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
在后工业化社会，我们遭遇到的各种基于知识的专业问题越来越多，亟需更多的专业人士提供解答，然而这种新的供需结构是严重不对称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老问题：科学家如何通过知识服务社会？众所周知，对于任何人而言，时间和精力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作为一个理性人，如何用好这份资源并使其效用最大化，永远是安排计划时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这也是理性选择的标志。对于科技共同体而言，如何配置时间与精力资源，除了与个体特定的偏好有关外，考虑最多的一定是资源投入与特定的评价体系如何相匹配的问题，否则是无法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由于科技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人们的偏好各异，信念与价值观也存在诸多差异，这就导致科技共同体成员间的资源投入结构是不同的，外部世界看不到科技共同体内在的资源配置结构，所能看到的只是共同体成员在特定信念支配下的行为结果。这种基于计算的选择也被我们称作科学家的出场方式。
第一种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出场方式。由于科学是探索未知的事业，一旦能有所发现，那份喜悦是无法抑制的，他会把那份喜悦当做礼物奉献给全世界，而这一切与发现之外的事务没有任何关系，所谓的“为科学而科学”就是这种类型。如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当他洗澡时无意中发现浮力定律的时候，高兴地冲向街头，高喊“尤里卡”（我发现了）。但是这种源于理想主义的出场方式非常稀少，可遇不可求，在人类的历史上只能偶尔出现，如果按照这种出场模式积累与扩散知识，恐怕人类至今仍然生活在知识的荒漠地带。
第二种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出场方式。这种现实主义在生活世界里就是以功利主义为信念表现出来的。如果我们承认时间和精力是一个人所拥有的宝贵资源，那么如何用这份资源获得最大回报就是合理的，也是理性的。这也是目前科学家在生活世界里的最普遍的出场方式。按照追求目标的不同，这种出场方式又可以分为三种亚型：排在第一位的是追求科学发现的优先权（名）。科学史上这类案例比比皆是，如伽利略制造出望远镜后，当他发现月球上有环形山的时候，马上向社会宣布这个结果。因为他知道，与此同时还有其他人也制造出了望远镜，很可能也会发现月亮上的秘密，必须第一时间向社会介绍自己的发现，以此捍卫发现的优先权。在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看来，优先权是科学界的硬通货。优先权之争，恰恰是推动科学前进的最大内生力量，对此，美国分子生物学家沃森在《双螺旋》一书中非常直白地回忆自己当年是如何与克里克抢先发表DNA双螺旋结构的故事。
排在第二位的是追求利益。这已成为科学界的常态，比如我们大家经常听到某人一旦有所发现，马上申请专利，再比如上个世纪美国的两位科学传播专家：卡尔•萨根（Carl Edward Sagan，1934－1996），他本是一名很有造诣的美国天文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宇宙学家，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则是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他们原本都是某一领域学有所成的知名专家，之所以乐意从书斋里走向生活世界，除了推广新知识的热情之外，获得高额收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用知识换取收入不丢人，古希腊的智者学派也是通过贩卖知识来获得收入的。这种出场方式在利己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新知识在生活世界里的传播。
排在第三位的追求权力。这里的权力通常是指话语权，总体而言，以此为目标的科学家会尽量掩饰其行为，但是这种需求是真实存在的。毕竟按照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话说，知识与权力是共生体，拥有了知识也就拥有了相应的权力，被承认的知识越多拥有的话语权就越大。但是在拥有知识的群体规模越来越大的今天，如何让社会了解你拥有的知识多呢？这就迫使科学家走向生活世界，介入公共事务是最好的展现个体知识库存与创造力的方式，这种模式在西方国家已经通过制度形式固定下来，比如美国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以及各种专家出现在基于科学的听证会上就是这种情况的一种写照。在社会治理日益复杂的今天，需要借助于专业智力资源为社会提供专业服务，作为回报，专家获得了来自社会认可的一种话语权，如此次新冠肺炎中走进公众视野的钟南山院士、张文宏教授、以及美国传染病研究所的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等，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科学家以这种出场方式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也是提升整个社会治理能力的必然发展趋势。
第三种是基于遁世主义的被动出场方式。如果说第二种出场方式是积极的入世模式，那么这种出场方式则是完全的出世模式，信奉这种理念的科学家以隐士的方式主动逃离这让人无法安宁的生活世界，他们被世人关注到只是由于不经意间取得的杰出成就，他们希望与生活世界之间保持一段安静的距离，如中国古人所谓的“圣人韬光,贤人遁世。”为了某一项事业，不想让其他事物干扰内心，以便心无旁骛地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采取积极的遁世主义也是一种纯化研究环境的个体努力方式，在真实的科技界，这种存在方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值得尊敬的。如2006年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因解决“庞加莱猜想”而声名鹊起，随后发生的故事如拒绝领奖甚至退出数学界等一系列行为，都可以看做是这种遁世主义的代表，这种模式代表了科学界的最古老梦想：不为名利所动，醉心于研究本身的理想。上述三种科学家出场方式，以多元化的方式展现了知识从源头向外扩散的多种路径，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必要，这对于维持科技界生态的信念制衡有好处。
在“科学家—公共事务—公众”这个知识与服务传递的链条上，要使其运行有序，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前端，科学家的能力要获得社会的充分承认；后端，公共机构要为大众提供质量承诺，由此在三者之间就构建了信任机制。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严重后果，如那些经常发表荒腔走板言论的专家被贬称为“砖家”，就是由于前端认可环节出现了问题。基于知识扩散角度而言，科学家走进生活世界，可以消除错误观念并实现正确知识的快速传播，提升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平，同时也会在科学家之间形成竞争。当下的紧迫任务是重建与修补中国的知识与服务传递链条，使之合规并发挥正常功能。另外，虽然从知识传播效率的角度来讲，科学家的现实主义出场方式的激励功能最为强大，但其它两种出场方式即便效率较差也有重要作用。短期内，为了快速提升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准，以及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应该加大并规范科学家的现实主义出场方式的规模，并鼓励科学家的多元化出场方式共存，以此形成信念制衡。从长期来看，目前的科学家出场方式严重单一化，这种出场结构会让中国科学界出现急功近利与短视现象，不利于科学知识的持续增长。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是前些日子写的，现发表在《学习时报》2020-7-1，发表时题目略有改动，这是原稿，与张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0-7-1于南方临屏涂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