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8月5日晚，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秘书长说”第九期围绕“疫情之后，社会组织如何‘活下来’！”主题，邀请多位学者、基金会秘书长、社会组织负责人展开深入讨论。
我们为大家带来这场对话的精彩文字摘录。全文4500字，阅读时间约10分钟，建议收藏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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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嘉宾：
董强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公益慈善周刊创始人
赖佐夫
南都公益基金会助理秘书长
黎宇琳
公益资本论创始人
引谈人：
吕全斌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长
——————要点速览——————
1. 行业需要全面自救来共渡难关。各类型组织，包括基金会、一线社会组织、枢纽型平台等，都需要全面联合在一起减少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2. 在帮助社会组织时，不应该区别对待，不要因为社会组织的规模和发展阶段等因素就放弃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的支持。
3.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全能政府，可以动员很多部门、事业单位、体系甚至企业，在这种政府的强势介入下，中小型的公益机构、社会组织寻找资源的难度会增加。
4. 疫情激发了全社会的志愿精神。为抗击疫情，来自各行业各领域的精英人士带着资源和专业技能投入到救灾中，可以称得上是第三部门人才回利。
5. 整个中国公益行业从2008年到现在，一直在顺势发展，没有面临过这样的资金短缺等多方面的困境。目前的情况为公益行业提供了一个排查的机会，让我们探究一下到底是官办的低效率机构可以成活还是民间社会组织可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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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对话——————
吕全斌：疫情以来，南都基金会自身在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做了哪些调整和变化？对南都的伙伴受疫情的影响有哪些观察？面对疫情的持续影响下，民间组织纷纷运作困难时，您觉得作为资源上游的基金会行业应当如何携手与民间公益共渡难关？
赖佐夫：自受到疫情以来，南都积极地对现有项目进行梳理和排查、调整工作计划和工作方式，大部分工作都调整到线上，但是也有些线下工作无法转到线上。同时，在资金方面，在疫情影响下，也有遭遇现金流放缓的情况。
我们的伙伴主要受到以下几方面的影响。一是业务方面，受疫情影响，进社区、进学校做线下服务的项目全都无法开展，严重地影响了工作进度。第二，在基金方面，公益组织收入受到影响，尤其是主要依靠服务来获取收入的社会组织。第三个方面在于团队线上协作。当线下的工作模式，开始全面地转向了线上，大量的社会组织需要一段时间适应新的工作模式，在此期间，工作效率也受到了影响。第四，受疫情影响，一些社会组织业务方向的关注度可能受到影响。和疫情相关的议题肯定会更加突出，在优先级的排序上更靠前，而如果组织本身的方向与疫情相关性低，就会受较大影响。
在应对方面，我们感觉行业需要全面自救来共渡难关。各类型组织，包括基金会、一线社会组织、枢纽型平台等，都需要全面联合在一起减少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作为资源上游的基金会，南都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应对措施。首先，我们允许伙伴相对灵活地支配资金。第二，我们联合16家基金会于4月下旬共同发起“支持湖北公益发展联合行动”，支持湖北当地的机构运作，主要用于人员行政经费等方面。第三，在南都今年自身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在资金拨付时，我们主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和社会组织的资金需求进行调整。过去到中期才拨款，现在根据实际情况，会做相应调整。另外，我们联合了各类组织对实际情况进行调研，为针对性地做决策提供参照依据。比如，我们联合中国发展基金会开展调研，希望通过发展基金会的渠道，提出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吕全斌：今年7月，您参与执笔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对社会组织的打击深度及其应对措施的年中快速评估—基于北京市服务型社会组织随机抽样的调研分析》调查报告对外发布，这份调研报告中的数据、案例来源是随机抽取的北京市服务型社会组织。文章中提到，13.91%的社会组织面临倒闭，主要是什么样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自身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应对？其他区域的社会组织您有哪些观察？从社会组织、公益行业和政府政策的角度，您有哪些建议来帮助行业渡过难关？
