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李侠
近两年，“科技自立自强”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热词。这可以看作是决策层对中国科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路线的总体研判。如何正确理解科技自立自强，事关国家战略能否实现以及操作层面的应对策略如何选择，对此，有两个问题亟须厘清：其一，为什么要提出科技自立自强；其二，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社会基础条件与存在的短板是什么。
科技自立自强是一个国家科技安全的必要保证。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国际环境波谲云诡的当下，科技如果不自立，将时刻受制于人；如果不自强，就没有了合作与发展的基础。一个进化的系统必须是开放的，科技自立自强绝不是要制造封闭的系统，而是一种战略应对，即便被孤立，也要充分利用与制造一切机会加强国际、国内科技合作，这恰恰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有益补充。
纵观世界，近10年来全球范围内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逐渐成为一股汹涌的地下思想暗流，当它积蓄的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只需一根导火索就可以完成由隐性向显性的转变。在宏观层面，全球化浪潮由过去的宽口径开始向窄口径演变。对于中国而言，直到2018年中兴公司受到美国制裁，以及接踵而来的贸易摩擦升级、制裁范围由点到面扩大，这种趋势才开始引起国人的普遍注意，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等说法也一度广为传布。暂且不论这些界定是否有失偏颇，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仍是大势，只不过其核心范式已经开始从经济利益范式向价值观范式转变。我们正在进入“全球化2.0”时代，与信奉经济双赢理念的“全球化1.0”完全不同，“全球化2.0”的实质就是基于价值观分类形成的窄口径利益共同体。如果这个判断正确的话，由于价值观的差异，未来西方主导的高端产业链与生态链都可能拒绝我们的参与，以此实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其后果令人担忧，尤其是一旦科技领域被排除在全球化之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出现引擎熄火的危机，这是中国提出科技自立自强的深层原因所在。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科技自立自强通常有三种层级：低水平的自立、中等水平的自立自强与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在公元1600年以前，世界各国的科技水平都比较低，整个社会的科技供给处于低水平的自立状态；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科技能力的提升，一些国家开始实现局部的中等水平的自立自强，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国基本上都是如此，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应的产业链与供应链；到了全球化时代，只有科技实力与创新能力雄厚的国家才能建设完备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依托自身的科技力量参与甚至主导全球贸易。客观地说，西方国家在科技发展之路上并没有被其他国家有意孤立过，它们的自立自强是由国家间的技术梯度差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科技发展之路却经历了真正的自立问题，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因被西方国家封锁而提出的科技领域的自力更生，以及当下我们再次遭遇的必须独立发展科技的新境况。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具有独立性的科技力量，任何国家的产业链与供应链都将时刻处于不确定状态，在意识形态差异短期内无法消除的背景下，只有建设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才能避免被“卡脖子”。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也是捍卫全球化的重要利器，它会令其他国家不敢轻易与我国经济脱钩。因此，建设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不是一时之需，而是影响国运兴衰的关键举措，其紧迫性已经刻不容缓。
科技自立自强是一条要求很高的科技发展路径。为此，我们需要检视自身是否具备了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支撑条件。根据我们的研究，基础支撑条件包括制度、经济、人才、文化与舆论五项，前三项是硬性基础支撑条件，后两项是软性基础支撑条件。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需要满足的最低条件是“3+1”模式，即前三项条件必须具备，后两项中必须具备一项。为此，我们需要对现有条件进行逐项分析，找出短板。
制度基础支撑条件。我们引以为傲的制度优势主要体现为举国体制，依靠这个模式我们已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伟大成就，但这种模式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在一定时期，资源总量是有限的，由于挤出效应，被选中的领域会得到发展，其他领域则会被边缘化，目标一旦选错，既浪费资源，又贻误发展契机。目前我国已提出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其目的在于避免旧举国体制的缺陷，在尽量保证学科发展均衡的前提下，重点攻克选中的科技难题。
从制度层面来说，在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实施中还存在由于顶层设计与底层运行不兼容，导致战略目标迟迟无法落地的问题。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顶层理念变革了，而底层实际运行规则没有及时更新，导致战略与实践脱节。因此，建设科技自立自强仅有战略层面的设想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制定具体的底层规则，否则制度的支撑作用就无法释放。制定底层规则时，只有尊重市场主体，制度成本才能降低，这点对于完善中国科技体制来说至关重要。
