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6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在山东曲阜孔府考察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孔子研究院。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在座谈中，习近平表示，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同天，习近平还给菏泽市县委书记们念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十八大前，我曾撰文分析了中国当前面临“三关两力一改革”的形势。所谓“三关两力一改革”，“三关”：一是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二是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三是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两力”：前30年以解放生产力为突破口，走出物资严重匮乏的困境；后30年必须以恢复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为突破口，让各级领导干部重新回到群众中去。“一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特别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曾担任过不同层级的“一把手”的省部级干部中，头十年因腐败而受到查处的仅2人，第二个十年增加到15人，第三个十年跃升为100人左右。
进入21世纪，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河南省原副省长吕德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和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等六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被判处死刑。
根据中央纪委和“两高”提供的相关数据，现在平均每天有396名党员和公职人员受处分，每两天一个厅级干部“中箭”，每月一名省部级干部“落马”。
这些数据，使人们对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呼声很高，对廉洁从政的期许很大。
腐败高发的主要原因
结合我34年来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特别是同腐败高官、重刑犯、死囚犯零距离谈话的经历，我总结出“三明白”，即：重病小明白，重刑中明白，死前大明白。
这些年，腐败易发多发及高官高危的主要原因在哪里？
从历史来看，是权力从先古的负担变为后来的乐趣。“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韩非子·五蠹》）
从现实来看，既有69年前的“窑洞对”与“权力味”，又有1949年后的“手莫伸”，还有当前的“越演越烈”（习近平语）和“极为严峻复杂”（王岐山语）。
1945年是日本战败之年，这一年有两组对话尤为精彩。一是发生在陕北延安的“窑洞对”；二是记录于陪都重庆的“权力味”。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谈了一个下午。黄炎培说，历史上还没有谁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这个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则以“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为“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作答。
当时，一些记者从延安采访回到重庆，向“第一夫人”--蒋介石之妻宋美龄高度赞扬了延安中共党人的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宋美龄感触良深，默默地凝视长江几分钟后转回身，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芭芭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1954年，陈毅在感事述怀诗《七古·手莫伸》中写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第四想到虽有功，岂无过失应惭怍。吁嗟乎，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中，曾经依靠血与火的战争为载体，继而依靠频繁的群众运动为载体，解决了打天下的革命年代和新中国建设时期的腐败问题。
但是，这30多年来，沿用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结构却越来越难以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腐败问题。
2003年，中央纪委第一次公开报道了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落马。七年后，2010年全年共有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被处以重刑。
2003年，13名腐败高官人均受贿贪污金额419万元；2010年，11名腐败高官人均受贿贪污金额983万元，是前者的2.35倍。说明腐败高官的犯罪金额的增幅，远高且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2003年的13人中，判处死缓以上3人（含死刑1人），占23％；2010年的11人中，判处死缓7人，占63.6％。说明死刑已经难以震慑腐败高官；2003年的13人中，一把手7人，占53.7％；2010年的11人中，一把手8人，占72.7％。说明一把手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危岗位；2003年的13人中，京城高官仅2人，占16.4％；2010年的11人中，京城高官增至5人，占45.4％。说明在政治生态较好的京城，权重较轻的部委，腐败也在滋长蔓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因违犯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党员及公职人员近500万人，其中省部级官员近500人；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的省部级官员100余人。
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当选后的三天内两谈“警醒”，并以“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的措辞严厉的“反腐之声”。之后2013年5月17日，王岐山出席中央巡视工作动员暨培训会议指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极为严峻复杂，我们党面临的挑战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国内，最根本的还是来自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就是来自党内的挑战之一。”
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反腐败，成为新一届中央为攻关破局打出的第一张牌。
廉政文化面临的挑战
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本身也是一部倡导廉洁、崇尚廉政的文化史。源头远方能流长，纳百川故而成海；不返本实难开新，倡廉洁有利反腐。
一、诚信文化，以诚信为基石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论语·颜渊》）
一个廉洁的政府，首先必诚信，以诚信为基石。1912年，19岁的毛泽东曾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共产党长期执政后，面对信仰、信心、信任危机的“塔西陀陷阱”，十八大以来，以“八项规定”来取信于民，以反腐败来攻关破局，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已基本形成。
二、中庸文化，以中庸为准绳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一个廉洁的人和政府，必守中固庸，以中庸为准绳。过犹不及，和而不同。不偏“做人做事做官”之正道，之谓中；不易“为民务实清廉”之正理，之谓庸。不偏为中，不易为庸，不贪为廉，不污为洁。
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一些封建的士大夫尚能有如此境界。一些党员干部在“权钱色”的诱惑下，却出现从“政绩工程”到“形象工程”，再到“面子工程”的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表面文章；从跑官要官，到买官卖官，再到骗官杀官的拜权主义的“六官现象”。
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县官难守，频频犯事：如广东海丰原县委书记王仲、吉林靖宇原县委书记李铁成、湖北天门原市委书记张二江之流；厅官难监，屡屡出事：如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的“官做到我这个级别，就没有谁可以监督得了”的侥幸，湖南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的“权力大也害死人，我就被权力害死了”的悔悟；省官难管，不断有事：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有“牛栏关猫，进出自由”的喟叹……