董强：基于对部分北京市服务型社会组织的调查，有14%的社会组织面临着倒闭风险。通过分析这些社会组织的特征，发现以下的特征：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覆盖不够的组织；没有商业收入或者服务收入的组织；没有完整职业团队、主要依靠志愿者的组织。如果一个组织又有政府覆盖服务又有商业收入又有专业化的团队，相对来说它受到疫情打击的程度就比较弱。
在采取措施面对疫情影响方面， 63.08%的北京社会组织采用“缓冲策略”，49.23%的北京社会组织采取“搭桥策略”。采取“缓冲策略”的组织在面对新冠疫情时，调整业务和机构团队分工、优化机构的管理机制、降低机构的运作成本，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如果社会组织有正式的组织框架、有多元化的收入，那么该社会组织会采取“缓冲策略”。采取“搭桥策略”的机构通过加成机构外的利益，比如增加筹款、增加融资、增加贷款，输入更多的资源；或者寻求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当社会组织以服务为主，且规模比较大时，会采取“搭桥策略”。在不可预计的外部压力下，大部分组织都在采取“缓冲策略”和“搭桥策略”解决外部风险，进行自救。
我们以美国和英国为例来讨论全球领域的社会组织回应疫情的挑战，可以看出有两种模式：美国模式和英国模式。美国境内基金会对资助服务型社会组织有非常大的灵活性，主要依靠基金会行业的支持来维持NGO的发展。英国的社会组织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主要借助政府的扶持。目前来看，我们国家并没有出台一个特殊的政策或者领袖型基金会群体有大动作的调整。在这样的情况，服务型社会组织生存压力必然会加大。
当前公益这种第三部门呈现出个体化的公益结构，没有整体意识，缺乏行业互助，缺少来自政府的外力帮助。整个中国公益呈现弥散化的生态，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各个组织都措手不及，有强烈的无力感。可是我们也要乐观，社会组织背后的领导人和工作团队有着中国人传统的生存策略予以支撑。在这样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环境当中，这个独特性还是要回到我们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阶段。改革开放40年以后，中国社会高度多样化、高度分层，社会组织需要在社会内部扮演凝聚合作的角色，把社会各个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
社会组织和基金会要超越组织层面，在行业层面形成更强大的自救力量。在帮助社会组织时，不应该区别对待，不要因为社会组织的规模和发展阶段等因素就放弃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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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全斌：您在7月中旬的一篇文章“疫情没完没了，一线公益机构撑不住了！”引起了公益人的广泛讨论，文中详细描写了康复中心、女工服务中心因为疫情遭遇了巨大的财务困境，面临关门的风险。《中国发展简报》的行业调查也指出，有近15%的公益机构表示，“疫情影响很大，将使机构难以为继”。您对社会组织的生存状况有什么样的观察？您觉得这种影响将会给行业带来什么变化？您在文中提到：在目前“疫情常态化”的形势下，政府采购服务与大基金会资助的预算能否维持原有规模，乃至于加大支持力度，成为了许多一线公益机构能否活下去的关键。在文末的投票中，也有64%的人选择了期待政府站出来，对此您有什么看法？您觉得政府可以怎样帮助社会组织度过难关？您觉得行业和社会组织应该做点什么来争取政府的帮助？
黎宇琳：这次面临关门风险的机构都是主要依赖于线下服务的机构。我在采访后发现，比起其他更多依赖线下服务的行业来说，公益行业受到的影响不是特例。基金会受到的影响很大程度是企业受到疫情影响的连带作用。我了解到，南都基金会现在就处于资金流的困境中，不能像往年一样给大家及时为社会组织提供全方位支持，原因之一是基金会背后的南都集团的酒店业务受到疫情很大的冲击。企业给行业的捐款大幅度减少之后，社会组织自然受到很大影响。长远来看，财源的减少对社会组织后期运转有非常大的影响。
过去几年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都是稳步上升的，但我了解到的信息是，今年以来不升反降，虽然下降幅度并不是非常大。很显然，与其指望政府的救助，社会组织更需要自救。
今年是筹款特别困难的年份，社会组织对于在“九九公益日”等大型筹款活动中筹款既抱有希望，又普遍悲观。大家指望着“99公益日”回血，但可能不会有特别好的效果，同时从宝鸡市政府联合各界组团“抢钱”的视频可以看出，官办慈善体系也想在“九九公益日”分一杯羹。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全能政府，可以动员很多部门、事业单位、体系甚至企业，在这种政府的强势介入下，中小型的公益机构、社会组织寻找资源的难度会增加。但客观来说，我认为这个难关是可以度过的，社会组织要靠自己，利用包括商业在内各种各样的方式，稳定收入来源，并且积极转变服务模式，开拓新的发展模式，不要等待政府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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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发言——————