经济基础支撑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这是我国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有利条件。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3%，其中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6%（约1335亿元），但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平均15%的资助强度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加之我国科研人员的数量远超其他各国，可见人均科研经费是比较低的。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将直接制约重大基础研究成果的产出，相信“十四五”期间科技投入仍有增量空间，但要想改变现状，只能从改变投入结构入手。
人才基础支撑条件。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480万人年，居世界第一。另外，我国的人才储备非常丰富，仅以2019年数据为例，当年共毕业研究生64万人（其中博士约6.3万人），普通本专科生约760万人。在没有大的变动的情况下，这个人才规模会一直维持下去，这是中国建设科技自立自强的最大优势所在。但是，我国人才结构仍不完善，面临的最大障碍是高端人才比较缺乏。另外，必须打破人才培养的单一化，改变高度同质化的“千人一面”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是促进人才活力释放的有效途径。
文化基础支撑条件。客观地说，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创新的土壤，为了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目标的实现，我们应当在文化方面作出改变。不妨看看世界历史上五次科学中心转移背后的文化变革情况：第一次科学中心为16世纪的意大利，前期经历文艺复兴；第二次科学中心为17世纪的英国，前期经历宗教改革；第三次科学中心为18世纪的法国，前期经历启蒙运动；第四次科学中心为19世纪的德国，大学改革为其重要前提；第五次科学中心为20世纪的美国，实用主义是当时主流思潮。由此可以看到，每一次科学中心出现之前该国都有过较长时期的文化建设，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写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更是证明英国17世纪的清教文化与当时科技的腾飞密切相关。因此，中国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需要用科学文化改造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毕竟实用主义的文化旨趣构成了两者的最大公约数，这也是用科学文化改造传统文化的可行性的内在基础。如果不加紧文化建设，科技自立自强将无法得到适合的生长环境。这方面的教训很多，正如美国科技史家玛格丽特·雅各布所言：到18世纪40年代，当牛顿力学占据了英格兰、苏格兰的教育体系和荷兰的大部分大学时，法国的学院还在继续教授笛卡尔。结果，18世纪50年代以前受教育的一代法国人都错过了实用的牛顿力学和牛顿哲学体系，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只能发生在18世纪80年代的英国，而不可能是当时的法国，原因就在于法国缺乏先进的科学文化。
舆论基础支撑条件。由于限制过多以及管理模式落后，这块短板已经影响到中国科技的健康发展，为了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舆论环境必须得到改善。
推进科技自立自强过程中，我们面临的短板主要有两个，首先是认知短板，其次是知识短板。
所谓认知短板主要是指：对于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安排，人们往往低估其当下意义，而高估其未来影响，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反阿玛拉法则”。所谓“阿玛拉法则”是指对新技术作出研判时，人们倾向于高估技术的短期影响，却低估其长期影响。“阿玛拉法则”的实质在于，人类习惯于线性的思考模式，这是人类固有的认知局限。然而对于新的政策而言，其后果充分展现需要漫长的时间，而且在新旧政策交替之际，老政策模式仍在运行，而新政策的内涵尚未完全展现，人们还意识不到其可能的后果，此时我们便倾向于短期内低估政策影响，长期来看又高估政策影响。这种认知倾向正好与“阿玛拉法则”相反，表明人类常对当下事态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而对其遥远的未来却报以无限的热情，这会导致在政策制定中出现认知误判。
导致出现知识短板的原因有两个：其一，系统生产当代科技知识的时间较短，积累的知识总量与库存不足；其二，容易陷入由知识错觉带来的知识提取困境。美国心理学家史蒂文·斯洛曼指出：我们的智慧是集体式的而不是个体式的。当这种智慧发生作用时，个体不仅依赖各自脑中的知识储备，还需要那些存在于我们周围环境，尤其是他人头脑中的知识储备。当下我们在很多领域正与世界合作，充分利用彼此的智慧，创造了很多奇迹，但那些看似熟悉的知识却是储存在别人头脑中的，就如同我们并非不了解半导体芯片的制作与生产工艺流程，但是一旦自己去做，难度却远超想象，这就是知识错觉带来的知识提取困境。个体层面的知识错觉上升到宏观层面就是群体的知识幻觉，容易导致对自身的错误判断。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衡量标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战略科技力量是高水平的（主要表现为高水平的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其次，科技体制机制是高水平的（如合理的人才评价机制、友好的科研环境、较低的制度成本等）；最后，科技产出是高水平的（如重大基础研究成果、关键核心技术等）。
科技自立自强该如何破题呢？我认为应当从头部科技力量做起，从而形成以点带面的示范效果。所谓头部科技力量，即当下热议的战略科技力量，它的使命就是努力完成国家与社会面临的重大紧迫科技问题，在前沿知识生产、重要技术攻关与高端人才培养方面按照分工原则作出贡献。如同体育比赛中需要按体重分级一样，科技力量也要分层发展，否则就会出现头部科技力量越界争夺中下层的资源，从而导致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无人问津的局面。在头部科技力量之间形成与其水平相匹配的产学研一体化，是加快科技发展的重要举措。
【博主跋】 这篇小文章是应民盟机关刊物《群言》的朱老师约稿而写的一篇小文章，原稿5600字左右，经过编辑删减修改，这是最终的定稿，发在《群言》2021（8）上，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民盟刊物上发文章，与朱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