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月25日，《少年的你》上映，随后该影片引发人们对“校园霸凌”的谈论。人民日报也发微博评论，“校园角落里的暴力，可谓不少人的童年噩梦，甚至是一生难走出的牢笼”。其实，无论是在城市或农村，本该作为第二庇护所的学校，却因为保护机制不完善加之欠缺对孩子进行正确的教育引导，成为了个别孩子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重要原因。面对让人深恶痛绝的“校园霸凌”现象，我们如何应对？
校园欺凌案件常常出现在新闻中，尤其是配以现场照片、视频的——校服、还透着稚气的脸，相伴的却是侮辱性的语言、恶狠狠的拳打脚踢。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童小军，我国中小学校和职业高中的校园传统欺凌发生率在10%-30%之间，其中包括身体欺凌（诉诸武力攻击）、言语欺凌（辱骂、嘲讽、诽谤等）、关系欺凌（孤立、隔离）。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人身伤害，2016年4月，山西绛县卫庄镇的15岁少年在网吧被人殴打，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据警方通报，犯罪嫌疑人为六名十五六岁的少年。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在山东一县城做过“农村中小学校园欺辱”抽样调查，发现30.5%的学生表示遭受欺辱行为。而在最新一份针对北京地区的校园欺凌调查中，6.1%的学生几乎每天都遭受身体欺凌，11.6%学生几乎每天都遭受言语欺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于2014年发布过一份报告，其中一幅覆盖106个国家的儿童遭遇欺凌状况的地图显示，欺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且并没有证据显示，在某种具体的文化背景、经济条件下，欺凌事件会变少或变多。
美国曾在1999-2010年间通过了121个法案，用以定义并禁止欺凌行为。尽管从认识、发现，到协调、处罚，美国在反欺凌方面已经有了较成熟的系统，但是依然面临挑战。据2014年“欧文斯预防欺凌项目（Olws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公布的调研数据显示，依然有17%的学生被卷入欺凌事件之中。美国的持枪问题亦是校园安全的威胁因素。
在台湾地区，一项针对4347名中学生的调查发现，有10.7%的学生被欺凌，10.9%的学生欺凌过别人。
2017年4月，香港大学爆出校园欺凌丑闻，一男生被多名室友控制在床上，其中一室友脱了裤子用生殖器拍打被欺凌男生的脑袋。视频很快在网上疯传，后来有记者采访香港大学的学生，一名大一新生说，“我觉得是在玩耍，因为他们有笑，不是在骂他（被欺凌者），而是在玩他。”另一位大二学生则说，“很惨的，因为在网上流传，可能会有网络欺凌。”
2016年底，一份覆盖穗港澳台新（广州、香港、澳门、台北、新加坡）五座城市青少年的调查报告显示，有72.9%的人曾成为网络欺凌的受害人，同时有68%的人认为自己也是网络欺凌的实施者，网络欺凌中的施害者和受害者角色重叠的有61.4%。
这一令人警惕的增长也发生在欧洲。从2010年到2014年，遭受过网络欺凌的儿童和青少年从8%增加到了12%，增长明显的尤其在女生和9-10、13-14岁年龄段的孩子上，丹麦的比例更是从12%增加到了21%。
中国在2016年曾连续发出《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和《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里面虽然都提到了“校园欺凌”，但都没有阐明什么是“校园欺凌”。
没有明确的定义，家长、学校、社会就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如果不能区分同学间行为到底是打闹还是欺凌，并作出适当的应对，孩子就容易产生对大人的不信任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7年1月发布的《全球校园欺凌现状报告》中指出，孩子之所以在受欺凌之后默默忍受，首要原因就是对大人，尤其是对老师缺乏信任。在“你会把你被欺凌的遭遇告诉谁”的问题下，30%的孩子选择不告诉任何人，只有不到10%选择了会告诉老师。
