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物联网的“社区大脑”能智慧感知居民需求;特色党小组提供精准到位的服务，让居民们收获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视频感知和无死角立体化防控，让老百姓的安全感稳稳当当;基于大数据以及多方联动的反电诈机制，日益成为打击电信诈骗的主渠道……一段时间以来，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成为社会治理的新特点、新趋势。
新时代，如何运用先进的理念、专业的办法提升社会治理?更加精准、有效的社会治理还有哪些可为空间?结合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社会治理的有关判断和地方实践，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聚焦社会治理关键点，谈经验、讲思路。
从主导到负责
新定位提出新要求
“在社会治理中，党委领导是根本坚持，可以切实解决多头管理、分散管理、难以形成有效合力的问题。”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叶青说，“但相较于‘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十九大报告将‘政府主导’变为‘政府负责’，反映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体制中的新定位。”
“在社会治理方面，政府要打破传统治理格局中的官本位、权力本位，平等对待各类社会主体。另外，也要创新提供服务方式，以开放性架构、机制吸纳社会力量，形成不竭的社会动力源。”叶青表示，政府掌握着社会治理的很多信息，要充分利用高新科技实现社会治理资源的整合，同时在部门之间、社会治理各参与主体之间打破信息孤岛的格局。
在江苏连云港，当地探索了“党建+立体化承包”社区治理新模式。社区工作繁重，人手又相对较少，但当地积极想办法、寻出路，组建了邻里互助、环境卫生和平安巡逻3个特色党小组，通过调动社区居民以及共建单位、社会组织、企业等的积极性，大大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效能。
“政府负责，一方面要强化社会治理的有序参与，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治理体系，充分发挥群众与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能动作用。同时，政府应该加强对社会参与治理的引导，维护社会治理的良好秩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教授杨灿明表示。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教授杨宗科建议，在卫生、就业、文体、养老、应急、社区、公益服务等领域，政府可以把相关职能移交给公民或社会组织，既可以协调妇联、共青团等参与社会治理，也可以通过志愿服务或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加以解决。
从存量到增量
新力量催生新变化
利用辖区丰富的律师服务资源，广东深圳市福田区通过政府购买专业化服务的方式，通过招投标向有资质的律师事务所购买法律服务，创新了社会矛盾化解模式;去年以来，江西赣州章贡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进赣南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组建的心理服务团队，“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在综治中心，该团队提供重点特殊人群心理辅导、突发事件心理介入引导、社区居民心理咨询等服务……
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专家表示，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与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相比，新增了“共治”。
“强调‘共治’，是为了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格局。优化整合相对分散的社会资源，可以实现治理资源由‘单一分散’向‘多元整合’转变。”叶青说，“组织社会力量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可以有效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社会力量的参与，也同时意味着社会治理专业化的提升。”杨宗科表示，专业化有助于减少决策失误、降低行为风险、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
从分工到融合
新技术释放新可能
适应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发展趋势推进社会治理是必然趋势。借助大数据、互联网、人脸识别等技术，各地在社会治理智能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经验。
福建省政法委联合多部门开发的“社会稳定指数信息系统”，抓取来自各个部门的数据，自动生成数据图表及分析意见后，第一时间将社会稳定指数通知相关地区和部门。过去“各管一摊”的风险把控方式，在复杂社会下应对风险矛盾显得捉襟见肘。并且，依赖于人工分析社会稳定情况，由于涉及的数据量大、部门多，往往既不准确也不及时。而借助于信息化和智能化手段，可以简明、清晰地呈现风险情况，有助于各相关部门提前介入、采取措施。
“工业时代的奥秘是分工，分工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互联网时代的奥秘则是融合，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方法叠加等多元组合优化，催生‘1+1>2’的效应。”叶青表示。以技术搭建平台，在分工基础之上强调共同治理，才能汇聚起治理合力，让社会更好地发展。
但同时，专家也指出，从目前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的整体水平来看，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基础数据电子化程度不够，服务智能化水平有限，快速反应能力不足;条块分割现象在一些地方依然突出，信息孤岛不同程度存在，影响了数据网络平台作用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