（本期“秘书长说”为开放版，部分线上与会者分享了在疫情期间对社会组织的观察和思考）
秦丹枫（深圳市创想公益基金会）：作为一家由设计师发起的小众基金会，因为我们的项目在公众看来并不是一种迫切的社会需求，所以在疫情当下基金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但是我们没有坐以待毙，我们在积极调整策略，渡过难关。首先，我们进行裁员，并且我减少了自己的工资。同时，减少对外资助，积极寻找财产增值保值项目，尽最大努力维持项目运作。
刘欢（浙江省七彩阳光公益基金会）：由于我们有浙商的稳定支持，虽然谈判难度明显增加，总体资金收入规模并没有减少。但是我们的社会组织合作伙伴遇到了非常大的资金问题。我们期待我们的团队可以提供新的项目设计方案，从社会问题当中开发出商业组织，帮助社会组织进行创新的系统转型。
陆忠诚（深圳市铭基金公益基金会）：我认为在疫情影响下，有些社会组织不是必然要活下来的，但是有一些值得、该活下来的组织，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们活下去。基金会和社会组织都要趁此机会多思考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和策略，加强行业联动，互帮互助，合力共渡难关。
翟雁（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在疫情的影响下，我们民非服务型机构不得不停止了所有线下志愿者培训服务，导致我们今年上半年几乎没有收入，对组织的运营有一些影响。虽然我们在上半年遇到了巨大的灾难，但是我们的组织在此次风雨中迅速成长，激励了团队协作潜能的爆发。同时，疫情激发了全社会的志愿精神。为抗击疫情，来自各行业各领域的精英人士带着资源和专业技能投入到救灾中，可以称得上是第三部门人才回利。
郝丽瑞（陕西众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疫情对于我们二线城市枢纽机构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政府和基金会的资金支持都会有很大的缩减。我们期待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大力发挥自己枢纽机构的作用，大家可以抱团取暖，也希望得到行业内伙伴们的一些建议。
艾硕（北京知行公益基金会）：在项目方面，我们将线下的教育类项目转变成线上项目，并且推行教育改革，进行内部教育方案补充优化。在筹款方面，我们突破了以往八分来自企业、两分来自公众的筹款模式，现在正在筹划像月捐等更新颖的筹款方式解决疫情期间以及未来一两年我们可能会存在的问题。从基金会发展战略来说，我们要在不扩张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核心业务和新的筹款模式的开发做好，跳出当下经济上的压力，思考未来我们可能会面临的问题。
金建（克切拉之家）：我们没有全职的公益伙伴，都是志愿者，开支不大，受到疫情影响的资金短缺情况也没有发生。我们的主要项目是为流浪者发放食物，疫情过后，流浪者的数量会大幅增加，为我们的工作增加困难。我们希望可以同其他公益组织一起做好流浪者关怀，互相支持，帮助更多流浪者群体。
陆建娣（北京兴邦公益基金会）：基金会在资金方面暂时没有压力，所以我们现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深度夯实基础、 全面梳理工作框架、升级项目发展、逐渐优化团队合作。比如，我们原来的项目主要是支持老师的成长和发展，经过我们的梳理，我们意识到家长的重要性，所以我们通过互联网的手段和方法，延伸对家长的互动和支持，多方位配合学生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教师由原来的教研人员变成了现在的培训师，优化团队协作性，加强团队内的配合。
张天潘（公益评论员）：中国公益行业现在正处于全面倒退的状态，在此背景下，草根社会组织更要做好自救。公益组织没有任何的特权，不可以一遇到有困难，就向社会、政府求救。事实上，任何一个正常的行业都应该需要激烈竞争，在不断的淘汰、更新、迭代中成长。整个中国公益行业从2008年到现在，一直在顺势发展，没有面临过这样的资金短缺等多方面的困境。目前的情况为公益行业提供了一个排查的机会，让我们探究一下到底是官办的低效率机构可以成活还是民间社会组织可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行业中机构的“死亡”，行业也变得更有韧性，而不像国企一样稳定至上。公益行业平常很稳定、牢固，但是韧性很低，一旦有风吹草动，整个大厦就倒了。所以对我们整个行业来说，目前这个困境并不是一件真正的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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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邹壬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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