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却让人不甚满意，没有把经济现状反映出来。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有所应对。为什么过去中国的经济学没有反映中国经济变化的逻辑?原因有很多。现在，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我觉得经济学的发展，也需要类似的转变。而且，现在转变的条件也在逐步成熟。最近几年，我们在进行一些研究，特别是关于增长问题的研究。研究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观察到了一些现象，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资本是什么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资本是固定资本的形成，包括建筑物的安装、设备投资、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包括研发投入以及品牌。我们进行一般经济分析的时候，比如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设备投资、厂房投资等，需要进行区分。房地产投资中的住宅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很大一部分和民生相关。这种投资和机器设备的投资、厂房的投资是不一样的，差异很大。我们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候，认为投资能够提高生产率，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具有革命性以及很强生产性的要素。当然，我们过去做过一些区分，比如区分生产型投资和非生产型投资，但是现在按照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就将其全部算在一起。而且，我们现在讲投资和GDP增长关系的时候，也把它们算在了一起。最近，我在做一个工作，觉得应该把设备厂房这一类能够提高生产率、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生产性投资，和住宅以及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区分开来——我将之称为“消费性投资”。其实，住房和家里买的冰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对住房的明确定位，房子本身是一个消费品。当我们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以后，公园、图书馆之类的所谓“比较高端的服务性消费”就成为消费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最近几年，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GFP，即终端产品，指的是GDP(国内生产总值)中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产品。计算方法是GDP减去厂房、设备之类的生产性投资，因为厂房和设备投资会再次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我们过去讲的GDP，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终产品，讲的是新创造的价值。在经济活动的自然流程中，最后真正作为产品的，是把生产性投资去掉的部分，所以我提出GFP的概念。这样一来，我们需要讨论一个问题——以后资本的概念，到底只是生产性投资，还是我们所说的加上消费性投资?当然，我讲的GFP是全部消费品，包括居民消费，也包括政府消费，再加上消费性投资。我们严格地界定了这个概念，其中比较难界定的主要是基建投资，比如，一条公路修起来，小汽车可以跑——这主要是居民消费的部分，载重卡车也可以跑——这属于生产性消费，这些需要进行区分。在技术上，这个区分是可以实现的，并且这样的区分很有意义。我们现在经常讨论中国最近几年的投资和GDP的比例关系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投资的效率，或者说投资的边际效率在不断下降。这个问题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把投资换成标准意义上的具有革命性的生产性投资的概念，再和GDP比较，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第二，历史需求峰值
“历史需求峰值”的概念是我在这几年做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的，目前经济学文献中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并不多。历史需求峰值指的是在一个经济体(行政性的国家和地区范围内)中，某一种消费或者某一种生产的需求量最大，或增长速度最高的点。比如，我们观察到房地产的最高点在2013年左右，基建投资的最高点在2016年。除此之外，与其相对应的工业产品，比如焦炭、水泥、粗钢等，都存在历史需求峰值，这个数据已经被证明了。这种现象怎么解释?长期来讲，这是由技术决定的。比如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0㎡以后，基本就稳定下来，不会再涨了。当然，我们可以用消费者偏好进行解释，个人消费的递减，也就意味着，有钱也不会继续买更多的房子，他还要买车、旅游，把钱用在其他地方。对中国来说，年度住房达到了1200万套以后就稳定下来了，钢铁、基建也有这样的峰值。所以，这是和技术相关的。同时，它与消费者的边际消费收益递减，或者说与个人偏好相关。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不会再明显地增长。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减速?根据上述“历史需求峰值”的分析，即使人口不变，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会减速。当然，人口的变化也在起作用。至于人口变化和历史需求峰值有何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最近有人提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要加入技术的因素，因为技术有很大的贡献。如果没有技术贡献的话，在一种技术用到极致以后，收益一定会递减。但是，假设技术、新技术连续供给的情况下，在一个经济体范围内，由于存在着历史需求峰值现象，最后也会出现收益递减。所以，用这个问题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减速和增长阶段的转换是行得通的。
