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十二怒汉》，是俄罗斯电影的经典之作。故事从一名在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北高加索车臣少年涉嫌杀害自己的俄罗斯养父而被提起公诉开头，之后整部电影围绕着对这起杀人案件的陪审团审议展开。三天的法庭公诉结束，12名不同身份和背景的陪审员最终成为了决定被告命运的审判官。
由于法院装修，陪审团的商议地点改在了法院旁边的学校体育馆。在俄罗斯的学校里，本该纯粹的地方，艺术却被封锁，毒品和性肆无忌惮地充斥其中。导演在电影开头就讽刺了俄罗斯社会的乱象，正如一位陪审团成员所说：俄罗斯早就已经没有了灵魂。
无论俄罗斯还有没有灵魂，这案子都要讨论出结果。但12位陪审员们看上去却各怀心事，大家只想着尽快表决之后各回各家。导演透过陪审员们玩世不恭的态度向观众们抛出了关于陪审团制度的第一个问题：在陪审团制度中，如何能保证陪审员们愿意尊重他人生命，探究事实真相，而不是走个过场，敷衍了事呢？聪明的导演用剧情的转折给出了答案。
正当大家决定投票，尽早散伙的时候，有人倒戈了。11票有罪，1票无罪，陪审团中的一位科学家投了反对票。科学家反对的理由是在他自己命运绝迹时，一位陌生人的尊重和关心让他重获新生。因此，科学家认为每位陪审员都应该尊重自己手中的审判权，严肃地对待一个孩子的后半生。想想我们买西瓜都不会胡乱猜哪个熟了，哪个没熟，轮到判定一个孩子是该活还是该死时怎么敢随随便便呢。西瓜买错了还能重新买，但对于车臣少年来说，一旦被判决有罪就意味着将永远失去生命。科学家的话引发了其他陪审员的思考，大家开始认真对待案情，陆续有人结合自己的经历，发表观点。
陪审团制度，显然是导演想透过这部电影探讨的核心问题。在陪审团制度的体系中，律师和法官扮演的更多是助理、主持人和专业咨询师的角色。律师负责搜集证据，还原真相；法官负责维持庭审秩序，保证庭审按照正确的司法程序顺利进行。12位陪审员才是最终的裁判者，他们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身份，却要在一起商量、探讨、博弈，最终共同决定一个陌生人是否有罪。
要理解这个制度，还得上溯到古希腊的500人议会制度。在古希腊，500人议会是各个城邦的最高审判机关。500个人凑在一起决定城邦规则，判定罪犯生死。500人议会制度中的议员们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分别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他们在判决被告生死时的职责不是还原真相，而是按照自己对案情的认知给出判定。一个人的判定并不能代表城邦的正义，它只代表这个人所处社会阶层对案情的普遍认知，500位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按照规定程序给出的符合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共同判决才最终代表了城邦的正义，也是这个城邦给予被告的最后审判。从500人议会，到陪审团制度，西方社会的特色民主在审判制度中贯穿始终。
在电影中，科学家、出租车司机、守墓人、钢琴家、传媒大亨等不同背景的陪审员按照司法程序也分别讲述了自己对于案情的理解。
犹太人讲述了自己父亲背叛母亲与一位有夫之妇私奔的往事，但他却不怨恨父亲，他用亲身经历证明：凡事皆有可能。工人大伯则认为即便车臣孩子有罪，大家也应该法外开恩，再给懵懂少年一次机会。随着探讨的深入，陪审员们开始理性推理案情的细节，大家详细分析了作案工具，辨别证人证词，模拟犯罪现场，越来越多的陪审员改变了最初的判定，他们认为车臣孩子是无辜的，他们从证据中推出，孩子的养父是其生前的仇人所杀，他们杀害他会得到巨大经济利益。至此，陪审团12人，尽职尽责，推理出了真相，展现了人性的光辉。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又有人中途倒戈了。
一直保持沉默的艺术家在明知道车臣少年无辜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孩子有罪。他的理由是，那孩子待在监狱里比待在外面更安全。孩子若被判无罪，那杀死他养父的人，也因为特定的原因必然不会放过这孩子。故事到此，导演抛出了对于陪审团制度的第二个思考：陪审员们施行审判的最高标准该是什么呢？
导演是在问：在法律之外，陪审员对被告还有义务吗？正如在影片中陪审员们所面临的选择一样，孩子的命运被彻底交在了陪审员的手中，这交付超出了法律的范畴。如果判定孩子谋杀罪名成立，那不仅违背了事实真相，孩子也会必死无疑。可一旦公布真相，宣判孩子无罪，陪审员们看似履行了职责，实际上却是将孩子送给了杀父仇人。大家有些不知所措，因为角色变换，爱与良心成为了陪审员，12位陪审员则成为了被告。他们该如何向自己的良心陈明无辜呢？正如在影片最后，导演打出了一条字幕，上面写着：法律很崇高，但那仅仅是开始，当那更高的、仁慈的法律被抛弃后，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十二怒汉》这部将近三个小时时长的电影没有一个特效镜头，就连场景都简单到只有一个。12位陪审员，12段故事，围着一张桌子，纯粹的语言激战，揭开了一桩命案的真相。导演借着对陪审制度的探讨，试着在向观众们表达一种以爱和良心为最高准则的审判标准。那意思是说任何审判制度，都是以爱和良心为标尺的。无论审判者是少数精英还是大多数的民众，无论参考的法律是由哪个机构通过的，如果审判者自己缺乏爱和良心，这是否也算一种犯罪呢。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在某一个案例中时，都有辱某种审判制度设置的初衷，最终结果都可能是该地区民众愚昧指数的广告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