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乡村治理需要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有益营养成分。梁漱溟在乡村教育、促进农民合作、构造新社会组织等方面对乡村治理的探索，不仅承载着其试图改变国家遭遇的原初梦想，而且对当时的乡村治理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后在广东、河南、山东等地，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乡村治理作出多层面探索，其实践探索的启发意义主要是，乡村治理要注重系统性谋划、积极寻求公共空间建构、努力实现建设与治理的有机统一。虽然其探索是对当时特殊时空环境中乡村转型的一种尝试，但是对今天的乡村治理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从“乡治”到“乡村建设”的探索
梳理梁漱溟乡村治理的探索可以看出，1931年前，其乡村治理探索被称为“乡治”和“村治”，1931年后则被称为“乡村建设”。虽然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但其主要着力点都集中在乡村教育、促进农民合作、构造新社会组织等方面。
注重乡村教育。梁漱溟认为，要解决乡村问题，就必须重视“人”这一最重要因素。而这个“人”又必须是有知识、有眼光的人。因此，他极力推崇乡村教育，积极创办乡村学校。在邹平试验中，他这样描绘乡村学校：“村学是为一村求进步的;就以阖村算一个学堂，父老中有品有学的为学长，为人明白会办事的为学董，领着众人一齐讲学;还恐自家人知识不足，更请位教员先生来指教我们一切。——这便是村学。有些事不是一村办得了的，必须邻近多少村庄联合起来才行。这时候就需要品学资望更高的人出头领导，多请两位教员来指教——这便是乡学。”乡村学校一般分设普通部和高级部。普通部面向一般民众，主要承担知识普及和传授乡村建设基本知识等任务;高级部则主要承担造就具有一定文化基础乡村事业干部之厚望。在有些地区，他还提倡加设桑蚕班、儿童班和妇女班等实践操作课。教学方式主要有学校式教育和社会式教育两种。其中，学校式教育“多取谈话式以引起学生之兴趣，惟于较深道理间取演讲式”，社会式教育则通过开展朝会、自卫训练、集市演讲、机械合作、蚕桑合作等方式对农民进行实践引导。谁来实施乡村教育?他认为主要还是“有品有学”之士绅。为此，他提倡知识分子下乡。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下乡具有为乡村扩增“耳目”“喉舌”“头脑”等诸多好处，能为乡村带来新气息、新知识、新文化、新技术，武装农民头脑。于是，在其带领下，一些“有品有学”之士绅来乡农学校当“教员”，为乡村治理贡献才智。
创设农民产业合作社。散漫无力是当时乡村社会的主要弊病，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乡村社会无法求富求强，甚至无力自保。鉴于此，梁漱溟急切呼吁在设立乡学村学的同时，创立各种形式的产业合作社，以带动乡民合作增收。在他看来，农业改良、人才训练、消费流通无一不依赖合作;没有产业合作社，乡村改进将在“人”“钱”上面临无所依托的困顿。创设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不仅可以把农民组织起来，降低乡民从事农业活动的风险，让农民增产增收，而且还可以训练民众的自治习惯，培养其政治意识，进而同步解决乡村建设的“人”和“钱”问题。为此，在他的带领下，一些地方成立了诸如棉花合作社、林业合作社等形式的产业合作社。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比如，邹平北部几个乡是棉花集中生产区。建立棉花合作社之前，棉花产量一直比较低，建立棉花合作社之后，乡民在育种、耕种、销售等方面有了更多的合作，不仅使棉花的产量大幅度增产增收，而且提高了乡民的合作意识和自我约束意识，增强了乡民间团结和乡村社会的协调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印证了他所提倡的“合作要落在农村、产业上”。
构造新的乡村社会组织。梁漱溟对乡村建设的探索，实际上逐渐经历了从国权不立的政治问题到思考产业合作社的经济问题，最后将落脚点置于社会组织构造这一过程。比如，他一再提醒乡村建设人员，“单从经济上做功夫，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的;必须注意经济以外而与经济相关系那四周围一切的事情，而做功夫才行”。这个功夫就是构造新的社会组织。但是，这个社会组织构造并不仅仅是创办乡农学校、产业合作社等物理层面的组织，还应包含礼俗等精神层面的锻造。梁漱溟比较认同孟德斯鸠对中国社会的判断，认为中国乡村社会应该有“法”之约束，只不过这种法不同于西方国家，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有的“礼”——“合宗教、法典、仪文、习俗四者于一炉而冶之。……一言以括之曰‘礼’。”这种“礼”能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正如此，他在邹平试验中极力提倡依据“伦理本位、人生向上”的原则来创设“乡约”，进而用“乡约”来醇化乡风，为乡村社会组织构造奠定文化基础。因此，他提倡在继承传统基础上订立“村民保护林木规约”，同时还主张各乡农学校根据各庄实际兴办乡老谈话会、导友制和共学团实验等颇具特色的组织团体。
