了，什么都能干，包括贿赂法院、律师，还有一些不能说的，甚至会对环保组织生存造成威胁。曾经有被告通过我老师找到我，说想和我聊聊，我说不聊，直接拒掉最保险。有的同事收到恐吓，被告直接上门贴大字报。
公益律师和其他律师相比，我们的律师证都一样，不同的是我们钱少，因为环保组织没钱嘛，不是正常收代理费。中间每一个环节都要向社会公开，接受民众监督。很多东西我们不能自行妥协，比如在赔偿金额上，不能讨价还价，本来应该赔100万，最后你同意让他赔80万，这样是不行的，因为环保组织代表的是公共利益。
现在我去读博士了，兼职代理案子，我的同学们都挣钱去了。有时候我也会有心理落差，为什么人家可以挣那么多钱，但也没办法，让我去做那个工作我也确实不感兴趣。30岁了，按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年纪，但是我现在好像还非常不成熟，但回头看，虽然没赚到钱，没买到房子，但我还是做出一些事情的，有很多成长和成就感，没有虚度这么多年！
张伯驹（“自然之友”总干事）说环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看到成效的，可能你做了10年才能发现到底有没有用。我们是坚信有用的，所以会继续做下去的。
艾硕
北京知行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我从大四进公益行业，一直到今天。这是我对自己做的最奢侈的事情。我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是一直生活在城市的“底层”，直到大学还在接受北京低保家庭的助学金，关于金钱的压力从小到大一直存在。
刚入行简直食不果腹。当时在厦门，房租300元一个月，住在城中村，出租屋不到10平米，窗户关不严，壁虎可以爬进来。没有空调，夏天太热就睡办公室。一个月到手2000多元，每顿饭3.5元，买5个包子，入行的前半年都这么吃。有次生病，把医保卡刷爆了，最后借朋友钱看的病。进入公益行业至今，六年期间，工作很晚直接睡办公室，自学软件做平面设计，通宵筹备公益活动，这些都很正常。
其实从小到大，周围同学大都家境殷实，在金钱上我有一定的自卑，有些敏感。对这种贫富差距，以前我有些愤怒，慢慢这种愤怒减少，变成想要改变它的动力，思考的是如何可以让“社会公平”更相对化一点，而不是一个人的出身完全决定他的命运。
这个过程真的很难，我走遍了全中国，去深山做助学，接触不同社会阶层，越发看到这个世界的复杂与多样。公益也从一种兴趣慢慢内化成一种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除了善意，更需要专业和理性。
30岁了，现在做到秘书长，在北京月收入一万多，我的恩格尔系数还是很高。一些同学的月收入是我的四五倍，经济焦虑会有，但我依旧“不甘心”。公益行业并不比其他行业创造的价值少，公益人也需要更为合理的待遇。我想证明这条路是可以走通的，做喜欢并且有意义的事，同样可以过上应该过的生活。
整体来说，我的职场焦虑没那么多，比较从容。多年的努力让我有了底气，我所在的知行公益基金会，全职只有我和一个小伙伴，一家初创型基金会，两年半时间，我们拿下了4A级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如果大家看到现在是“100分”，那是我已经付出了“1000分”的努力。
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年龄从来不是绊脚石，如果我30岁停止了努力，那40岁会怎么样？当下每时每刻都去做应该做的事情，也许我可以赢来一份不一样的生活，也有机会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邬瞳
阿拉善SEE·秘书长助理兼创新拓展经理
我硕士读的是社会工作，在学校就跟导师做一些社工的实务工作，觉得很有意思。后来做项目接触到福特基金会，参与了一些项目，感觉“公益”思考的问题更广阔和深入。做公益能改变一些事情，实现一些价值。毕业前去南都基金会实习，之后来到阿拉善SEE并正式入职，体验下来感觉公益行业的氛围更自由活跃有价值感。
目前做秘书长助理兼创新拓展经理，负责机构的志愿服务活动以及参与投资活动、慈善信托等创新类的工作。读社工时主要在一线，觉得同理心很重要，要能设身处地体会案主的处境，收获很大的正反馈和意义感。现在的工作内容，觉得自己更职业化了，公益不仅有同理心，更要有专业精神。
现在看问题在细节之上，会考虑更多，多想几步，多反问自己。对公益也不再是那种简单的一个“好”字，曾经觉得做公益都是好人和好事，现在看到了很多负面的信息，但不会因此幻灭，抛弃初心。整体上还是希望自己保持职业的态度，单凭情怀不行，还要有专业和理性。
在我们机构，收入还是可以的，能满足日常生活。但是在北京，涉及到买房子，这就比较困难了。记得我在实习的时候，就有前辈说指望这份职业赚钱是不可能的。我最近刚领证，之后可能双方家庭帮衬一些在北京安家。我周围同龄人收入普遍比我多10k-15k,我不会特别感到焦虑，但也会自己做一些储蓄或理财，尽量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为了提升自我，我考了北京光华的公益管理硕士，认识了很多商界的同学。和他们在一起，感觉和公益圈的人完全是两个风格。相对来说。他们谈论的是更实际的东西，大家一起看看有什么互相有帮助的事情可以一起做。公益的人就更理想主义了，是不太一样的激情。
30岁了，现在我的生活整体来说很有节奏，也比较充实，不会有太多年龄焦虑，很多人都是半路出家照样做出一番事业，想好了一切都有可能，30岁也不是说没有任何可能了。偶尔压力大的时候，我喜欢看哈利波特，出去拍照，或者瘫着，焦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一切都还要继续。
张占海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处干部
我是2016年毕业，专业是社会工作，之前在出版社工作，后来有机会来到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
之前我一直认为公益不是普通人能够触达的，普通大众随手公益这种对社会贡献度没那么大，公益是上流阶层或富人才能做成的事，因为他们有财有资源投到公益上。现在做志愿者的事情，经常看到全国各地志愿者的故事，发现他们都是从小处着眼，慢慢聚集社会力量，然后把整个志愿服务项目做起来，惠及周围的有需求的人。所以我现在觉得公益不是高门槛的事情，我们普通人身体力行也可以做。
这份工作收入不多，经济压力还是有的，不过也还好，因为我可能算是有一定基础，父母在京工作20多年，我房子户口都有，爱人工资比我高，能维持一个基本生活。因为这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家里人都挺支持我的。
想到自己30岁了，古人讲三十而立，最大的焦虑还是对自己能力不足的焦虑。可看到和我一般大的同龄人有的已经是互联网巨头，身家千万甚至过亿。也会有一些焦虑的，之前看新闻说很多90后立遗嘱，我也想过要不要立一个。我比较慢，30岁是一个为未来事业寻找锚点的时候，谋定一个方向，找到一个基石，然后不断前进。
我没有年龄焦虑，因为在我工作的环境里，我是最小的。现在不会做很长远的规划，只想静下心来在志愿者这个行业做些事情。目前来看，我们在线注册的志愿者人数已经达到了1.27亿，占全国人口10%左右，10个人里边有一个是志愿者，这其实蛮多的了。志愿者与职业公益人不同的是，志愿者不是因为工作或合同，而是真的奔着公益的初心去做，更单纯更理想主义一些，不是做一些撒胡椒面的事。
工作之外，我会去一家残疾儿童机构做义工。这无关乎现实生活，更多是关乎个人实现的一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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