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土著、绵羊、袋鼠即刻会浮现于你的脑海，镶嵌于蓝天碧海之间的现代建筑艺术，历经劫难而幸存的土著文化，发达的现代农牧业与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幅多彩的画面，向人们展示了何为澳大利亚。
这幅和谐画面的绘就应归功于它渐进推行的文化政策。这种政策的演变既坚守着欧美式主流价值观，又吸收了土著文化和其他移民文化，引导着澳社会走向多元一体，它把一个曾是囚禁犯人的天然监狱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最适合人居的国家，使一个曾经白人至上的社会转向一体多元社会。这个曾经被当作英国复制品的地方如今自豪地宣布其“推行多元文化社会的经验，可作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借鉴”，以促进世界的和谐。
澳文化政策随着国家人口结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适时适度调整，实现了澳洲环境由恶化到被保护，政策导向由白澳至上到包容多元的转变。澳文化政策的发展与变化反映了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建构过程以及澳人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与修正。
澳大利亚女诗人麦凯勒在20世纪初的诗歌《我的祖国》中勾勒出澳人对于本国独特自然环境的珍惜，将澳大利亚人这个身份牢牢地与这片土地拴在一起，“我爱这被阳光烧灼的国家，她有着一望无际的平原，起伏跌宕的群山”。依托这片土地，澳大利亚发展起三大传统经济支柱产业，畜牧业、矿物出口和旅游业。
被称作“骑在羊背上”“坐在矿车上”的澳大利亚依靠农牧业和采矿业实现经济起飞，与此同时，本国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开始恶化。但它在树立生态伦理意识和保护环境上行动迅速。1970年代初推动并率先批准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相应地制定了兼具学术性和可操作性的《巴拉宪章》。该宪章明确指出了文化遗产与环境保护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明确了“文化意义指的是对过去、现在和将来世代的人具有美学、历史、科学或者精神方面的价值；文化意义体现于地点自身，以及它的构件、环境、用途、联系、内涵、记录以及相关地点和相关实物之中。对不同个体或群体而言，地点可能有不同的价值”。在政府主导下，澳大利亚率先成为世界上较早制定与实施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其环境教育开展也较早。2009年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开展可持续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可持续地生活——澳大利亚政府可持续发展教育国家行动计划》。如今它已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较好的一个国家。
澳大利亚在学会逐渐善待并改善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善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将曾经仅适用于白人的公正与平等原则扩展至其他种族及文化群体。
作为一个由英属殖民地逐步发展起来的移民国家，政治法律制度乃至习惯都沿袭英国，且继承了英国现代化模式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社交休闲方式乃至审美趣味也都欧美化。澳联邦建立时，仍视英国国歌为澳国歌，视英国国王为澳国家元首。直到1974年，才使用自己的国歌。即使20世纪末的全民公决仍然不想摆脱英国，成为共和国；即使澳文化委员会的成立也有着仿效英国的成分，在移民和土著问题上，澳大利亚效仿了加拿大的文化多元主义主张。
但是，随着大英帝国的瓦解，在保持与欧美核心价值观一致的同时，澳大利亚自身民族认同感在加强。在1960年代，追求民族精神独立与构建自身民族认同成为社会的共识，政府开始向公众强调保护与发展澳本土文化的立场，并出台政策鼓励文艺界用澳大利亚的声音讲述澳大利亚的故事。1986年《澳大利亚法案》结束了英国在司法与立法上对澳的管辖。1991年时任总理的基廷提出了融入亚洲社会的主张，并启动了脱离英国、走向共和的程序。1992年澳联邦政府内阁会议决定，新公民不再向英国女王及其继承人宣誓效忠。
在反思与母国历史文化联系的同时，澳人正视不同文化传统并存于澳的客观事实，公正看待不同移民群体对于国家发展的贡献。
“白澳”政策和“强制同化”政策使土著人被边缘化，非欧洲移民受到限制。随着国际上反种族歧视和保障人权的呼声逐渐高涨，国家经济发展劳动力的短缺，种族歧视政策已不合时宜。澳大利亚对1948年出台的国籍与公民法进行了多次修正，1967年取消了种族歧视政策，1972年工党政府废除“白澳政策”。
在联合国鼓励民族文化发展，加拿大等国已率先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国际背景下，澳政府于1979年正式实行多元文化政策。事实证明，这种政策的转变明智且及时，使澳能够从容面对新移民来源地多样化的挑战，1980年代英国移民数量大幅减少，亚洲移民首次超过英国移民。
澳政策演变的另一个体现是承认土著文化在塑造澳民族认同中的价值。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已在澳大陆生活了几万年的土著人并不被当作澳大利亚人，且因驱赶和屠杀、同化等歧视政策，人口锐减，文化几近灭绝。幸存下来的土著人始终在为寻求身份平等而抗争。1958年成立的“联邦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进步委员会”开启了1960年代澳土著文化复兴的时代，土著数万年的移居历史得到确认。这反映在1988年出版的土著人莎莉？摩根的自传小说《我的归属》在澳大利亚的畅销。澳政府1967年宪法修正案，授予土著人以公民权，进而1992年的马博裁决与1993年的《土著人土地所有权法案》确认了土著人的土地所有权，对土著人遭受的极端不公正对待有所纠正。当然这种纠正相对的，无论是裁决还是法案，都要兼顾维护土地管理制度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
1990年代澳民族和解运动广泛展开。1991年成立了致力于建设“一个崇敬我们的土地、尊重土著人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传统、使全体人民分享公正与平等权利的团结的澳大利亚”的民族和解委员会。1996年，澳众议院通过了关于种族宽容的声明。政府通过教育、培训等各种扶助与补偿措施促进土著人受教育程度、健康与就业状况的改善。1999年参众两院都承认了过去对土著人的不公正待遇；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闭幕式上原住民的表演向全世界展示了澳大利亚全新的形象；2008年陆克文总理为在1870年到1970年曾强加给土著人的同化政策道歉，他说，“现在是纠正过去错误，让这个国家翻开澳大利亚历史新的一页的时候了，我们这样做就可以自信地走向未来”。
无论是处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移民政策的变化，还是对土著文化的承认，澳大利亚都及时制定并实施了相应的政策，更注重人与环境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这正像1989年《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国家议程》中所指出的，政府要在多元文化政策框架下，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以保证未来的澳大利亚在工业化发展道路上充分运用人类资源并能够平稳地走下去。不管是盎格鲁人，凯尔特人，土著人，还是来自非英语国家背景的人，都能受到公正平等的对待：这就是2003年澳政府发布《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多元一体》声明的旨意所在。
但在实行多元主义的文化政策时，澳始终强调不能随意解释多元，对多元的包容旨在培养积极负责任的公民，加强澳大利亚认同与社会和谐；强调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要把握好度，不能多也不能少，过度强调多元文化，有鼓励种族情绪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