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强则国强，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的工业发展都受制于外部发展环境。得益于上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国充分调动本国的要素资源——劳动力价格优势、资源的价格优势等等，一举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也正是因为中国融入了全球化进程，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工业发展带来两个重大挑战：一是世界市场需求的萎缩（表现为中国外贸增速的放缓）和市场结构发生变化（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美欧自贸区谈判）带来的严峻的产能过剩问题，二是要素资源价格上升带来的工业竞争力下降问题。
当前，世界经济仍旧处于调整动荡期，中国经济则进入新常态，从国际分工视角来看，中国工业需要重新定位，这个定位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工业发展在国际产业链中的比较优势如何转变为绝对优势？
国际产业分工本质上是财富创造和分配的过程
国际产业分工包括财富创造和分配，从生产总量上看，财富创造等于财富分配，财富的创造有效率高低之分，但财富的分配历来少有公平可言。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国际产业分工发生过三次变化，从创造财富角度看，这些变化以工业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多人将工业革命理解为仅仅是科学技术的推动，这个理解是不全面的，因为财富不仅仅包括创造过程，还包括分配过程。财富分配规则的变化在某种程度决定了财富的走向，并且对财富创造有激励作用。
国际产业分工变化的硬环境与软环境
从两个方面观察国际产业分工的变化，才能有比较全面的图景：首先是包括新技术应用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国际间贸易品的变化，这些是国际产业生产方面的变化，可以归类为产业分工变化的“硬环境”，这个方面发展中国家有比较优势。
另外主要是国际贸易规则、金融规则的变化，这些是国际产业分配方面的变化，可以归类为“软环境”，这个工业发展的“软环境”，发达国家有绝对优势。
比较而言，国际产业分工的“硬环境”变化容易识别，从生产效率的角度看，经常以“工业革命”的术语表达出来。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三次国际产业分工“硬环境”的变化可以用技术指标表示，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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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而言，促使国际产业分工发生变化的“软环境”就没有那么容易识别出来，但“软环境”的变化恰恰对国际产业分工变化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国际产业分工的“软环境”决定了世界范围内财富的分配规则，“软环境”的公平程度决定了国际财富的流向，决定了哪个国家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主导地位，获得竞争优势，掌握话语权，取得最大份额的经济利益。发达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优势地位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从财富生产环节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原理，即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相对廉价，利用现有技术（不见得的是高科技）提高生产效率，甚至牺牲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和环境。
二是财富分配的环节充分利用绝对优势原理，即控制贸易规则，控制大宗商品定价权，控制国际金融规则，尽量取得财富分配优势，而且在规则改变方面拒绝让步。当初中国入世谈判之艰难，以及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之艰辛都从侧面注释了这个问题。
国际产业分工与国际金融形态在很大程度上相匹配，由此，即便发展中国家的制造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但在现有工业发展“软环境”下，发达国家用以控制全球财富创造环节的主力军—— 跨国公司，会在知识产权方面用过度保护的方式阻止竞争对手出现。
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仅仅是技术先进、管理科学，更重要的是控制产业标准，进而输出标准，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获取最大份额的利润。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苹果”产品的利润和成本分解。
中国从工业的比较优势进化为绝对优势的路径
国际产业分工的现有格局迫使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首先考虑如何从工业的比较优势进化到绝对优势。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工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从创造财富的环节看，在工业出口结构方面，2013年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值分别比2012年同期增长7.3%和9.8%，远超过全部工业品出口值5%的增长率。其中集成电路出口尤为乐观，2013年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达64.1%。
而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工业总出口额的比重，1999年为56.9%，但在进入21世纪后占比逐步下降，2013年已降至38.9%。
从这个趋势可以看出，中国工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正处于从资本品出口到工业标准输出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另一个特点是工业发展中生产服务业发展迅速，表现为服务业比重在迅速增大，中国工业正在从比较优势阶段向绝对优势阶段前行。
从加工贸易到资本品出口，属于比较优势阶段；从资本品出口到工业标准等的输出，属于绝对优势阶段。各个阶段的工业在国际分工中演进，需要工业发展的软环境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比较优势阶段利润比较少，需要以量取胜，以规模论英雄，因此主要以债务融资为主。而进入绝对优势阶段的工业发展，需要以标准论英雄，既要有量（市场份额）的支撑，也要有利润支撑，因此要实现由债务融资向权益融资转变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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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尽管中国的工业发展实力有了世界影响力，甚至在国际贸易规则、国际金融领域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但也面临着一些深层次挑战。制约中国产业升级的短板有以下两个。
一是从比较优势环节看，即工业发展的“硬环境”来看，中国企业大而不强的主要原因，除了与技术、管理问题有关，更多是在于没有掌握行业的标准控制。最典型的是中国汽车产业，根据2015年1月23日工信部发布的2014年全年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累计生产汽车2372.29万辆，同比增长7.3%，销售汽车2349.19万辆，同比增长6.9%，产销量保持世界第一。中国汽车产业管理、资金、技术已经有了突飞猛进，但是没有掌握行业标准，自主品牌处于产业链下游，整个产业大而不强。
在产销量世界第一的背景下，2014年，我国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同比却下降2.1个百分点，其中自主品牌轿车销售市场份额同比下降5.6个百分点。这不利于我国汽车产业在国际汽车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提升，更谈不上技术领先和市场占有。
二是从绝对优势环节看，即产业发展的“软环境”来分析，国际贸易规则和金融规则对中国产业提升在国际产业分工的地位不利，结果是作为参与国际产业竞争主力军的国有大型企业，面临变化多端的国际市场，遭受不公平的贸易规则风险比较大。
这些企业受制于生产环节没有占据国际产业分工的制高点，利润不足，内源融资有限，主要以长期负债为主，资产证券化等流动性工具缺乏，国内没有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征信体系，很多情况下要依靠政府信用弥补信用体系的不足。这种情况不利于中国企业评估国际市场风险、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增大权益性融资。
突破国际分工下中国工业发展的瓶颈，本届政府首先应从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软环境”入手，针对发达国家提出的“再工业化”、“国际贸易再平衡”战略（实质是新的贸易壁垒）制定新的有利于本国的贸易规则。我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为中国工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以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契机，从金融规则方面优化中国工业发展的金融环境。
但“打铁还须自身硬”，中国工业当前更加需要进行行业整合，需要以企业兼并收购形式进行比较优势行业的产业整合，做大做强主力军，实现从资本输出到工业标准输出、增大利润份额的跨越。最近的南北车合并就是行业整合、向世界输出中国工业标准的可喜例证。
另外要从基础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全社会的信用征集体系建设，我国工业的发展阶段如果从货物贸易的比较优势阶段演进到服务贸易的绝对优势阶段，社会的信用体系就是中国工业发展的软实力，有了社会征集体系（征信体系），中国工业可以逐步实现风险评估、进行金融创新管理风险，利用资产证券化等手段扩大权益性融资比重，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攻城掠地，逐步取得绝对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