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根本体现，也是道路、理论、制度自信能够根植于人们内心的深层动因。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关于文化哲学的研究日益活跃深入，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重要成果，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为不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文化哲学作为哲学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学科，人们对其的理解不同，研究的方法也各有不同。如何理解文化哲学、如何研究文化哲学，仍然是今天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同样，哲学观也决定着哲学的方法论，如何理解文化哲学与如何研究文化哲学是内在统一的。关于文化哲学的不同理解可以从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创始人卡西尔有关文化哲学的论述中寻找最基本的概括：“一个批判性的文化哲学不能屈从于两种解释中的任何一种。它必须避免自然主义这块‘锡拉巨岩’，又要避免形而上学这一大漩涡。”卡西尔在这里不仅强调了他关于文化哲学的研究旨趣，实际上也为我们揭示了人们关于文化哲学最为普遍的三种观念。
一是“自然主义”的文化哲学观念。这种文化哲学观念深受自然科学和近代科学主义的影响，把文化作为一种纯粹客观的外在自然，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生活和生存的客观存在，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一观念把文化哲学作为一种自然意义上的科学，按照经验直观或者实证科学的方法，通过研究不同类型文化的发生、运动、消亡，研究各种文化的要素、结构、构成和功能等，旨在发现人类文化发展变化的基本原理和规律。这里的文化通常说来，主要表现为已经积累沉淀成为历史客观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价值信仰、行为规范、社会模式等。“自然主义”的文化哲学观念本质上应该属于文化学的范畴。
二是“形而上学”的文化哲学观念。这种文化哲学观念反映了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承继着西方本体论哲学的追求，把文化作为世界和人的本质，从世界是文化的世界和人是文化的人出发，来诠释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不同图景及其变化运动。对于形而上学的文化哲学观念来说，作为一种本体论，文化并不是其研究的根本对象，甚或说根本就不是其研究的对象，文化只是相对于人们把世界和人理解为“自然”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作为一种认识论，其所确证的思维原则是与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思维或者说科学哲学相对应的人文主义思维。“形而上学”的文化哲学观念本质上应该属于哲学的范畴。
三是“人学”的文化哲学观念。这种文化哲学观念基于人的符号性存在，把人看成是“符号的动物”，把文化看成是人类“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认为对人的研究必然要通过对人类文化的研究来实现，因此，文化哲学本质上也就是人的哲学，是为了人而通过文化对人的真正本质的占有。“以人释文”与“以文释人”的纯粹统一是人学的文化哲学观念最基本的方法和特征，不同于文化学的“文化”研究，这种哲学不是“关于文化的哲学”，也不同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追求，这种哲学不是关于一般世界的“文化本体论”，而是人性探索历史中，人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路径。这个路径反对以往对人本质的抽象认识，坚持人永远要进行文化创造的自由本质，旨在通过人类所有的文化创造物，主要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科学、历史等，来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
以上关于文化哲学最普遍概括的三种观念，基本上反映了到目前为止人们关于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旨趣，对这三种观念，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既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别，又看到它们的相互联系，把它们作为文化哲学研究的不同维度，因为文化哲学不应只是纯粹理性的对象，当然也不能只是经验直观的对象，而应该在实证科学和形而上学中实现对二者的超越，完成人学理论的文化诠释和人自由自觉活动本质的文化确证，从而不断实现人的解放和对人本质的真正占有。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观决定方法论的基本逻辑，理解了文化哲学，那么研究文化哲学的方法论也便不难理解。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文化哲学三种最普遍观念及其内在统一性的认识，彰显出文化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要求。
一是“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哲学观念。黑格尔指出：“我们的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恩格斯也强调，任何真正的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这充分说明了，不同于一般科学，任何哲学都应该是有哲学史的哲学，任何哲学研究都离不开对以往哲学的研究。因此，在“形而上学”或者说哲学的意义上，文化哲学的研究同样也离不开对以往哲学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应包括以往的文化哲学，还应包括以往其他各种类型的哲学和哲学理论，从而不是把文化哲学看成突如其来的所谓“新”哲学，而是当成以往全部哲学的继续，在哲学的大逻辑中去研究文化哲学的小逻辑。
二是“形而上学”的思维追求。马克思指出：“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思想与现实关系的辩证法，不仅体现了理论的实践诉求，而且也体现了实践必须不断把自身上升为理论才能把人的实践与动物的活动区别开来的本质。因为人决然不会满足于感官的能力，仅仅停留在经验的现实面前，而必然要释放理性的光芒，超越经验现实的阈限，而达于理性的必然王国，这就是人的形而上学本性。文化哲学在更根本的意义上作为哲学，它必然具有一般哲学的一切特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追求，这就意味着，只有超越经验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事实，达于对文化思想的思想，达于对文化本身抽象的理性直观，文化哲学才能实现其哲学自身。
三是“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批判性逻辑。在谈到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时，马克思曾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里马克思不仅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品质，而且也揭示了人类思维应该具有最基本的批判性逻辑。黑格尔关于事物发展正反合的三段论也在事实上揭示了人类思维中批判性逻辑的客观依据。当然，这里的批判并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通过对自身对立面的扬弃，去发现自身。具体到文化哲学的研究来说，不仅要把文化现象、文化事实等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且要深入到与文化哲学相对应的科学哲学或者说科学主义思潮中去，因为文化哲学的真正研究离不开对科学主义思潮的反思和批判。
四是“回到事物本身”的经验方法。回到事物本身是现象学的重要方法，但现象学的“事物”并不是单纯的实在论意义上的经验对象，而是逻各斯或者说理性把握到的经验对象。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超越经验范围的思想方法是一切哲学的基础”。现象学的方法和雅斯贝尔斯都阐述了哲学方法超越经验的形而上本质，但同时这种超越经验是包含了经验在内的，而不是没有经验的，相反只有以经验为基础，才能真正超越经验。文化哲学是具有现实关怀的哲学，由此也就确证了经验对于文化哲学的特殊意义，这种经验就是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文化事实，主要包括人们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价值信仰、行为规范、社会模式，以及社会文化制度等。对这些文化现象和文化事实的客观经验性考察，正是文化哲学研究最基本的起点之一。
五是“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的现实立场。马克思曾深刻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意大利学者克罗齐的历史哲学则强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而阐明了现实的历史意义，当然这种历史意义不是要用现实去裁剪历史和虚构历史，而是强调要立足现实去研究历史。马克思和克罗齐在这里都坚持了一种哲学研究的现实立场，也为我们确证了哲学研究要立足现实的方法。文化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在面向现实中产生的，也必然要从现实出发，坚持一种立足人类当下生活的现实立场，以增强其现实针对性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