梁漱溟乡村建设探索的当代启示
虽然当时梁漱溟探索乡村建设的时空环境与当今中国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情况迥然不同，但是，其蕴含的价值仍从多方面展现出启发意义。
乡村治理需要系统性谋划。梁漱溟不仅注重推动乡村教育，而且提倡建立产业合作社，还从组织、风俗等精神方面构造新的社会组织。这说明在其构想中，乡村建设绝不是某一个单方面的事情，而是一项涉及面非常广泛的复杂系统工程。在乡村凋敝、战火频仍的当时，他尚能形成如此理性的判断，实属难得。当前，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时空环境与其当时所处的境遇已截然不同，内外条件和已有基础都更好，再加上随着乡村治理主体日益多元、事务日益复杂、诉求日益多面、风险日益增多，更需要树立系统性思维，统筹谋划如何构筑更加合理的治理结构、激发更加多元的治理主体、回应更加复杂的利益诉求、开发运用多种治理手段、调控更加多变的治理风险等多层面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各级党委政府着力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培育发展农村社会组织、打赢农村脱贫攻坚战、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加强城乡社区建设、促进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及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正是以系统性思维谋划乡村治理的生动写照。
公共空间建构是乡村治理的基础。任何治理活动都是在一定空间中进行的，没有空间就没有治理。治理活动的开展过程也是开发、运用一定空间的过程。但是，真正有助于治理活动的空间并不是私人空间，而是公共空间。这正是梁漱溟着力推动构筑新的社会组织、建立产业合作社、注重乡村教育的重要原因。因为，这些举措能从推动社会成员“注意关切公共事情，提高表见组织能力”、维系乡村社会教化、以乡民精神推动乡村服务等层面，助力建构乡村公共空间，继而形成乡村治理的一致性意见和行动。因此，当前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要清醒地认识到，合适的公共空间不仅能给乡村治理提供必备的物理支撑，而且能为公众参与乡村治理提供平台，进而激发其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意愿和能力，带动更多的人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当然，今天的乡村公共空间建构无论是在尺度、范围还是在层次和领域上，都同梁漱溟当时所处的环境大不一样。但是，这并不构成忽视乡村公共空间建构的理由。相反，恰恰说明人们更应把公共空间建构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础性工程。
实现建设与治理的统一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方略。从历史视角回望上世纪30年代的时代境遇可以体会到，乡村社会承载着梁漱溟试图改变国家遭遇的原初梦想。但是，这种梦想不是一成不变的。正所谓，“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在经历诸多实践之后，梁漱溟由粤、豫入鲁后，逐渐从提倡“村治”转而改为“乡村建设”。之所以如此，依其解释是“以村治一词不如乡村建设之通俗易晓”。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说明，其“建设”与“村治”是同脉相承的。这对当下乡村治理的启发是，虽然以“治理”视角考量，其当初的乡村建设活动确实未明显论及“治理”一词，却于无形之中体现着治理的意涵;虽然建设与治理各有不同侧重点，但是其内在逻辑关联始终是紧密相依的。因此，理应同步推进建设与治理活动，这是形成有效乡村治理所必须坚持的重要方略。从实践来看，当前各地正在着力推动的乡村精准扶贫、乡村环境大整治、城乡融合发展，实际上就是努力寻求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同步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