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系列文章，分析在既没有任何改革措施，也不实施较重大战略性的发展项目前提下，未来10到15年，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有的文章认为在2%到3%左右，有的计算的更高一些。今天会议有的学者认为未来10年最悲观的测算也在4%，并分析到这一速度会使我们在2030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感觉，这已经不是很“悲观”的数据了，而是很乐观的“悲观”预判。
经济学上有潜在增长速度，就我们国家而言，在特殊的分析范围内，也可将其称之为经过改革等努力，可能实现的增长速度。那么，我们姑且将什么改革和发展措施努力也没有，经济顺其自然的状态，称之为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我们对国民经济未来增长的分析，2014年到现在，时长近6年。期间，用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延后20年关系回归、外推等各种不同的办法进行了测算。先是2015年，我们对20年前人口增长与20年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建立了相关性很高的模型。我们用这一模型推算2015年到2035年间，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从7%在5年内下降到5%左右，再5年中下降到4%，后来的10年中可能在2.5%到3%之间徘徊。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数据测算，2020年到2035年间，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2.8%多一些。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当时也很不肯定。因为那时许多机构和经济学家提出了V型增长，L型增长，甚至还会高增长多年等判断，但是情况不尽人意。从这几年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看，虽然稍有偏差，但确实是沿着我们当时模拟的轨迹在变动。
我们也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长周期中前20年人口增长与后20年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建立了外推法的模型。二者影响的相关程度也很高，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们上述分析的可靠性。
去年我们又将人口因素(劳动力)作为内生变量代入全要素生产率模型，考虑到劳动年龄人口在收缩，2020年到2035年间，年均减少700多万，按照“投入劳动力减少—创业就业人数减少—居民收入相应减少—有支付能力需求减少—原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生产能力相应需要出清—资本规模相应收缩”(这几年的去产能，实际印证了这一传导机制的作用过程;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可能使去产能常态化)的传导机理，相应地对资本设置了资本收缩率系数，假定未来余值贡献从目前的水平提高到60%，也假定什么改革和发展举措都没有，其自然经济增长速度也为2.8%左右。
最近，国内外有苏剑和易富贤等学者，质疑目前的人口规模不是近14亿，而是12.8亿左右。我们又按照这个数据，推算了1990年以来，特别是2000—2015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据其用外推法计算了2020年到203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只有0.98%，这个数据着实吓了我们一跳。我们又基于他们的这一人口数据，用内生法计算了2020到2035年，什么改革和发展举措也没有的增长速度，为2.15%。我们分析，可能是未来教育、技术进步等增长贡献会越来越大。因而，这里也姑且将人口形势更为严峻格局下，未来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判断在2.2%左右。
我们预判在2020年到2035年间，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在2%到3%之间。由高收入国家门槛线变动数据计算，“门槛”平均上行速度为2.47%，未来不是静止的，还将以一定的速率上升。2019年我们即使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也还有25%左右的差距。况且，一般来说，世界许多国家GDP中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比例分别是60%到55%和50%到55%。但是，我们2018年的数据，只有43%到30%，偏差较大。
我们的预判是：2020到2035年间，没有大的改革和发展作为，2%到3%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社会发展走不出中等收入阶段，可能是一概率很高的事件。
国内预判未来经济增长的方法，多用以索洛模型为扩张的方法。中国是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正处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利用土地占国土面积的比率还有上升的空间。因此，与索洛模型的许多假设条件有着程度不同的差距。要素不完全自由流动，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状态。如土地要素不一定通过交易而是行政配置，不能市场交易定价，许多土地因没有价值而没有资产化，没有进入资本K。如果可利用土地是增长的，那么土地要素L为不变量也不成立。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国家土地的资产化和资本深化、国土利用率提高，就是经济增长潜力的来源，假设可利用土地要素增长为零，不提高土地利用率，也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转轨国家，其体制改革，就是增长潜力的来源。索洛模型各种假设条件、既定状况，不改革在中国也是不会存在的。因此，简单拿数据套用索洛模型正算，来预判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会有很大的偏差。
那么，对于正在不断发展和不断向市场经济改革的国家，如何将基于市场经济的索洛模型，用于预测分析，这是一个难题。比如我们常说，推进某项改革会有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这是一句定性的判断。那么，如何用定量来分析，因体制条件都看起来是定性的状态，似乎较为困难。
我认为，需要在学理上对此突破，寻找一种新的思路、逻辑和方法，构建新的符合转轨国家经济增长分析的模型体系。
一是在思路上：(1)考虑将各种假设条件标准化。以发展的同阶段进行比较，比如用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水平发展状况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同样水平时城市化率、农业就业率等指标比较。以竞争还是非竞争进行比较，如资金收益率和贷款实际利率，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比较。以同类型比较，如中国与同样转轨国家的宏观税负率比较。(2)将比较差距数据化。同样发展阶段中，中国城市化水平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滞后了20个百分点左右，农业就业劳动力比率比土耳其、墨西哥和马来西亚等国家高出一倍，宏观税负率比转轨国家高出7个百分点，许多土地没有资产化，应该有价值却没有价值等。
二是在逻辑上，以按照标准“应该有，但是没有”、“应该有多少，但是没有那么多”和“应该有那么多，但是比应该有的多”的反事实法，改造索洛模型，可以将差距数量代入，反算不符合标准造成的要素配置和投入产出损失;用其条件还原法，即努力达到标准，可以代入模型还原各项条件，即计量各项改革会有多大的经济增长潜能。
三、各方面改革的增长潜能是如何分布的?