当一个人反复地暴露在一个或更多他人的负面行为之中，就是遭受了欺凌。这个解释常被学界引用，由挪威学者欧文斯于1978年提出。简单来说，欺凌建立在——有目的性的恶性举动、长期重复、双方权力关系不平等之上。确定了这三个元素，往往就能确定一个行为是不是欺凌。
实施欺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原生家庭不恰当的教育方式（比如暴力、冷漠），可能是因为社区其他邻居、亲属的示范和影响（比如侮辱、所谓“善意”的玩笑和举动）、也可能是因为遭受同伴的欺凌转而欺凌他人……
被欺凌的原因，多是因为呈现了某种不符合当时的社会评价标准的特征，触发点可能是身材、性别、衣着、族裔、性格等等。如果孩子不能在正确的引导下调整或认可自己的这些“特征”，并向欺凌实施者作出态度坚定的反馈，极有可能遭受长期重复的欺凌。
在“欧文斯预防欺凌项目”17%被卷入欺凌事件的学生里，12%是被欺凌者，3%是欺凌行为的实施者，还有2%既是被欺凌的人，也是欺凌实施者。校园欺凌常发生的场景是在厕所、走廊、更衣室等隐蔽不易被发现的地方。而网络欺凌之所以愈发严重，也是因为网络的普及和它的匿名性。
发生欺凌事件时，对于证据的收集往往遇到困难，多集中在身体的损伤、当事人和旁观者的证词上。抛开这些，“欺凌”和“打闹”的边界也常常模糊。因此，新闻中关于校园欺凌的案件大多不了了之，即使有，也多是草草赔偿了事，其中一方换班或者转学。
老师是站在解决校园欺凌问题最前线的人，但并不是所有老师都知道怎样有效应对突如其来的欺凌事件。老师不是警察或法官，欺凌事件也并不一定可以通过搜集各类证据来做绝对公平的判定。
“搜集碎片。”沈旭说，她是公益组织“光合行动”的负责人，关注青少年教育与发展，曾经参与执行过为期3年的减低校园欺凌的专题项目。2016年北京中关村二小校园欺凌事件发生时，“光合行动”专门开了一场媒体说明会，沈旭说，“我们希望有更多更具体的场景描述，尽量搜集更多人的描述，尽量回顾（欺凌事件）最初的状态。我们会退回到温和的立场。”
光合行动关注校园欺凌，与合作学校签订了信息授权书，用温和妥善的方式观察、判断和行动，指导受欺凌者作出坚定的回应，干预欺凌实施者的行为，甚至影响孩子原生家庭的教育方式。
“我们协助老师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给老师教人的模版”。光合行动团队成员在参与执行反对校园欺凌过程里，曾请孩子写下他们最不愿听到老师、家长评价他们的三句话，和最希望听到的三句。然后给老师、家长看，“他们看了会反思，说‘我竟然这样骂过孩子’”。
“所以我们不是局限在‘怎么解决校园欺凌’这个问题上，而是在建立班级文化和师生关系。”而这样，更容易和学生沟通，也更容易了解学生在校园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不难看出，光合行动这样的第三方机构的介入，确实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这只是个例，如果政策能够向社区机构倾斜，支持专业社工在校园、社区中的工作，会有助于建立一个更温和友好的环境。
此外，童小军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有调研显示从小学到中学，欺凌者和受欺凌者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这一趋势也同样发生在日本，随着年级的升高，欺凌事件会有所降低。
“打回去，往死里打。”这是校园欺凌新闻中，常常会出现的热门评论。因为“只有打回去，对方才知道你的厉害，不敢再欺负你”。
但是这样，受害人就变成了欺凌的实施者。除了教育孩子直接反抗，我们或许更应该告诉他们如何正确求助，正确地离开暴力的现场、保留证据。面对网络欺凌，还可以向网站举报对方的骚扰和辱骂，截图发到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上，获得更多的人的关注，让“匿名者”知道，他的身份是可能被更多人知道的，既提醒他人小心，也给欺凌者以威慑。
借用网络放大你的声音，帮助身边面临校园欺凌而不知所措的人，唤醒身边人的意识，也震慑那些意图使用暴力的人，向校园欺凌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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