第三，增长的不确定性与企业家的作用
进入增长阶段以后，从马尔萨斯陷阱到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或者“转折点”)，最后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索洛增长模型，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新技术的诞生，新的技术就是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解释，创新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重新组合。按照物理学最基本的原理来说，世界上的物质和能量是守恒的，但信息是在增长的。熊彼特讲了很多创新的类型，这需要各种各样的组合。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增长中的不确定性，我们过去对这个不确定性严重忽略。有人认为，美国、日本怎么走，中国就应该怎么走。这个从逻辑上来讲，技术成熟以后，包括生产方法、工艺，甚至市场营销方法都很确定的时候，可能相对比较有道理。但是，什么东西搬到中国来，也要适合中国具体的环境，要符合中国具体的初始条件，将来理论研究一定要研究初始条件，它一定会发生新的要素组合。
经济学经常讲一个概念，叫做最优概念。我一直思考这个“最优”的含义。在一个确定的环境当中，比如中国的增长环境，最优是什么，事先是不知道的，而是事后盘点的时候发现某个东西最好。所谓找到一个最优的方案，其实是市场的作用，是不断地试错，不断地找好的东西的过程。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当一个国家有巨大增长潜能的时候不确定性最大，因为有各种各样组合的可能，但是需要有人不断地试错，最后试出一些好的办法来，这就需要发挥市场作用。而试错的那个人就是企业家。我觉得企业家就是进行要素组合的人。我到浙江省调研时曾问当地的企业家：产业集群是不是规划出来的?他们说不完全是，做着做着很多企业就聚在一起了，他们叫做“块状经济”，最后经济学家称之为“产业集聚”，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逐步消除不确定性，到最后，最好的东西就出来了，其中就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其实，企业家的作用是分类型的。比如，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有成熟的技术、生产工艺、生产方法，企业家便很好当，他有些市场经历就可以了。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难度就增加了。中国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的企业家搞市场营销很有方法，因为这个东西学不来;很多跨国公司在国外很成功，但是到中国就失灵了，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居民的消费口味。其实，在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中国企业家的才能突出表现在营销方面，很多人都是营销大王。但是，最近几年，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需要进行技术创新。
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反对重复建设，比如说汽车行业，最后全世界就剩三到五家大的汽车公司了，那我们现在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是不是规定三五家企业就可以了?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但是，我们的问题是，规定的五家和最后形成的五家一样吗?看美国历史上的克莱斯勒——美国最多的时候有500多家汽车公司，克莱斯勒的形成就像河流有很多支流，不停地合并，最后形成了一个好的公司。最后的好公司是竞争出来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最优方案——经过多少次试错以后出来的东西。其实企业家就是在发现和利用这个机会。尽管我们现在传统的增长理论当中有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和关注，但是看不到企业家的位置。
总而言之，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一个增长模型的两边问题，右边是要素投入——资本是什么，左边就是产出，实际上需求这部分是历史需求。再一个就是不确定性和企业家的能力，实际上还是在增长模型的右边。包括索洛模型在内的许多经济模型，虽然理论很成熟，但是我们不太满意，因为很多理论缺乏解释力。我们应该能够结合中国实际，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加以改进。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确定性的引入和对企业家作用的重视。传统的经济学模型，更接近于牛顿力学的范畴，那个世界观里面描述了增长的过程，现在已经到了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性。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些问题，做一些改进。这样既可以解释中国的发展，也可以解释其他国家的发展。
(作者为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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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研究的四个转变
一是静下来。过去高速发展的时候，增长源泉多，诱惑多，吸引人的地方多。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了，相对而言没那么多热点了，对于高品位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静下来。
二是专业化。过去，我们的研究也有很多思想火花，但是没有进入专业化的轨道。
三是积累。这非常重要。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研究，多是片段性的，很少有积累。我们将来要出一些比较好的成果，需要有一个积累。
四是激励机制。经济学发展需要一个相互讨论、相互激励的机制，比如持续地召开年会，相互讨论前沿问题等。
这四个方面都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效果才会显示出来。 (王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