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在即，未成年人防性侵立法和教育工作还有哪些可推进、讨论的空间？
“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于3月2日举行，7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连线形式展开热烈讨论。他们会在今年两会提出哪些主题议案？没来得及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可以从本文先睹为快。
本次座谈会由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下称“女童保护”）、凤凰网公益频道联合主办，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担任指导单位，北京京师律师大厦提供场地支持。座谈会现场还发布了《“女童保护”2020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详情请戳链接或下方图片→“女童保护” 2020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和创新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开展和完善未成年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最高检第九检察厅与“女童保护”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儿童防性侵、被害人救助、心理疏导、合适成年人到场、普法教育等领域深入合作。
此外，长江商学院EMBA36期的校友们首批捐赠300万元，成立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微光者行动”专项基金；EMBA三期同学、北京中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朝领，代表团队向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捐赠非限定资金10万元，基金会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自行安排，用于基金会全面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员培养、行政管理、传播运营等成本。
人大代表们在现场都说了啥？快来看看 ↓
赵皖平：一定要把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的教材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长期关注乡村，过去一年在实地调研时发现农村地区遭遇性侵的儿童普遍存在一些困境。比如受害者在取证环节不太愿意配合，家长、学校碍于面子、声誉，不希望性侵事件被公布。因此，赵皖平强调，对受害当事人的教育一定要跟上，让他们大胆地指证犯罪分子，同时一定要把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的教材中，“当然教材的遴选、设计，要经过专家的研讨”。
刘丽：自最高检出台‘一号检察建议’后，社会反响强烈
去年4月，全国人大代表、合肥市蜀山区刘丽健康咨询中心技术总监刘丽关于《全面建设处理儿童性侵案件“一站式”询问的建议》，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第二次答复。就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她在“女童保护2021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上介绍了社会各界的反馈，“自最高检出台‘一号检察建议’后，各地方结合相关内容做了许多部署，包括建设性侵害案件‘一站式’询问等。全国各地检察、公安、法院系统也建立了相应场所，并配有后续的救助行动，可以说得到了非常好的社会反响。”
方燕：将受侵女童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赔偿范围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肯定了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全面确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重大意义，但也认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遭遇阻力。为解决孩子因为性侵害而产生的生理、心理、健康问题，方燕建议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赔偿范围，“根据犯罪事实、损害结果、犯罪人的经济条件和后续被害人的心理康复费用等，制定最低的精神损害赔偿额”。
此外，方燕建议进一步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刑诉法》当中关于转学安置制度的落实问题，“要尽快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完善转学安置和住房保障，对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的权利救济能够落地”。
朱列玉：当幼童遭受侵害时，要告诉他们及时主张自身权利
在去年“女童保护”两会座谈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曾建议“把性同意年龄从14周岁提升到14至18周岁”，议案被部分采纳，《刑法修正案（十一）》最终新增规定“负有特殊职责的人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女性发生关系，不论是否经过其同意，都会涉嫌犯罪”。他认为，对于是否会进一步提高到18周岁，是否进一步扩大范围，或者是否会将特定的人群调整为所有的人群，这些都暂时未定。“一项法律需要调整后再实施，实施一段时间后观察是否有新的社会问题产生，所以我个人判断，在近期或者近一两年、两三年内可能不会再对此问题有进一步的修订”。
对于熟人作案，尤其是教职工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例屡有发生，朱列玉认为，一些中小学女生对如何保护自身基本权利不受侵害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尚有一些具体措施还未落实，“在初中、小学等地方，应当有更细致的规定加以限制，例如规定老师找学生谈话时，办公室不应当是密封的，应当有玻璃窗，或者规定老师不能单独约学生谈话或批改作业等”等。当幼童权利遭受侵害时，要告诉他们及时主张自己的权利，“比如学校里开设举报电话，或设置专门部门保护他们。主动关怀、聊天，做心理辅导，把损失降到最小”。
张宝艳：将防拐及儿童防侵害教育作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执委、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一直致力于帮助被拐儿童回家，在此过程中，她也发现农村地区儿童遭遇性侵现象普遍存在。她建议将防拐及儿童防侵害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体系，并组织法律、教育、公益等不同领域专家根据以往不同案例制定教材，作为中小学生在校的必修课。“在成长过程中，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知道有哪些风险需要防范，以及在遇上这些风险后，如何去自救、向社会求助，进而将防范风险阵地进一步前移。必修课不止包括防被拐卖、被性侵，还有诸如防止溺水、家暴等很多领域，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为每一个孩子创造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
胡卫：加大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执行强制报告制度
近年，公安机关破获的猥亵和性侵未成年儿童案件数量大大增加，2020年已经突破一万件。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认为，现在对很多猥亵和性侵儿童的犯罪分子处罚力度不大，违法和犯罪成本很低，导致很多人敢对未成年人下手。鉴于这样的情况，他认为要加大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
在具体实施方面，胡卫建议：“一方面是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要加大对猥亵和性侵儿童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量刑一定要从严。另一方面，学校要将儿童防猥亵和性侵内容写进教材，要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力度。”
对于熟人作案比例居高不下的现状，胡卫指出，还要继续执行强制报告制度，“只要有人发现，就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如果熟人和知情人不报告，也要加大对熟人和知情人处罚的力度。最后还要培养一支社会（职工）队伍，对受到性侵和猥亵的儿童造成的心理创伤，要及时进行心理辅导，使他们能够很好地走上社会。”
刘红宇：对未成年人家长建立相应的学习和辅导机制
“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性侵需要全方位发力，应该形成由社会、国家、学校再到家庭层面的一套完整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律师刘红宇从国家、学校、家庭三方面提出建议。
比如，在国家层面，要关注技术变革带来的危害，比如利用互联网诱使未成年人裸聊、传播儿童色情视频，但也要充分利用新技术来防范危害，比如加大对性侵前科人员数据库的建设。在学校层面，要建立儿童防性侵教育体系，向未成年人教授相关知识，将相应课程纳入必修课，同时建立防性侵干预机制，对通常的猥亵和性骚扰，要积极予以干预。在家庭层面，刘红宇强调：“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也最能够深入孩子心灵。所以家庭层面要如何做，更需要积极探索”。对此，她认为，对未成年人的家长要建立相应的学习和辅导机制，并进行考核、纳入强制学习范畴，对那些拒绝学习、让孩子处于危险中的家长要给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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