官场伦理道德的败坏和丧失，既同共产主义信仰严重缺乏有关，也与传统文化的长期流失不无关系。如今需要重拾经典，返璞归真，在继承中去粗取精，在扬弃中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努力寻找长治久安的最大公约数，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三、民本文化，以民众为根本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
一个为民的政府，必以民众为根本。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体。当年，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如今，民众是腐败的直接对立物，民众是廉洁的主力军。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
网络反腐作为21世纪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群众监督新形式，利用其平台大、传播快、公开广、成本低、受众多的优势，易于形成舆论热点，在成为当前权利监督权力的一种新的重要形式的同时，也成为现行权力监督制约权力体制明显不足的有力补充。
作为互联网在反腐败中的强大监督作用得到广泛认可的一个重要标志，2009年《中共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一词。
四、智慧文化，以智慧为灵魂
智通心，慧生悟。智慧从来智慧成，聪明反被聪明误。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者不惑，即不为“权钱色”所惑。
一个有建树的政府，必有远见卓识，善用人才，以智慧为灵魂。清代思想家、政治家魏源，曾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视角，勾勒出一幅从智慧人才站位，透视权力结构、政权兴衰的历史画卷。“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默觚下·治篇十二》）
由此可见，如果智慧人才在政权中，处高位，就是太平盛世；处中位，即为小康社会；处下位，便是倾危之世；处末位，则定是天下大乱。
几乎人人知道，权力、金钱、美色都是好东西，因此追逐的人众；却很少有人明白，权力、金钱、美色还是柄双刃剑，因此拒绝的人少。其实，权力、金钱、美色，若与其能力、素质、纯洁度相适应，则是好东西；若与其不相适应，则肯定是坏东西，甚至是置人于死地的东西。
但凡握有大小权力的人，大都面临这样一个公式：贪欲+权力+机会=腐败。
在实际生活中，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第一，不是你不想腐败；第二，是你还没有取得足以吸引腐败的权力；第三，是你还没有遇上足以诱惑你腐败的机会。
对于掌权者而言，腐败的三要素：贪欲、权力、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所占的分量也不尽相同。在不敢、不能、不想腐败中，对于具体的每一个人来讲，关键是什么？有三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其一，生来为什么？用佛家的话说，人生是--修炼来了；用儒家的话说，人生是--修身来了；用共产主义的话说，人生是--修养来了。这“三修”：修炼、修身、修养--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修自己。
其二，一生做什么？用佛家的话说--舍得；用儒家的话说--付出；用共产主义的话说--奉献。这三种意思，一个涵义：为他人，为众人；同时，舍去、付出、奉献的要比得到的多，才能有益于你的身体、行为、思想。否则，你的身体、行为、思想就会生病。
其三，将来留什么？在身外之物这方面，儒家概括得最精彩--“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而在身内之物这方面，现代生命科学看得最明白--基因。人固有一死，但真正属于身内之物能留下来的只有--自己的基因。
因此，人是世间最宝贵的。人才，特别是优秀人才，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代又一代通过修炼、修身、修养，通过舍得、付出、奉献，通过立功、立德、立言，不断完善、不断提高、不断发展而成熟成长起来的。
五、制度文化，以制度为载体
“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百代犹行秦法政”。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为中国其后近2000年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秦制，表现于区划的郡县制，实则为行监异体的分权制。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则为中国古代制度文明作了最经典的注解。
“百代犹行秦法政”的唐代，特别是“贞观之治”，390名“死囚归来”的案例，足以凸显其管理水平之高，治理程度之好。
据《新唐书·刑法志》，贞观六年(公元633年)，唐太宗李世民将390名判了死刑的囚犯放回家，并约定他们第二年秋季自行到京城引颈就戮。“及期，囚皆谐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
千百年来，人们对这则史料圈点评说，颂扬太宗体恤仁慈的有之，肯定死囚犯诚实守信的有之，称赞执法者平允公正的有之。其实，从“贞观之治”的“治”（特别是制度层面）去探赜索隐，如此方能钩深致远。其“治”有两大特点：其一，重法治甚于人治。其二，重治吏强于治民。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易经》）居安思危既是一个清醒的执政者应有的根本素质，也是一个优秀的执政者应有的政治责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防治因腐败而导致的“政治安全风险”问题，一直是共产党关注和思考的主题。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邓小平警示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智者，常常能提前并准确研判大势。很多人往往要死到临头才能看清大势。整个晚清，只有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近半个世纪前，就看清了大势。
1867年，赵预言大清王朝行将就木时，连曾国藩都不信。此时，湘军攻下天京（1864年）才三年，洋务运动刚刚开始，一切都欣欣向荣。但赵烈文从当时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无能以及外敌虎视眈眈等五大原因入手，分析并推断清朝将在50年内灭亡。曾国藩听过分析，叹了一口气，说：“我日夜望早死。”五年后，1872年62岁的曾病死。39年后，1911年大清王朝灭亡。1908年，清朝统治者已经开始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君主预备立宪。但为时已晚。
十分迷信“二杆子理论”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安排20多名亲属把持罗马尼亚的党政军警等大权，结果成为苏东剧变中唯一流血的政权更替--齐奥塞斯库夫妇被乱枪打死，致使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事物有标有本。标，即事物的枝节或表象；本，即事物的根本或根源。标本理论认为：“夫用药者，当知标本。以身论之，外为标，内为本”；除上焦下焦外，凡病须从本上治；“缓则治其本，急则治其标”。苏轼在《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一文中说：“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治病如此，治家如此，治党治国大抵也是如此。
21世纪重要的不是中国能否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而是中国能否依托5000年深沉厚重的中华文明，积极汲取一切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以成功应对物欲横流的当今世界。
认真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会明白，既没有无时间的空间，也没有无空间的时间。一切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无不脱胎于孕育它的母体，区别仅在于是顺产还是难产而已。
中华廉政文化最深厚的根源，只能且必然深藏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当今愈演愈烈并极为严峻的腐败态势，折射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文化、中庸文化、民本文化、智慧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出现的严重问题，廉政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应对这一极为严峻挑战的重要利器之一，就是结合现实的党情、国情、世情，继承并发扬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文化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