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互联网公益的现金流正在加速向头部机构集聚，本来就强势的，愈发拉大与竞争者的差距；掉队的，快要连参与的意愿都没有了。
2020年的99公益日共募善款30.44亿元，但光是排名最靠前的十家机构筹款额就超过了15.34亿元，也就是说，有超过50%的善款，集中到头部十家机构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今年99公益日前4名的公益机构成了“巨头”，他们与其他机构拉开了惊人的差距——重庆市慈善总会、儿慈会、河南省慈善总会和陕西省慈善协会4家机构合计筹到11.23亿元，占总筹款额的37%；4家机构赢得腾讯公益1.48亿的配捐，占到总配捐额（2.99亿+8000万非限）的39%。
本文关于2020年99公益日的数据统计均截止到9月9日晚23:00，其时，腾讯的配捐仍未结束，各机构最终筹款数据或高于上表；数据提供：易善数据&方德瑞信
事实上，历年99公益日头部机构的资源集中度都很高，早在2018年，TOP10的筹款额就达到了总筹款额的43.8%，在2019年，这个比例约为43%。但在今年，整个数字超过了50%。更夸张的是，4家机构拿走99公益日超过三分之一筹款，这种现象之前是没出现过的。
数据提供：易善数据&方德瑞信
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未披露2019年99公益日具体筹款额，制图仅作示意用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2年里，top10筹款额的曲线相对平缓，但今年的曲线十分陡峭，前四名大大甩开了与其他机构的差距，展现出超强的筹款能力。
一个重要的背景是，99公益日近几年的总筹款额水涨船高，从2018年的14.14亿元，再到2019年的24.9亿元，再到今年的30.44亿元，每年上一个台阶，大量新增资源涌入，新增资源也以极高的比例向头部机构集聚。
以儿慈会为例，这家主打儿童救助项目的“中字头”民营基金会，从首届99公益日就开始霸榜，连续5年蝉联第一，直到今年才让出了榜首，这绝对不是因为儿慈会的筹款出现了什么疲软，其3.29亿的筹资额在去年的基础上暴增了80%，几乎翻番，已经很厉害了，但这都没拿到第一，完全是因为今年的重庆市慈善总会实在太过强势。
有多强势？重庆市慈善总会今年筹到了超过3.35亿元，其中公众捐款2.74亿元（占公众筹款总额的11.8%），有超过1167万人次的捐赠（占总捐赠人次的20%!!!），这样强大的动员能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筹了那么多钱，怎么用？
数据显示，重庆市慈善总会、河南省慈善总会和陕西省慈善协会3家机构，其99公益日筹得资金逾7成流向慈善会体系内部（包括分支机构、专项基金等），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一大笔慈善资金从“体制外”流进了“体制内”。
注：图为重庆市慈善总会、河南省慈善总会、陕西省慈善协会独立项目&子计划项目公众筹款情况（单位：万元）；数据提供：易善数据&方德瑞信
慈善会系统及其分支机构又把这些钱用到什么地方呢？
答案是：“扶贫”。
注：图为重庆市慈善总会、河南省慈善总会、陕西省慈善协会独立项目&子计划项目各领域捐赠情况（单位：万元）；数据提供：易善数据&方德瑞信
慈善会系统的崛起与行政动员方式的应用，是近年来互联网筹款领域最重要的现象。地方慈善会不仅成了不少当地企业在捐赠时的首选，在互联网募捐市场上也愈发有号召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小额捐赠。
在“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各地政府近年来对慈善会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如何在本地资源有效的情况下，最大限度调动互联网慈善资源助力本地的脱贫攻坚，成为各地政府、慈善会重要的研究课题，不少地方慈善会一度俯身向民间机构取经，向他们请教如何通过互联网筹款。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机构采用的方式、方法，慈善会系统都能通过学习后采用，但慈善会系统拥有的“体制优势”，民间机构却望尘莫及。
