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也称北漂一族，是特指来自非北京地区、非北京户口但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由于北漂来京初期大多没有固定的住所，给人飘忽不定的感觉，故此得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古代其实同样不乏北漂一族，这里姑且称之为“京漂”……
先秦时期“京漂”热衷“借住”
孔子到陈国“主于司城贞子家”
春秋战国时期是“京漂一族”最早的“黄金年代”，这一时期，由于周王室衰微，诸侯国的兴起和强大，各国的“人才消费量”大增，“养士之风”盛行。“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大好形势，则进一步激活了人才流动，促进了人才竞争，“京漂”应运而生。
当时“京漂”的首选地并非东周王室所在的洛阳，而是各诸侯国的所在都城。从史料上看，先秦时期“京漂”的谋生方式大多是当“门客”或“周游”做说客。
鲁国人孔丘被后世奉为孔圣人，他从55岁一直漂到68岁，前后历时14载，后世称之“周游列国”。古今漂泊一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居无定所”，如何解决住宿问题是能否继续混下去的前提，孔子的办法是“借住”。
孔子曾在卫国、曹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多国混过，为了省钱，每到一地多是“借住朋友家”。孔子“京漂”的第一站是到卫国，寄住在学生子路的大舅子家，即所谓“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从卫国去陈国，个把月后再返回卫国，又“主蘧伯玉家”；到陈国，则“主于司城贞子家”。
在孔子所生活的时代，好混的地方很多，如齐国都城临菑（今山东淄博）、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秦国都城雍（今陕西凤翔），其中以齐国都城临菑最繁华。当时，同样是“京漂”的纵横家苏秦曾到临菑，所见令其难忘。《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
临菑当时被“京漂族”视为最心仪的城市，孔子早年便曾漂到这里，不少历史名人也在这里实现了人生价值。如著名军事家孙膑，在魏国为同学庞涓所残后，通过齐国使者逃到齐国，成为田忌的门客，在“田忌赛马”一事中名声大振，被田忌推荐给齐威王，得到重用。
唐代“京漂”文人“隐居”终南山
李白献词御妹感叹“行路难”
古代“京漂族”的又一“黄金时代”是唐代，但与先秦时的京漂族为政治抱负和学术传播而出走不同，唐代京漂以追求功名的读书人为主体，大多以“进京赶考”的面目出现。
当时，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城内百业兴旺，最多时人口超百万，到京城寻求发展自然是唐代青年的明智选择。
唐代“京漂”的集中出现，除了首都繁荣的原因外，与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也有很大关系。唐代“京漂”群体有多大史料上没统计，但从当时文人士子留下的诗文中可推测出人数相当多，如李白、王维、杜甫这些著名诗人，当年全都是“京漂族”。
唐代的“京漂”几乎没有人不拜朝中权贵或京城名人，文人一般采取“行卷”的方式，通过献诗，结识贵人。据说，李白的“京漂”生活前后有两次，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夏，李白首次来到首都长安，由于没有功名，他最先结识了名叫张卿的卫尉，并通过张卿得以向当时皇帝李隆基（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献上《玉真仙人词》，希望御妹帮忙。但李白并没能当上国家“公务员”，在长安白混一年多。直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已过不惑之年的李白二度“京漂”，才得以“供奉翰林”，却又不被重视，三年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临走前，李白愤然写下《行路难》，感叹“行路难，归去来”。
杜甫也是唐朝的资深“京漂”，《新唐书·杜甫传》称，杜甫“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前后近10年。到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才被授予“河西尉”的小官，却又不想干，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其时杜甫已44岁。倒霉的是，当年底爆发了“安史之乱”，刚有了份固定工作的杜甫只好逃出京城。
唐代京漂族如何解决住宿问题？城里住不了，一般住在长安城南的终南山。终南山是道教主流全真派的发祥圣地，也是当时京漂文人的聚居地，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等当年都曾暂居于此，雅称“隐居”。王维《终南山》称：“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孟浩然《岁暮归南山》云：“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从孟浩然“南山归敝庐”一语来分析，当时他所住的“廉租房”或“暂住屋”是个破草房子。
北宋“京漂”最头疼“赁屋”
欧阳修“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
宋代的首都开始东移，开封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商业、文化中心。宋初，开封的商业已很繁荣，有日市、夜市、早市、季节市、定期市等，经济异常繁荣，《开封志》记载：“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商业的大发展，加上已成熟的科举制度，开封不只是读书人的发迹城市，还是生意人的发财宝地。北宋京漂族的身份因此不再单一，既有求取功名者，也有淘金者，还有卖艺者。如《水浒传》中的文学人物、色艺双绝的白秀英，便是“东京新来打踅的行院”。所谓“打踅”，就是指到处漂泊谋生，而“行院”则是在妓院中从业。
四川峨眉人苏洵是北宋著名的“京漂”，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他带着两个儿子——21岁苏轼和19岁苏辙首次出川，东下北上，来到京城开封。二子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城。因妻病故，苏洵只好带着两个儿子离开开封，回川奔丧，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10月带着他们再度“北漂”。
在历代“京漂”中，最为房子头疼的大概是宋代。宋代京官绝大部分都得自己找房子，即便官至翰林学士、在京城做了多年官的欧阳修也是租房子。他在《答梅圣俞大雨见寄》诗中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欧阳修尚且如此，苏轼兄弟自然更好不到哪去，苏辙在《闻诸子欲再质卞氏宅》中诉称：“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
北宋“京漂”解决住宿的办法主要靠租房子，宋代名将韩琦在《安阳集》中称，“兹乃常事”。朱熹《朱子语类》中也有这样的说法：“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为了省钱，不少京漂族或找寺院或找民房住，图省事的直接住进人货混居的邸店，胆子大点的则找租金更低廉的“凶宅”凑合，宋洪迈《夷坚丁志》“戴楼门宅”条记，一名叫林邵的京漂应试举子，“入京师，僦居戴楼门内，所处极荒僻，人多言彼宅凶怪。”可见，如果单从居住来说，北宋的京城并不好混。
梁启超婚房曾设于广东新会会馆
元明清三朝均定都于现代的首都北京，这一时期的京漂族已与现代无异，多来自南方，乃名副其实的“北漂”。
元朝时北京城称为“大都”，此时的北京商业繁荣，文籍市、纸札市、靴市、米市、面市、帽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鹅鸭市等一应俱全，连不少“老外”都漂到了大都。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前后在中国游历了17年，其在游记中所记述显示，当时的大都确是“宜漂之城”，相当繁荣：“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之比”。
明代北京城给北漂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明清时期北漂在住宿上，除了租住旅店、民房外，还有一个更好的落脚点“会所”。如明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当年北漂时便居于全楚会馆，晚清诗人龚自珍曾居宣外上斜街的番邑会馆。“以会馆为家”的北漂也不鲜见，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时年18岁的“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之一梁启超，来京参加春闱，住在永光寺西街的广东新会会馆。当年冬天，梁启超和长他4岁的李蕙仙在京结婚，因没房子，干脆将新房设于会馆。
会馆是自明朝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其实就是因为北漂群体的存在。当年，不少家境贫寒的来京应试举子，由于所带盘缠不多，根本住不起商业旅店，于是出现了方便本籍学子、带有互助慈善性质的会馆。
到清代，京城会馆更多。据清吴长元《宸垣识略》记载，乾隆年间北京共有182所会馆，光绪年间更猛增近400处，全国各地在京几乎都有会馆，且有“举子会馆”和“商人会馆”之分。会馆在方便北漂的同时，也刺激了国民“到北京混”的欲望，致使明清时期北漂人口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