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投资是下半年稳增长的核心内容。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稳定制造业投资，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投资增速仍处于下行过程。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9.9万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同比回落0.2个百分点。投资增长在2018年8月下滑到最低点的5.3%，之后有所回升，3月份，累计增速曾提高到6.3%，4月份和5月份又有所下降。民间投资增速回落更为明显，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长5.7%，增速同比回落2.7个百分点。2018年，民间投资月度增速基本保持在8.5%以上，而进入2019年，增速再次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
第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低缓。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只增长4.1%，同比下降了3.2个百分点。2018年9月，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增速曾下滑到3.3%的低点，之后略有回升，但今年以来增速基本维持在较低水平。在基础设施投资中，交通投资增长5.1%，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除铁路投资增长明显外，其他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没有明显的改善。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基数较大，同时，政府债务负担十分沉重，在严控债务风险的政策大背景下，相关领域投资很难有比较大的改观。
第三，投资产业和区域分化明显。从产业看，传统制造业投资出现明显的下降，上半年，金属制品业投资下降5.2%，铁路等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下降10.5%，电气机械投资下降8.1%。与此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0.4%，增速比全部投资高4.6个百分点。从地区看，北方与南方投资差距扩大。上半年，一些省区投资出现负增长，基本都是北方省份;西部发展也呈现“南快北慢”特征，西南地区的投资增长普遍好于西北地区，成为当前区域不平衡发展的新特点。
第四，房地产开发投资难以持续。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0.9%，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长10.1%，同比回落1.7个百分点。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1.8%，商品房销售额增长6.1%，同比下降7.6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较快增长的原因，一方面是新开工面积较快增长，另一方面是房地产市场需求比较稳定。但是，上半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27.5%，土地成交价款同比下降27.6%。企业购地断崖式下跌，表明房地产企业投资预期下降。
面临复杂外部环境，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
第一，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投资的影响长期存在。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持续放缓，部分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并限制上游原材料和下游服务业的需求扩张。在今年5月份贸易摩擦形势再度恶化以及投资者对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预期形成的情况下，这种影响有加重的迹象，并迫使一些企业向国外转移产能，制造业投资扩张压力可能长期存在。当然，中国经济韧性较强，不应夸大中美贸易摩擦对投资的负面影响。目前，跨国企业在调整全球产业布局，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制造和生产服务环节向我国转移。中国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能够提供完备的供应链和产业链，还拥有大量熟练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此外，中国还拥有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近年来，中国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也给制造业企业吃下了定心丸。
第二，要素成本上升和市场需求收缩抑制投资增长。一是要素成本上升。相关资料表明，中国制造成本已经和美国制造成本相当，在一些行业将会超过美国制造成本。近年来，我国人工、土地、融资等成本仍在持续上涨，企业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由于大气、水等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增加，环保监管力度与企业环保成本迅速上升。一些沿海城市工业园区主动提高环保标准和土地投入强度，迫使传统加工型企业向外地转移产能。二是需求趋于放缓。目前，我国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汽车需求扩张进入阶段性拐点。各地满足基本需求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大多建成，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已过;城乡汽车的刚性需求饱和，加之严格排放标准和禁限行措施，汽车销量下行成为趋势;房地产市场告别“黄金时代”，楼市供求关系开始出现逆转。重要领域市场需求增长放缓对投资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投资扩张政策的效果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今年以来，国家采取了大规模的减税和增支措施，减税措施对增强投资活力形成一定的推动作用。全年财政赤字率提高，地方政府发债规模大幅扩大，发债速度也明显加快。中国人民银行适时适度逆周期调节，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财政增支计划和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投资扩张，但是，政策效果仍不明显。原因在于：一是财政扩张规模和力度仍较为有限，难以满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本融资需求;二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仍不畅通，贷款大量流入房地产等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受益不多;三是目前已经出台的政策坚持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例如，扩大政府投资是基于“补短板”，而不是大水漫灌，注重防范形成新一轮的债务风险。
发挥体制与政策合力，不断增强投资者信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下半年要稳定制造业投资，加大市政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基本目标就是要实现下半年投资的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实现体制机制创新。
第一，加大中央财政的投入力度。聚焦农村饮水安全、防洪减灾排涝、生态修复治理、城乡垃圾污水处理、扶贫搬迁安置、养老健康产业、数字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等领域，保障各地区最基本投融资需要。支持各地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注资、地方政府债务利息支出等方面的支出。提高对属于中央事权的干线铁路、国道、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的中央补助标准，至少应提高到项目总投资或资本金的70%以上。增加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对水利、农村公路、环保设施运营和管理费用的补助。对中央安排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全部取消西部地区市县以下配套资金。
第二，引导金融机构增加中长期融资。进一步下放贷款授信审批权限，引导金融机构增加企业信贷投放，保障企业信贷需求。建立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和企业征集系统，重点解决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落实民营企业授信尽职免责办法，通过绩效考核倾斜、利润损失补偿等方式予以奖励，提高业务人员积极性。进一步完善融资担保服务功能，建立政府和社会主体合作的融资担保公司，运用专项资金出资建立风险补偿基金，为融资担保机构提供保障机制。加大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对省级再担保公司股权投资力度，壮大担保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
第三，实实在在降低企业各类成本。今年以来，社保改由税务征收，尽管社保费率降低，但是，不少制造业企业用工实际成本支出反而明显增加，一些企业经营尚难以为继，更不用谈新增投资。需要在规范社保征缴的同时，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最终减轻企业负担。提高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继续降低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下浮铁路货物执行运价，降低企业用地综合成本，推进物流降本增效。
第四，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应对国有企业设立正面清单和项目指导目录，为民间资本腾出发展空间。进一步放开铁路、能源、电信、市政等领域的市场准入，取消对民间资本设置的附加条件和歧视性条款。在工程招投标和政府采购过程中，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一视同仁。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企业家创新权益。在劳动合同管理上，更好平衡企业和劳动者的权益，支持企业的合理诉求，避免劳动者保护的泛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制度。
第五，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总体定位，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继续膨胀，同时，保障好民众的基本居住需求。未来应在土地报价的基础上，结合住房销售价格等因素确定土地拍卖中标者，抑制地价上涨趋势。推动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一体化，促进建设用地供应主体的多元化，打破土地出让的垄断，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提供基础制度保障。鼓励大型房地产企业转型发展长租公寓，培育一批运营能力强、品牌影响力大的专业租赁机构，鼓励金融机构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专属金融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