我们用前述新的思路、逻辑和方法，对未来中国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释放的增长潜能进行了计算。资本方面：一是减税，但是减税降费只是很短暂的三年，每年0.425%的增长潜能。我们后来把希望放在规模较大的国企改革，我们也是按照权益资本和信贷资金、债市资金优化配置，在国有企业和民企之间，我们假定国有企业全部改革理顺，从2020年开始的16年中，每年的平均增长潜能也是很低，把减税和国企改革一起算，大概0.3%左右。。
人口迁移改革，即关联的户籍、教育、居住、土地产权化和使用退出等体制改革，我原来估计每年肯定会有1%到2%的增长潜能，蔡昉也是这个观点。但是计算结果非常悲观，非常失望，就是按照全要素生产率去推，把人口未来的劳动力规模变量，及其在不同领域转移变量，都代入计算，2020到2035年，前6年平均为0.5%左右，中五年为0.2%，最后五年增长潜能竟为0。什么原因?最后发现未来15年每年劳动力的收缩平均规模800万，把它抵消了。我刚才讲我们测算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在2%到3%之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的前十几年有统计以来的是平均每年增长2.47%，就是2019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与高收入国家门槛还有2500多美元的差距。未来16年，资本和劳动力两方面的有关体制改革，加起来都不足以把自然经济增长率推高到能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的速度要求，大概率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我们在计算到土地体制改革时，柳暗花明，带来了希望。(1)按照影子价格，农村各类土地价值规模大约在470多万亿元，城镇、工矿、交通和水利等土地也有300多万亿元，其中可交易和再资本化土地150万亿元。(2)如果推进其硬化使用财产权、可交易和延长土地使用权年限等体制改革，其配置、资本化、以地为本创业、投资、建设、运营等，2020年到2035年，年均可形成1.5%到2.5%的增长潜能。(3)即使按照有学者分析的，现在中国人口只有12.8亿，经济增长也可以进行挽救。中国是个国土大国，已经利用土地占国土面积只有71%，只是水资源分配不均，如果调水扩土，增加可利用土地要素，每年也可带来1%到1.5%的速度。
总之，城乡土地体制改革占到改革总增长潜能的70%到80%。
四、一项土地改革可以解决宏观经济及调控的两个难点
除了上述的人口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以外(这在20年内已经无法改变)，还有一个下行压力是，农村常住居民与进城农民工收入较低，不能平衡工业品造成的生产过剩。粗略的判断一下，农村5.6亿多常住居民和2.3亿多农民工，共8亿人口他们工业品的消费阶段在中期，没到后期，工业化时代是高增长阶段，原因在于工业生产的大规模化、标准化和专业化，分工协作，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在43000元左右，其工业品消费已经到了中后期，收入增长的工业品消费需求弹性较小。而8亿农村户籍人口的工业品收入增长消费需求弹性较大，他们有支付能力的工业品消费需求能力很弱。而服务业存在的过剩容易及时出清。
宏观调控的第一个难点是：如果工业生产的产品，不能大规模和高比例出口，城镇居民购买工业品意愿下降，则会生产过剩，过剩就是萧条，就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
第二个难点，现在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都陷入低利率、低增长、低速度、高负债、多货币状态。搞财政政策，放出货币，但是它没通胀，没有把增长推起来。你的财政赤字，你上的项目要发出去货币，货币最后贷款也好，国债也好，银行要发出去货币。然而，货币发行的基础是什么。发行货币必须有黄金，或者商品的增长，或者每年有很多外汇进来，我们继续放量发下去，却不能象美国一样发到全世界消化，没有资产作为基础，高负债最后会不会崩盘呢?
但是，城乡，特别是农村土地体制改革，一方面，可以增加8亿人的财产性和创业收入，平衡过剩的工业品;另一方面，巨额没有价值的土地的资产化，还有每年调水扩土吸附发行的货币。负债和货币投放及流动有资产基础，完全可以解决宏观调控的第二个难点。
这样的优势条件，许多国家都没有，为何而不为呢?