我听说，有一家民间公益机构，在99公益日前受邀去给当地慈善会培训、指导，分享参加99公益日的经验。能受邀分享经验，说明这家机构在当地应该是排得上号的，但在今年99公益日里，这家机构只参加了第一天，第二、第三天就干脆放弃了，其负责人后来感慨地说了句：“行政真的有力量。”
这家机构的经历应该不是孤例，他们尽管更早地“触网”，但因自身动员能力的不足，在大机构掌握了规则、方法后，就毫无悬念地被PK掉了。
今年99公益日前夕，多地党政部门发起的“慈善总动员”引发民间担忧。许多地方以政府的名义召开“99公益日众筹动员部署大会”，由当地党政领导牵头组织，联动“市直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各县区主管县区长、扶贫办，退伍军人事务局”组团迎战一年一度的“99公益日”，目的，就是获得更大额度的配捐。
很多人吐槽99公益日规则太复杂，其实99公益日的核心逻辑是很简单的，那就是更多的钱、更高的人气，带来更多的配捐。规则看上去变幻不定，但万变不离其中——动员能力更强的机构最终胜出——至少在过去6年的99公益日里都是这样的。
在中国，谁是动员能力最强的组织？当然是政府。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至少从目前看来，行政动员的介入并不是互联网筹款“马太效应”加剧的唯一原因，资源向头部机构集聚的原因是复杂的，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前10、前20里也有不少民间公益机构，资源不只在向慈善会系统聚集，也向形成品牌的民间机构聚集， “官与民”的分野未必是关键，但“巨头与草根”的境况早已判若云泥。
是什么造就了“巨头”，巨头在成为了巨头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是不是正当的？巨头崛起对国内公益慈善生态起到了什么影响？
这些问题，我并没有完整的答案。
但我留意到，不少机构在99公益日中可谓不择手段，本文仅分享两个新近了解到的案例，事先声明，这两个案例未经更多的信息源印证，请读者自行判断。
案例一
借款套捐
有一家挺有名的大病儿童救助机构，动员患儿家长通过借钱，或将自家治病的钱在99公益日期间捐给机构，套取腾讯配捐，再通过相对“宽松”的报销方式，把一部分钱返还给家长——这种“借款套捐”的问题是，既然是借来的钱，那就得还，但捐之后，这些钱已经变成了公共的善款了，又如何还给个人呢？这很有可能涉及到财务造假。
案例二
行政逼捐
某县级政府“要求”当地一家医院在99公益日期间向当地慈善会捐款，“每位院班子成员捐款数额不低于200元，一般工作人员捐款数额不低于100元”，且特别提醒“捐款额度分多次和天数捐赠，不要一次捐够”，令人无语的是，当地还承诺“所捐善款会原数返回医院账户”——这是新时期的“行政逼捐”，比起没有互联网的时候，现在逼捐更精细，也更精准了。
今年99前夕，腾讯连续出具公告，先是明确反对“行政逼捐”，后又称对挪款套捐、拆单套捐、贷款套捐、机器刷单等套捐行为实现“零容忍”，只是，腾讯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违规行为，仍需观察。
有内部消息指出，腾讯公益在今年99公益日首日后突然修改规则，将单笔捐赠额限制在200元以下，就是因为首日出现了异常的资源集聚，近1亿的配捐在36分钟内就被瓜分殆尽。实现了单笔限额之后，情况有所好转，次日配捐时段延长到123分钟，据传有更多小机构分到了配捐。
但是，个别规则的调整恐怕撼动不了巨头机构业已成型的优势，一个既得利益联盟已经浮现并有加固的趋势。尽管其中大部分机构确是通过诚实经营，并以自身品牌效应赢得的行业地位，但强者太强，弱者退场的趋势依然十分不利于行业生态的良性发展。同时，有很多通过不正当手段上位的机构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他们侵占公共资源，败坏慈善风气，这将在未来很多年里影响这个行业。
99公益日，已经走过了6个年头，是时候来一次大的变革了。
你还了解到99公益日有哪些不良现象？你认为99公益日应作出怎样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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