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第一波工业化尾声，增长的动力、模式与路径都处于转换期。借鉴世界经验，思考我国发展，推动产业发展重心内移、城市化重心内移、改革开放重心内移正愈来愈显现出对于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意义。
用大国经济思维看转型，发展重心内移是必然趋势
大国经济是中国经济重要的基本特征之一。大国经济纵深大，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既面临比小国复杂的挑战，又有独特的优势。当前，注重运用大国经济发展规律去谋划发展，很有必要。探寻大国经济规律就要精研工业化先行国家发展史，美国转型史对我国尤有借鉴意义。自工业革命以来，在一个历史时段内、在接近一个洲的大陆上整体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在幅员、人口、经济规模诸方面，唯中美两国具备可比性，并且美国成功高效地完成了这一进程。研究百多年美国发展史，我们会发现：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综合发育程度看，当代中国经济与1890年代美国经济具备可比性，甚至连遭遇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都十分相似--在用60~70年完成了第一波工业化之后，大体在1890年代，美国进入了产业转型期，处于全国市场贯通、产业迁移重组、内陆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处于市政体制改革、市场秩序改革破题阶段，这一时期美国发展体现的典型大国特征、大国优势就是发展重心转移。
发展重心转移是大国促进产业升级、延长增长周期的独具优势。比较中美转型期轨迹，可以发现：现阶段我国的发展难题，如怎样有效扩大内需市场，怎样有效发挥城市化效益，怎样有效转变发展方式，都逐渐地聚焦到发展重心转移上。概括地说，以发展重心转换带动发展路径、发展模式转换，以此保持发展速度并同步解决发展遗留问题，最终实现“以空间换时间”，正逐渐成为新阶段发展的战略趋向。诚如近期李克强总理指出，西部发展是中国最大回旋余地之所在。激活内地潜力，借鉴美国经验，联系我国实际，要着手推动产业发展、城市化和改革开放“三个重心内移”，使之成为新的战略支点。加快内陆工业化城市化不但为东部扩大市场，提供东部产业腾挪升级外在动力，而且新阶段内陆工业化本身也应是追随新技术革命的高起点工业化。“三重心内移”附带收益，是防止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这一最大发展隐患。从改革历程看，邓小平是用大国思维考虑问题的，从东部开启改革，没有平均使用力量，获得巨大成功。当前，推动区域再平衡或许还是经济满盘皆活的关键一招。
产业发展重心内移：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关键推力
美国转型主要靠国内市场拉动。研究表明，从1890年代起，美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超过其他单一要素投入量增长的贡献，其关键原因是国内市场广大，竞争激烈，东西部市场互补性强，适合规模化生产，自动化等新技术扩散快。到1990年代，迈克尔尔波特在总结产业集群发展规律时，又进一步发现大国技术创新主要取决于国内市场竞争，不但指市场的扩大，更是指由消费升级带动的市场质量提升。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成熟期每个产业通常会有两三个集群，每个集群针对一个特定的市场建立。
鉴此思考我国新阶段产业发展：第一，在产业重组中消化过剩产能，实现产业升级。经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速扩张，我国产能过剩、各地产业同质化、各类园区缺乏集聚效应导致吸引力、创新力低下现象，是互为因果的，虽处在工业化中期，但我国同类产业分布过于碎片化。因此要强化产业集群全国规划，以内陆为腾挪空间，在全国重构中“盘活存量”，推动以新产业观构筑大产业群，最终完成大国经济架构。第二，加快区域分工，促进区域专业化发展。作为追赶型经济，我国各类园区多由政府主导生成。在地方层面，园区升级只能是向完善集群样态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区域分工和专业化将为内地城市化提供持久吸引力，这已经为北美、西欧，包括我国东部“块状经济”发展所证明。第三，以政府力引导市场力，完成产业和区域重构。这是美国西部开发的重要经验，也是我国要突出强调的问题。启动产业重组，政府的关键是提供规划指导、赋予改革先行权等适当的激励政策。实际上向内地转移势头已经显现，从国家层面予以确认，就将起到推动作用。
城市化重心内移：现阶段扩大内需、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
美国市场扩大得益于城市化工业化重心内移。美国发展起步于东北部。19世纪后期中西部、西部城市化的迅速推进，是借助于东部资本和第二次技术革命（钢铁、电力）而起，被称为“速成式城市”，故而美国第二波工业化走的是高起点工业化道路。美国制造业重心西移，市场得以真正扩大，成为美国工业化中后期的长期动力。期间，联邦政府加大对西部基础设施特别是教育科技资源投入，成为中西部、西海岸最终崛起的决定性因素。
鉴此思考我国新阶段城市化：第一，新一轮城市化重心应放在内地城市化而不是东部“再城市化”。美国工业化、城市化与西部开发大体同步，而我国中西部城市化则严重滞后于东部。虽然东部一些地区存在城市化质量不高、急需提升问题，但总体看以京沪深60%~80%城市化率，在其已具备自我发展能力情况下，新一轮城市化重心应置于内地。第二，走高起点工业化、高质量城市化相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在我国，没有内地工业化的高速推进就没有内地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反之，只有走高质量的城市化道路，才能承载现代大产业集聚、满足高起点工业化的发展要求。第三，打造内地现代服务业中心，构筑新增长带。美国现代服务业中心东中西大体均衡，而我国京沪港都位于东部，适当分流现代服务业资源，打造内地新龙头，对带活中西部整体、催生新增长带意义重大。第四，以内地城市化为抓手，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东西人均GDP及个人财富差距大，西部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又大于东部，说明缩小区域差距、加快西部城市化对当前扩大内需、缩小贫富差距的巨大意义，这也是是国内外预测中国经济潜力的关键因素。通过改革再使一部分地区富起来，是综合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难题一大选项。
改革开放重心内移：带动更广大地区加快发展
大国市场既反映了美国大国经济本质，也与其大国政治考量有关。美国崛起于英国霸权时代，受到前者在经济上、军事上极力遏制，包括地域上遏制新生美国向西、向南发展，迫使美国由早期奉行的自由贸易转向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道路，助推了内陆工业化，此后美国总是极力降低对别国依赖。据统计，即使在上世纪末全球化浪潮中，美国外贸依存度也很少超过25％。注重国内市场就要保护公平竞争，1890年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开启了其百年反垄断史，期间的许多重要探索，如对垄断和竞争这一对矛盾的反复调试等，对我们研究大国经济体制规律、平衡国际与国内竞争力都有深刻启示。
鉴此思考我国新阶段改革开放：第一，以改革促进公平竞争，以改革重心内移加快内地城市化进程。公平竞争是大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保障，区域公平是现阶段我国公平竞争的重要方面。为激活城市化这个未来20年增长主动力，围绕城市化推进户籍、土地制度等改革将成为阶段性改革重点，形成新的改革前沿，才更有普遍性和示范性；第二，后危机时代我国开放重心内移、西移是大趋势。世界增长中心正显示出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迹象，从人口增长等决定性因素看，未来进一步向东南亚、南亚转移则是潜在趋势。我国陆路周边国家情况复杂，发挥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粘合作用，如围绕湄公河流域、西亚及远东开发等打造新的沿边增长极，也很必要。同时如美国史所揭示的，开放重心内移也与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安全高度相关。第三，把改革开放衔接起来，城市化工业化衔接起来，才能撬动新型发展。改革是城市化推力，解决区域内人、财、物流动重组的工业化载体问题；开放是工业化动力，引入关键性产业资源。只有两方面相互支撑，改革才是有的放矢，开放才能加快发展，最终才能在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使改革开放重新焕发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