五、也不要将增长潜能的宝都压在教育、AI和服务业上
有的学者提出，人口问题并不可怕，我们可以用教育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获得增长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劳动力少了，我们也可用技术进步，如AI替代劳动力，形成新的增长潜能。
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首先是产生人的各种各样和不断增加的需求，其次是按照人的需求，组织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因而，国民经济是供给与需求同时作用而增长。没有生产和供给，就没有所用的产品和服务;但是没有人的需求，就根本没有必要进行生产和供给。
人口减少了，人类的需要也就减少了，那么，高素质劳动力和机器人创造的产品和服务，谁来消费和享受?在劳动力增长上行时，或者零增长时，萨伊定理成立。然而，当劳动力，特别是经济主力人口连续和长期负增长时，随着创业就业的收缩，收入在收缩，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也在收缩。如果下行曲线的坡度太陡，生产能力，特别装备厂房等资本不能及时出清，而且还是连续不断的需求收缩，要求过去形成的产能要不断地出清，过剩将会常态化。这时，生产自动创造消费，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市场需求环境荡然无存。结果发生资本利用率不足，其投入不变但产出相对被迫收缩，其实侵蚀了“广义技术进步的贡献”，即产出的余值部分。2012年以来，中国所谓的经济效率下降，其实并不是这几年技术没有进步，而是产能利率用降低，损害要素正常产出，抵消余值所致。
在产出已经过剩，未来可能会常态化的情况下，提高人口和劳动力素质，一个人干几个人的工作，由高素质劳动者操作机器人来替代一般劳动力，一是产能本来就过剩，再增加产出，会导致生产的更加过剩;二是AI机器人等属于资本，低素质劳动力人数也并不少，并有其寿命，也不能马上出清，AI、资本和高素质劳动者分配过多，低素质大众分配较少，会导致分配扭曲的生产过剩，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更大。
网络、移动通讯、大数据、算法及AI等技术应用、商业和产业化，到底能够带来多少GDP需要认真核算。一是许多实际上是节约成本的技术，或者说它减少了低效率的GDP，如实体店，纸质通信和媒体，减少了商店、银行和工厂的劳动力，也减少了其工资、原料、折旧等GDP，当然也增加了一些快递、网店等就业机会，虽然从效率上讲应该减少，但是，GDP和就业的减加相平衡，到底贡献多大?
还有如刚才将的，AI等替代了劳动力就业，意味着工资GDP的减少，知识、技术和资本GDP的增加，工资意味着大众消费需求，AI和资本GDP更多的是供给，消费需求和供给怎么进行平衡呢?
其实，很多AI应用和技术进步是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而不是生活内容和生产内容的增加。比如电商、支付、外卖、快递等数字经济，是什么呢?它们将5000克食品，通过所谓的数字经济，变成了10000克吗?没有。外卖的饭菜数量通过数字经济增加和质量提高了吗?也没有。只不过是节约了时间和出行成本。那么，节约的时间和成本，怎么计算新增的GDP呢?
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客观地讲，可能要比我们强得多。但是，他们工业化完成后，技术进步的GDP贡献的比例加大了，但是，并没有将其速度从中低速推向中高速度水平。技术进步对GDP贡献比例扩大与GDP的增长速度，是两回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进入高收入门槛，首要的还是速度，比例是其次。
还有一些学者说，中国未来增长的动能来自于服务业，因为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在上升。还有一些学者说，你看人家发达国家每万元GDP消耗能源、钢铁、水泥等指标要低的得多，我们高得多。关键是人家耐用消费品、汽车、住宅等建设和满足的工业化已经完成，都去旅游和欣赏歌剧去了，当然用不了那么多能源和资源消耗。你8亿农村户籍人口的高品质住宅、厕所、厨房、耐用消费品、汽车等还没有达到，工业化消费也只是到了中期，你的GDP能大部分是不消耗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旅游和唱歌吗?
服务业在GDP的比例上升，特别是过了50%和60%后，增长速度很快就从中高速，跌入中低速，甚至跌至低速。对此，可以对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数据。也可以去研读鲍莫尔所著的文献，他解释到，服务业许多不能大规模、专业化和标准化，而是小规模、非标准，因此其劳动生产率提高很慢，并且劳动力成本很高。因此，对于经济增长，是促退因素。
因此，服务业也是如此，即其对GDP贡献比例的扩大，并不是其有很大增长潜能的结果。再重申一次的是，GDP的贡献比例和增长潜能，不是一回事。比例扩大的变量，并不一定是有增长潜能的变量。
六、发言结语
由于中国力度太大和时间太长的人口控制，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要大得多的下行压力，没有改革和发展方面的大的举措，进入不了高收入门槛，是大概率事件。教育、AI、数字经济等等，一定要竭尽全力搞上去，但不要将走出经济增长下行的宝压在它们和服务业发展等GDP贡献上升等方面，一是存在着供给与需求的平衡难点，二是工业化后国际上这些因素突然推起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案例几乎没有;三是即使会有推进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天，在时间上也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8亿农村户籍人口的工业化满足，也只是到了工业化的中期;中国体制改革，特别是土地的市场化改革有非常大的增长潜能，中国作为国土大国，也有提高国土利用率和增加土地要素的回旋余地。我们有着走出这次全球性经济下行的独有的优势。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不采取改革和发展措施，或者就凭所谓的人口二次红利、AI、数字经济等，就能实现，可能是一种幻想。最为重要的是推进改革，特别农村土地体制改革，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强他们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去完成工业化和市民化的城市化，再加上调水扩土这样伟大的工程，我们一定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本文为作者2020年1月12日在2019新供给论坛年会暨2019年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